曾经有一个朝代，她妩媚风流而成为国人民族性的象征；曾经有一个朝代，她绚烂逆流而孕生过一位盛世女皇；曾经有一个朝代，她艺术绽放而在文化上造就了诗歌的辉煌。
若问谁是此朝人？
家住晋阳姓本唐，即李唐王朝是也，享年二百八十九岁，在我国历史上是点赞率最高的朝代。
那么，她是如何缔造的呢？也许简单的回答是李渊父子建立的。试想一个偌大国家的建立有这么容易，三言两语就能缔造一个帝国，把一段历史厘定明白吗？殊不知创业有多艰，在这艰难困苦的过程中，不知有多少红颜为历史披红戴绿而被无情地忽略。守业更比创业难，殊不知又有多少巾帼生命因此而短暂消逝。
历史就像个患了失忆症的老小孩，粗枝大叶的脾性与气质又不知使多少红尘往事历历在目地悄悄消逝。
我为历史而笑，这一笑，笑的是历史曾为唐朝的缔造而见证过一位贤后为天地而感昭；我为历史一大哭，哭的是历史曾那么无情地让这位贤后短短三十六年就把她的一缕香魂消耗；我又为历史而幸，幸的是历史不曾因这位贤后的生命短暂而忘了把她的青春悠长祭悼。
她是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如今，她芳魂有感，要和我们一起诉说那些年她和李世民的那些可堪回首的那些事。
长孙皇后出生于隋仁寿元年（公元601年）二月六日，小字观音婢，长安人。母亲高氏出身北齐皇族宗室，父亲长孙晟是北魏拓跋氏宗室之后，在隋朝官至右骁卫将军。她从小爱好读书，并接受了一整套正统的教育，拥有知书达理、贤淑温柔、正直善良的品性。在她年幼时，一位卜卦先生为她测生辰八字时就说她将来必“坤载万物，德合无疆，履中居顺，贵不可言”。也许未来的可贵与显达正是以现实中的残酷命运为基础和代价的。对于此时的她而言，好景不长，到大业五年（公元609年）时，父亲长孙晟逝世。无论是哪个年代，一个再怎么好的家庭一旦失去了父亲，对于这个家庭及其成员来说都是莫大的不幸。而祸不单行的是，在丧父不久，年仅八岁的她与母亲和哥哥长孙无忌一起被异母兄长长孙安业赶出家门。其母在万般无奈之下就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投奔哥哥高士廉。
据说高士廉“少有器局，颇涉文史”，与薛道衡、崔祖浚并称先达，结为忘年之交。如此颇具名士风度的人自然不会嫌弃自己的妹妹，他将高氏与长孙兄妹接回家，对他们十分照顾。想来，这也许是上天对她的眷顾，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后来高士廉被贬为硃鸢主簿要远赴岭南上任，为了安顿好妹妹一家，特意将自己的大宅卖了另买了座小一些的宅子安置好他们。高士廉又见唐国公的次子李世民平日表现非同一般，便做主将外甥女许配给李世民为妻。其舅可算是慧眼识珠，在姓高时也能站得高，当然也看得远，历史成就一位贤后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可事实上终究是成就了，从这一点来说，高士廉可以说是功不可没。若同汉朝的吕后相比，高士廉比吕后她爹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呢，简直可用天渊之别来形容了。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年近十三岁的长孙氏正式成为李世民的妻子。她年龄虽小，但已能尽行妇道，悉心侍奉公婆，相夫教子，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小媳妇，深得丈夫和公婆的欢心。那么，李世民究竟是怎样的一位丈夫呢？这只有历史和历史上的长孙皇后知道。因为我们没有月光宝盒穿越到他的时代里去和他相识相知，也不可能道听途说地去对他随意描摹刻画。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如果史书的记载是真确的话，那么他不仅是位好皇帝更应该是个好丈夫了。
据记载，李世民年少有为，文武双全，十八岁时就本领过人；二十岁便有王者风范，能折节下士，广纳贤才；二十一岁随父李渊在太原起兵，亲自率军攻下隋都长安，使父登上天子宝座，成为大唐王朝的开国之主——唐高祖。李渊称帝后，改元武德，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册封其妻长孙氏为秦王妃。秦王负责节制关东兵马，数年之内，他挥兵扫平了中原一带的割据势力，完成了大唐统一大业；唐高祖因之加封他为天策上将，位置在其他诸王公之上。在李世民南征北战期间，长孙王妃紧紧追随着丈夫四处奔波，为他照料生活起居，使他能在繁忙的战事之余得到一种清泉般温柔的抚慰，从而使他在作战中更加精神抖擞，所向无敌。
李世民被封为天策上将后，便享有特殊的权力，能够自设一套官署，已然一个小朝廷的架势，当时归于他麾下效劳的文臣武将真可谓贤臣如云，势力盖天。李世民权势渐长的局面，自然令当时的太子李建成坐立不安。于是猜疑和嫉妒之心萌生，他便联合三弟李元吉企图谋害同胞兄弟李世民。可阴谋却被李世民手下的谋士察觉，迫于无奈，在大舅子长孙无忌和谋臣房玄龄的力劝下，李世民终于痛下决心，在玄武门除掉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这段骨肉相残的故事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玄武门之变，这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历史的口舌太杂，喜欢乱嚼舌根的滚雪球式的渲染。像类似的残忍的历史事件不可胜数，这也许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谓的“家族相似”的道理吧！天生在皇家，历史上又有几人能幸免呢？
玄武门之变后，没过多久李世民被立为太子。事实上，其父李渊心中最赏识的当然是他这个二儿子。对于这种骨肉相残的惨剧，长孙王妃原本是极力反对的，但面对残酷的政治斗争，她一个女子又能怎么样呢？她只好勉力地去理解丈夫。
其实，当李世民与李建成之间的嫌隙日益加深之时，她对唐高祖尽心侍奉，对后宫嫔妃也殷勤恭顺，极力争取他们对李世民的同情，竭力消除他们对秦王的误解。
而在政变前夕，她又对秦府幕僚亲切慰勉，左右将士无不为之感动。政变之所以能顺利成功，长孙王妃竭力地发挥自己温柔的一面起到了润滑政治的作用，这也许就是老子所说的柔能克刚的道理吧！
李世民被唐高祖立为皇太子后，长孙氏也被册拜为皇太子妃。不久，李世民升储登基，十三天后就将自己的妻子长孙氏册立为皇后。同时，并追赠自己的岳父长孙晟为司空、齐国公，谥曰献。从上述历史线索的来情去意，似乎可看出女以男贵，长孙氏之所以能一步步登上母仪天下的后位好像完全是由其丈夫来决定的。
这当然不假，可我们的历史呈现给我们的仅仅是表面的故事，而幕后的真实和心酸又有谁知呢？何况历史的叙述始终是以男性为主角的，女性再伟大也只是个陪衬而已。这也许就是历史的苍白与残酷，它永远都不是真正的文学和艺术。事实上，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站着一个伟大的女人。唐太宗大治天下，盛极一时，除了依靠他手下的一大批谋臣武将外，也与他贤淑温良的妻子长孙皇后的辅佐是分不开的。
长孙氏贵为皇后，却并不因此而骄矜自傲，她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贤良恭俭的美德。对于年老赋闲的太上皇李渊，她十分恭敬而细致地侍奉，每日早晚必去请安，时时提醒太上皇身旁的宫女怎样调理他的生活起居，像一个普通的儿媳那样力尽着孝道。对后宫的妃嫔，长孙皇后也非常宽容和顺，她并不一心争得专宠，反而常规劝李世民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妃嫔，正因如此，唐太宗的后宫很少出现争风吃醋的韵事，这在历代都是罕有的。
和隋文帝的独孤皇后相比，独孤皇后虽然曾把后宫治理得井然有序，但她靠的是专制的政策和手腕；而长孙皇后只凭着自己的端庄品性，就无言地影响和感化了整个后宫的气氛，使唐太宗不受后宫是非的干扰，能专心致志料理军国大事。虽然长孙皇后出身显贵之家，如今又身为天下至尊，但她却一直遵奉着节俭简朴的生活方式，衣服用品都不讲求豪奢华美，饮食宴庆也从不铺张，因而也带动了后宫之中的朴实风尚。作为天下最有身份的女人，长孙皇后这样的举动不是为了塑造自己的高大形象，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配合唐太宗休养生息、恢复国力的政策。唐朝建立伊始，天下初平，百废待兴，为了恢复国力，太宗皇帝提倡简政，而长孙皇后此举正好是以身作则，用行动来支持自己丈夫的国策，用委屈自己的方式当天下的楷模。
长孙皇后品性高洁，是个懂政治但不干预政治的圣德贤人，她的优点如光普照。她之所以能成就贤圣之名，当然和其丈夫的默契配合分不开。否则，在封建时代一个女人的才德是没有机会展现的，如果得遇昏君那可能就是冷宫待遇了。
由此说来，李世民不仅是明君也是堪配长孙氏的奇男子与好丈夫。当然，长孙皇后的所作所为，她的明理大义其丈夫是深知的。唐太宗也就对她十分器重，回到后宫，常与她谈起一些军国大事及赏罚细节；长孙皇后虽然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女人，但她不愿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干预国家大事，她有自己的一套处事原则，认为男女有别，应各司其职，因而她说：“母鸡司晨，终非正道，妇人预闻政事，亦为不祥”。太宗不听，还是对她说得滔滔不绝，但她始终都沉默不语。但太宗却坚持要听她的看法，最终长孙皇后拗不过，说出了自己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见解：“居安思危，任贤纳谏而已，其他妾就不了解了”。她提出的是原则，而不愿用细枝末节的建议来束缚皇夫，她十分相信李世民手下那批谋臣贤士的能力。李世民也因此牢牢地记住了贤妻的“居安思危”与“任贤纳谏”这两句话。于是，在天下太平时期，他始终坚持督促将士勤习练兵，对内对外都不放松警惕，以至国家长期兵精马壮，丝毫不怕有外来的侵犯。
至于任贤纳谏一事，唐太宗深受其益，因而也执行得尤为到家，他常对左右说：“人要看到自己的容貌，必须借助于明镜；君王要知道自己的过失，必须依靠直言的谏臣。”而敢于犯颜直谏的耿介之士当非魏征莫属，他不仅力劝大到失政，也忠谏到细微之事。
有一次，太宗兴致突发，带了一大群护卫近臣去郊外狩猎，正待出发却被魏征因时值仲春不宜出猎而站在路中坚决拦住太宗的去路，太宗怒不可遏，下马气冲冲地返回宫中，左右的人见了都替魏征捏一把汗。太宗回宫见了长孙皇后，犹自义愤填膺地说：“一定要杀掉魏征这个老顽固，才能一泄我心头之恨！”长孙皇后柔声问明了缘由，也不说什么，只悄悄地回到内室穿戴上礼服，然后面容庄重地来到皇夫面前，叩首即拜，口中直称：“恭祝陛下！”她这一举措弄得丈夫满头雾水，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因而吃惊地问：“何事如此慎重？”
长孙皇后一本正经地回答：“妾闻主明才有臣直，今魏征直，由此可见陛下明，妾故恭祝陛下。”太宗听了心中一怔，觉得皇后说的甚是在理，于是满面阴云随之而消，魏征也就得以保住了他的地位和性命。由此可见，长孙皇后不但气度宽宏，而且还有过人的机智。她不仅是口头上称赞魏征，而且还派中使赐给魏征绢四百匹、钱四百缗，并传口讯说：“闻公正直，如今见之，故以相赏；公宜常秉此心，不要转移”。
魏征得到长孙皇后的支持和鼓励，更加尽忠尽力，经常在朝廷上犯颜直谏，丝毫不怕得罪皇帝和重臣。也正因为有他这样一位赤胆忠心的谏臣，才使太宗避免了许多过失，成为一位圣明君王。可见，一代圣君是他周围的许多人赐予和成全的，在唐太宗的贞观伟业里，长孙皇后是功不可没的。
也许，退一步讲，圣君与贤后的美名应该是双方心心相印而彼此成全和赐予的。从长孙皇后个人的角度来看，高超的家庭生活智慧让她获得了一世贤名，更为她赢得了一生宠爱。她不争不佞、顺势而为，善于疏浚意见和引导情绪。她的温柔里藏着一丝坚持，她从来都不会盲目地顺从和肯定，而是对事情有见识有态度；她的坚持了又透着一股圆融，她绝不会一味否定，而是总能于平淡处细细道出事物的另一面。
只可惜，我既怨历史也恨苍天。为什么这种双方心心相印而彼此相互成全和赐予的美景是这样短暂，要让我们这位皇夫和贤后天各一方。贞观八年（公元634年），长孙皇后同太宗一起去九成宫（在今陕西麟游）避暑时，身染疾病，且愈来愈重，服用了很多药物，但病情却并未缓解。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六月，她的病拖了近两年时间之后，在最后弥留之际与皇夫作了最后诀别，嘱咐他要善待贤臣，不要让外戚位居显要；并请求死后薄葬，一切从简。
说完后，她抛下了少年时代相依相伴至今的丈夫，抛下了刚刚弱冠的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抛下了出嫁不久的爱女长乐公主以及更为年幼的四个儿女，崩逝于长安太极宫立政殿，年仅三十六岁。同年十一月，葬于昭陵。
唐太宗并没有完全遵照长孙皇后的意思办理后事，他下令建筑了昭陵，气势十分雄伟宏大，并在墓园中特意修了一座楼台，以便皇后的英魂随时凭高远眺。这位圣明的皇帝想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贤妻的敬慕和怀念。长孙皇后以她的贤淑的品性和无私的行为，不仅赢得了唐太宗及宫内外知情人士的敬仰，而且为后世树立了贤妻良后的典范，到了高宗时，尊号她为“文心顺圣皇后”。
长孙皇后盛年而逝，留给丈夫、儿女的是无穷无尽深重的哀痛。唐太宗面对妻子的离世悲恸万分，诸位皇子公主也悲伤异常，尤其是晋王李治，哀慕感动了周围的人，唐太宗亦十分心疼，于是做出了令世人瞩目的举动：亲自抚养长孙皇后的一双儿女晋王李治与晋阳公主，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亲自抚养皇子的皇帝，也是唯一一位亲自抚养公主的皇帝！生命短暂，青春悠长，也许只有在彼此惺惺相惜的深刻缱惓中才能感知生命在此时此刻的伊伊消逝；那呤呤希冀不舍的青春才化作缕缕香魂在心际因念念不忘而余音悠长。
豆蔻女子，温婉灵慧。英雄少年，有为清俊，天赐良姻，迫于成婚，却心心相印。一入侯门，从此为君挽青丝。长孙皇后，名留青史，她美丽动人，聪明稳重，宠冠后宫；她宽仁大度、从不嫉妒、争风吃醋，却拥有一代圣君深深的爱，从不摄政，却总以古事劝谏夫君，辅助夫君，完成千秋大业。从此便用短短三十六载的委婉人生为君谱写仅仅二十三年那稍纵即逝的遗世悲歌，曲尽人散，令人此恨绵绵无绝期；扼腕长叹，令人忆君迢迢隔青天。
长孙皇后，她的生命虽已悄悄远逝，但她青春的音容笑貌与灵魂却烙印在她同代人乃至无数后来者的心中。那些逝去的往事似乎仍历历在目，清晰可见。
犹记当年和太宗在九成宫避暑散步时发现了丹霄殿西面的醴泉，在为高祖梳头戴冠时感慨“至尊年已高，头发都全白了”的画面……宛若在梦中，仿佛是现实；现实即梦，梦即现实，古往今来又有几人能说清道明呢？她在短暂的生命旅途中既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他人。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当下，她都是值得我们倾心仿效与追慕的人。
她的生命岁月没有长度，但在这有限的生命里蕴含着厚重而富有灵气的宽度与深度。
她的青春不因生命无长度可言而逊色无光，反因此而彰显得更加亮丽婉转、动人悠长。
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
梦不见缘已尽文德皇后，忘不了层观登高眺昭陵。
展不开的夜色萧萧，捱不明的废寝中宵。
唯堪叹，梦也遥遥，与君朝朝且暮暮。
留挽郎，只见青山隐隐，绿水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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