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轻”是自古即有的现象，简单意思就是指文人之间互相看不起。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自春秋而下，两千余年，文人墨客间的口诛笔伐，唇枪舌剑根本就从未止息过。阳货轻仲尼，臧仓毁孟子，李斯与韩非都是荀子的学生，秦王欣赏韩非的才华，李斯由妒生恨，终以政治手段将韩非迫害致死。
班固，东汉官吏、史学家、文学家，潜心二十余年，修成《汉书》。班固因看不起司马相如和扬雄,视他们论颂汉德的文章不是“靡而不典”，就是‘美而不实”，于是自己动手写了“典引篇”炫露自己。还有三国奇才周瑜妒忌卧龙诸葛，唐代卢杞忌妒颜真卿，杜甫不喜陶渊明的风格耳耳。宋明至清，文人间的攻伐非但没有止息，反是愈演愈烈。
宋代杨万里在《答陆务观郎中书》中说道:“古者文人相轻，今不相轻而妒焉。”可见火药味变得浓烈起来了。北宋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敌对，张居正惮忌海瑞，左宗棠妒忌曾国藩的才干，以至于各树门派，群体相轻，各以所长，攻其所短。晚清李慈铭，他的几十册《越缦堂日记》中，文人相轻者已非个别对手，被讥评斥骂的敌方比比可见。
这种现象未必如其表面所显示的那样，只是文人气量宽宏与否的琐细问题，而是与文人写作的兴盛相伴而生。至少对于某些精于写作的文人而言，由于在擅长的文体中浸淫颇深，其所体验到的深层审美经验往往难以为外人道，因此，在评判的方面赋予自身以优越的地位，这恐怕也是“文人相轻”现象形成的内在原因之一。
进而言之，文人的相互轻视的态度，与自我身份的确认也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有自我思想纬度的文人有一套独属于本身的处事法则，他们身上的文人傲骨促进自身性格的桀骜不驯。个人有个人的思想体系，轻而远之不易近人。
当然，“文人相轻”这种负面现象，也并非完全不好。文人只知道趴在人家身后边爬行，他还有他自己么?文人不相轻，文学能有发展么?在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文人相轻，其实不是坏事。只有那种不是在文学上一争短长，而是凭借非文学手段，实施文人相轻，才是真正应该唾弃的。
文人相轻也不一定必然转化为“文人相残”，不到相残的程度，那么“文人相轻”也就不都是坏事。比如说鲁迅先生。今天再看鲁迅先生最优秀的杂文作品，差不多可以说都是回击别人的时候写出来的，也可以说他是在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做文人相轻这个工作。
比如七篇著名的《论文人相轻》、骂郭沫若的《“丧家狗”“资本家的泛走狗”》、批梁实秋的《文学与出汗》、笑林语堂的《拿来主义》等等，而鲁迅穷尽极一生地揭露国民劣根性正是一种最地道、最纯正的文人相轻。反过来说，那些骂过鲁迅或被鲁迅骂过的人，无论是郭沫若，还是胡适、梁实秋、林语堂、沈从文、张恨水等，无一不是在人品和文品上算得上中国20世纪的文化大师的人。
通过这种方式，自知自省，从而成就了自己的独特的文学道路和人文素养。相轻也不完全是负面影响。
三、现代人的“文人相轻”——衍生多元的文学生态而到了现代，“文人相轻”的表现形式随着大众媒体的普及而更加多元化。
无论是名家的互怼，还是一人对抗一个群体，或是一种文学现象的批判（单纯指限于文学领域的讨论）……我们发现这些事件的背后都会衍生出一种积极的研学态度，这种严谨态度自然是作家们该有的，不管是对待自身，还是对待他人，或是整个圈子，我们有理由相信——
文学并不是一群相互吹捧的虚伪文人假惺惺捧起来的，“相轻”的内省和自知必将辐射到外在的对于文学的反思，对于圈子风气的整顿和调节有一定的正向引导，利大于弊。而形成泛春秋战国时代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百家争鸣”
而这些敢于说话和发言的“相轻者”推动文学的讨论和思考，推动作家群体的内省和自知，可以说，他们是文学潮流势兴和转型的主力军。且不论“相轻者”辐射对象对错与否，只要展开讨论，就有了发展的可能性，而这一切，好过人人憋死一口气。拱手虚礼，一潭死水的
文化圈。
而也正如鲁迅先生七论文人相轻一般，打铁还需自身硬，要在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而非凭借非文学手段，实施文人相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