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浙江省宁波市霞浦镇霞南村的一个山坳里，住着一位年过八旬的老汉。老汉的住处距离村子不远，但无论老人的三儿子怎么劝，他都坚持不肯下山回村子居住，一定要住在山上，为他的二儿子“守坟”。
自古以来，都是儿子为父亲守坟，这“父亲为儿子守坟”的事情，不合道理。老三经常听到村民议论此事，心里不是滋味。每次上山看望父亲的时候，都会提及此事，劝父亲下山。但老父亲却不为所动，截至1951年，他已经整整为二儿子“守坟”24年了。
一天，老三再次上山看望父亲时，发现父亲没在家，便扭头向二哥的坟墓走去。他知道，父亲不在家，就一定是去“看二哥”了。
果然，老三远远就看见了父亲，正坐在二哥的墓碑旁抽着烟。当老三来到父亲身边时，刚要责问他这么大年纪为什么还要乱跑时，发现老父亲的脸色有些难看。他眉宇紧皱，不停地大口吸烟，老三见状将原本想说的话又咽了回去。
半晌，老汉放下烟袋，将烟袋锅翻转过来，在一旁的石头上敲了敲，略微蹒跚地站起身来。老三见状，急忙上前扶住父亲。老汉见到老三后，浑浊的双眼突然变得有些坚定，对三儿子说道：“不用管我，去村里叫几个人，让他们带上铁锹，把你二哥的坟挖开。”
挖二哥的坟？老三听了有些吃惊，但他见到父亲的眼神，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深知父亲固执性格的老三，没有多说什么，转身向村子里跑去，叫人去了。
村民听说老汉要挖自己二儿子的坟，都感到非常诧异。因为村里的老人都知道，老汉已经为儿子守了24年坟，若谁敢动他二儿子的坟，他肯定要拼命，此时怎么自己又主动找人挖坟呢？
虽然不理解，但老汉在村里德高望重，他提出要求了，村民们也没有理由拒绝。在老三的带领下，众人来到二哥的坟前，得到了老汉的同意后，众人开始挥动铲子挖坟。很快，老汉二儿子与妻子合葬的墓被挖开，妻子那边没有动，只打开了二儿子的棺材。
老三和村民带着好奇，一直盯着看。随着棺材被打开，棺材内的情况展现在大家眼前，里面没有老二的遗体，只是一个衣冠冢。在棺材的中间，端端正正地摆放着一只破箱子，一看就知道已经有些年头了。
老汉看见破箱子以后，眼泪立刻就不受控制的从满是皱纹的老眼中涌了出来。睹物思人，他想念已经杳无音信20多年的二儿子了。片刻后，重新冷静下来的老汉，颤巍巍地对众人说道：“把这个破箱子取出来。”
按照老汉的指示，众人将破箱子从棺材里取出来，搬到村子里后送上了车。老三根据父亲的叮嘱，带着这些文件和书刊独自回到了上海，将它们上交给相关部门。此后的许多年里，这些文件和书刊中，有21件相继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八旬老汉为何突然要挖开守护了24年的二儿子的坟墓？他取出的破箱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文件和书刊，竟然能被列为国家级文物？这一切，还要从老汉和他的二儿子说起。
这位年过八旬的老汉名为张爵谦，在霞浦镇霞南村土生土长，世代为农，靠几亩薄田为生。老汉年轻时很上进，意识到几亩薄田只能维持家里人的生存，却永远改变不了生活质量。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他自学厨艺，技艺小成后，做起厨倌。
张爵谦的厨艺逐渐在老家周边的村子传开，只要谁家有红、白事儿，都会请他掌勺。因此，张爵谦也多了一份赚钱的渠道，生活要比同村的人好上一些。不过，旧社会的压榨与盘剥，如同大山一般压在百姓的头上，通过努力改善生活尚可，但想通过努力改变生活，无异于痴人说梦。
多年的辛勤劳作，张爵谦以农民和厨倌的双重身份赚钱，虽然无法大富大贵，但手头总算是比其他人要宽裕一些。
1898年，张爵谦的妻子为他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孩子出生的那天，张爵谦高兴万分，因为妻子又给他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彼时，讲究的是“延续香火”、“开枝散叶”，二儿子的降生，无疑令张家再添荣光。
欣喜之余，张爵谦给二儿子起了一个比较文静的名字，叫张静泉。张静泉自幼乖巧懂事，又机灵聪明，深受张爵谦的喜爱。张爵谦不是普通农民，他的思想颇为先进，因为意识到种田、努力无法突破被压榨的桎梏，便有意培养张静泉，希望能给儿子留一个改变现状的机会。
张静泉长大以后，张爵谦宁愿多辛苦一些，也坚持要供他读书。怀着“读书改变命运”的想法，张爵谦将二儿子送进他的堂兄张晚荷所主持的霞浦学堂，正式开始学习生涯。张静泉不负父亲所望，进入学堂后刻苦用功，加之天资聪慧，很快就在同学内名列前茅。
张晚荷按照辈分算是张静泉的堂兄，但他的年纪却与张爵谦相当。张晚荷很有学问，是清末的秀才。但他的思想却并不迂腐，对于封建社会那一套弃之如敝履，反而对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极为追捧。
因此，张静泉在张晚荷的影响下，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思想深植他的脑海，他在张晚荷处，得到了最初的思想启蒙。
随着时间推移，张晚荷能够交给张静泉的东西越来越少，鉴于张静泉一直以来的优异表现，张晚荷亲自找到张爵谦，劝他继续将张静泉送去镇海县立中学深造，别浪费了他的学习天赋。
此时张爵谦的处境，与张静泉刚出生时已经有了天壤之别，算上张静泉在内，张爵谦共育有四个儿子，三个女儿，家庭负担已经很重了。但张爵谦仍坚持“读书改变命运”的想法，勒紧裤腰带，坚持继续供张爵谦深造，到镇海县立中学继续深造。
老一辈人都清楚，在那个年代，肯供儿子读书的父亲不多，有条件供儿子读书的人更少。所以，张静泉在当时算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不过，这种近乎“押宝”一般的做法，令张静泉内心不安，他不愿意因为自己一个人读书，导致家里的父母、兄弟姐妹都背负上沉重的负担。于是，在张静泉16岁那年，他毅然选择结束自己的读书生涯，外出打工，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
上海的南京路上有一家很著名的老凤祥银楼，张静泉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这家银楼打工。20世纪20年代初，旧中国的经济状况并不好，但上海作为中国的大都市，经济相对繁华，在张静泉进银楼打工时，大小银楼已经有33家。从事这项行业的工人，也有2000余人的规模。
但彼时不比今日，如今打工可以自由择业，各水平的人才都能寻找到适合自己就业的地方。但张静泉打工的时候，就业环境非常差，与在家务农的父亲一样，逃不开资本家的剥削和压榨。
张静泉初入银楼工作时，只能从学徒做起。最重要的是，银楼行业的“学徒”，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学徒工”有很大不同，不仅每天要工作十余个小时，有时候甚至还要通宵工作，而且每个月的收入最低只有2元，最高只能拿到8元。
即便如此被剥削压榨，资本家仍不满意，还给“学徒”设置一个长达5年的时限。那么，是不是只要在一家银楼干满5年，就可以转为正式工人了呢？
当然不是，资本家为了延长获取低廉劳动力的时间，在学徒干满5年，正式出师后，还会安排为期一年的义务劳动期，挺过这一年，才能如愿转正，成为银楼的正式员工。至于学徒在临近转正之前犯了错误，还要面临被雇主无理解雇的风险，多年的努力顿时化为泡影。
在上海经营银楼的资本家们，为了防止学徒们反抗，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名为“银楼公所”的机构，以维护银楼的各方面利益。反观在银楼打工的工人们，虽然人数众多，却没有凝聚力，始终是一盘散沙，根本没有反抗资本家剥削的能力。
张静泉在银楼做学徒工期间，阅尽了金银业工人的辛酸，也亲身感受过了资本家的剥削与压榨。然而，在中外反动势力的镇压下，工人们无力反抗，只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无法改变被盘剥的现状，张静泉对此也深感无奈。
1920年，周剑云创办了《解放画报》，张静泉看过《解放画报》后，思想受到很大的震撼，心底萌生了革命的种子。
张静泉对底层劳苦大众所处的环境极为了解，对资本家的压榨深恶痛绝，他饱含愤怒地给周剑云写了一封信，在信中痛心疾首地说道：
“因为劳累和资本家老板的阻拦，他原有的数年读书功底，被当学徒后的多年劳作消灭完了”。
随着接触的进步书刊越来越多，张静泉明白了更多的革命道理，坚定了革命的想法。同年，他加入了工商友谊会，开始参加各种群众集会。次年，张静泉与七八位志同道合的人，组成了一个小团体，创办了一所露天学校，积极尝试循环自修。
在这个过程中，文化水平远高于普通工人的张静泉，很快在人群中凸显出来。注意到张静泉的革命组织，对他非常重视，产生了重点培养的想法。
1921年4月，张静泉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为了避免家人遭到反动势力的迫害，他改名为张人亚。为了确保读者朋友们阅读连贯，后续仍使用“张静泉”这个名字）。张静泉初心不改，在革命团体中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以后，心中一直想着的头等大事，是如何改变上海金银业工人的弱势地位。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此次重要的会议上，《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顺利通过。《议案》之中，提到了两点很重要的原则：
其一，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
其二，党的内部必须有着严密的、高度集中的、有纪律的组织和训练。
基于中共二大会议精神，旨在改变金银业工人弱势地位的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了。第一任俱乐部主任，经过众人推举后，由张静泉出任。
在俱乐部成立大会上，张静泉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在会上阐明了俱乐部存在的意义，承诺未来将俱乐部打造成“保存工人生命的机关”。
同时，张静泉也指出，想要达到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金银业工人自身要努力，俱乐部会“补受教育训练知识”，提升工人的从业技能。俱乐部还提倡工人进行正当的娱乐和一切有兴趣的事情，以此丰富工人的精神生活。
张静泉是“学习”的受益者，所以他希望每一个工人，都能够得到学习的机会，抓住学习的机会。同时，张静泉也是一个饱受资本家剥削压榨的工人，对金银业工人的痛苦非常了解。俱乐部在他的带领下，成立不久后，就积极展开了为工人们争取权益的工作。
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向资本家们提出了5点要求：
1、增加薪资；
2、学徒年限减为３年；
3、星期日休息；
4、废除包工制；
5、改良待遇。
短短的5点要求，却每一条都击中了资本家的要害。面对俱乐部替工人们提出的5点合理要求，资本家们选择了无视的同时。还趁机对俱乐部发难，将张静泉等三位主要负责人给开除了。
资本家们的做法，立即激怒了工人们，他们为了保护张静泉等人，在张静泉被开除后，立刻聚集到一处，向资本家们抗议，并增加了两点要求：
其一，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全体工友之权；
其二，收回开除三名执行委员的成命。
早已习惯高高在上的资本家，对工人们的要求仍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气焰十分嚣张！对于资本家而言，工人们只是他们剥削的对象。但他们忘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抗议无果的情况下，工人们选择集体罢工，与资本家们僵持起来。
整整持续了28天的罢工期间，宁波同乡会积极从中调停，为工人们争取到了经济利益。张静泉也顶着中外反动势力的压力，积极四处奔走，为工人们争取更多的权益。这场大罢工，如同石子落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圈圈涟漪。令中外反动势力和资本家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对工人们的态度，改善了不少。
一场罢工，只能暂时缓解受剥削的程度，根本无法杜绝受剥削的情况。经此一事，张静泉意识到，要想推翻压在头上的大山，就要不停的革命。为了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事业，他于1924年10月，前往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继续深造。
张静泉的革命事业进展得如火如荼时，白色恐怖也笼罩了上海，中外反动势力对革命者的残害从未间断，并表现出加剧的态势。
自从张静泉辍学打工以后，为了不牵连家中亲人，便与家里断了联系，甚至书信都未曾写过一封。时间如同白驹过隙，十余年的时间转眼即逝，张静泉的父亲张爵谦，每天都惦记着自己的这个二儿子。
不过，张爵谦对自己的儿子非常有信心，虽然十余年杳无音信，但张爵谦相信，自己的儿子一定在做正经事。
1927年初，已经回国的张静泉，着手筹办上海总工会机关报《平民日报》。《平民日报》正式创办以后，张静泉出任负责人，利用《平民日报》积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张静泉的举动，触怒了国民党反动派，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当局，很快就派人查封了《平民日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张静泉在上海转为地下工作者。随着白色恐怖的状况加剧，张静泉敏锐地嗅到了危险逼近。面对生命威胁，他没有任何惧怕，但他却担心起自己一直以来收集的党章、马克思主义书刊等党内文件的安危。
张静泉即将奉命离开上海之际，他无法携带文件离开，也不忍心让这些党内重要文件落入敌人之手，最终决定将这些文件藏起来。思来想去，他决定将文件带回老家，交给自己的父亲保管。
1927年的一个冬天，张静泉独自一人携带着一箱文件来到霞南村。张静泉走进家门时，张爵谦正在家里干农活，张静泉来到他的身后，他才发现有人进了院子。四目相对之时，张爵谦一下子愣住了，目光中满是难以置信。
放下手中农具的张爵谦，起身走到张静泉面前，父子二人相拥而泣。二人进屋后，张静泉简述了自己的离家经历后，将文件郑重托付给父亲张爵谦，并向他言明了这些文件对于共产党的重要性。
张爵谦接过了儿子给他的文件，深感责任重大，虽然不知道这些文件到底有什么价值，只是凭借对儿子的信任，便接下了这个可能会危及生命的任务。
父子久别重逢，却只能短暂相聚，张静泉担心牵连父亲，不敢久留，两人寒暄几句后，张静泉便起身要走。张爵谦心中不舍，却因为不愿耽误了儿子的前程，强忍着思念，准备送他离开。
临别之际，张静泉对父亲说道：“如果我以后回不来了，您一定要将这些资料交给共产党，这对共产党很重要！”说完，张静泉转身离去，身影逐渐消失在张爵谦的视野之中。
张爵谦返回屋子后，开始思索将这些文件资料藏在何处。对于张爵谦而言，这是一个难题。一来，这些资料非常重要，否则十余年未归的儿子，也不会冒死跑这一趟，必须要做到万无一失；二来，这些资料一旦被国民党反动派发现，势必会牵连全家人，很可能会危及家人生命。
所以，张爵谦必须想出一个万全之策，否则保存重要资料不成，反而会因此蒙受更大的损失。思来想去，张爵谦想到了一个完全的办法。
张静泉离开的次日，张爵谦便开始与村民和邻居哭诉，自己刚刚得到消息，二儿子张静泉在外面死了！彼时，由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许多工人因此遇难，再加上张静泉离家多年未归，是十里八村都知道的事实，对于张静泉已死的消息，所有人都深信不疑。
见目的达成，张爵谦又开始实施下一步计划，开始为张静泉准备衣冠冢。张静泉此前有过一门亲事，但妻子结婚没几年就早早离世了，就葬在离村子不远的山上。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张爵谦决定将儿子的衣冠冢与他的妻子合葬。
张爵谦明白，这些资料未来可能很多年都无法拿出来示人。为了防止损坏，他用油纸包了一层又一层，确保包严实后，才将这些资料装进一口旧箱子里，放入了张静泉衣冠冢的棺材中，从此埋入地下。
这一埋，便是整整24年！张爵谦也整整在山上守护了24年。1951年，张爵谦已经是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他本来打算就这样一直守护下去，等二儿子张静泉回来，由他亲手将文件取出来。
但24年以来，张静泉依然没有任何消息，张爵谦也预感到自己命不久矣，无法继续守护下去。万一自己死了，坚守的这个秘密很可能就永远都没人知道了，反而会耽误大事。张爵谦思索再三，还是决定将此事告诉自己的三儿子张静茂，让他叫人挖坟取出箱子装的重要资料，交给共产党。于是，就发生了前文提到的那一幕。
究竟是什么资料文件，竟然让工作人员如此吃惊，连呼“快上报中央”呢？工作人员之所以如此激动，是因为这批资料文件对于共产党而言，实在是太过珍贵。其中包含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之一，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首部党章。
除此之外，还包括了《共产党宣言》、《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劳农会之建设》 、《列宁传》、《李卜克内西纪念》 等重要文件。列举这些名字，可能有的读者朋友对其重要性不能直观了解，笔者再以更通俗的角度对这批文件做一下介绍。
张爵谦、张静泉冒死保存下来的这批文件资料中，有21件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其中大部分的文件，目前被永久珍藏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以及国家博物馆，足可见其珍贵程度。
此后，张爵谦与张静茂多次发布寻人启事，公开寻找张静泉的下落，却始终没有得到有关他的下落。一直到2005年，张家人通过一篇1932年发表的追悼文章，得知了张静泉已病逝于1932年的确切消息。
原来，张静泉离开家后，于1932年初担任了代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印刷局局长，继续为革命事业做贡献。但由于他长期处于紧张、艰苦、危机四伏的工作环境中，身体积劳成疾，于1932年12月23日，在工作的途中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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