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有机化学读博(纽约大学教有机化学课的老教授翻车)(1)

纽约大学八十四岁高龄的化学教授麦特兰·小琼斯(Maitland Jones Jr.)。 (资料图/图)

中国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最近,纽约大学八十四岁高龄的化学教授麦特兰·小琼斯(Maitland Jones Jr.),阎王没请,居然被面临挂科的学生给“坑”了。在他所上的大课上,有部分学生投诉他给分很低,还有:态度傲慢、不及时回复、评分标准模糊。学校解除了与这位老教授的聘约。此事见诸报端后,难得地在传统媒体上引起了舆论风暴。

我看了一下,主流的声音是:现在学生越来越懒,越来越娇惯,水平也越来越差,成绩不好,怎么反把教授开了?

《有机化学》是美国最难的课程之一。很多想去读医学院挣大钱的学生,梦断于《有机化学》这门必修课。评论此事的多为教师,他们反感学校管理部门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旗号下,给一些难啃的课程注水,讨好学生,让他们有机会学医。未来要是落到这些医生手里,谁敢让他们治疗?要是开腔开颅,只能自求多福了。

还有人让中国教育躺枪:有评论者称,给学生放水,就是给中国送分。人家可都是真抓实干,对学生不留情面的。作为一个读研期间长年打“八十分”(一种扑克牌游戏)的学生,看到这样的评论,不知说什么好,只能大笑三声,匆匆走开。

这一切,也是“疫情后遗症”所致。美国的疫情期间,“学习损失”(Learning Loss)之说应运而生。很多学生的高中阶段最后在网课中完成学习。网课的起始阶段,老师手忙脚乱,问题百出,能连上线,上完一半的内容就不错了。这种“学习损失”播下的毒种,到了大学阶段,开始开花结果。2020年那一年的高中生AP考试,很多科目只要求写一篇作文。当时大家琢磨着能活下来就不错了,卫生纸都抢不到,谁还管微积分? AP考试都没安排教室,学生自己在家考就可以。那一年教育界对学生说不上含情脉脉,至少也是呵护备至,到处大开绿灯。有人AP课就这样过了,进了大学,相关课程免修,突然一下上起了需要相关基础课程的课,其真实能耐一下子就大白于天下了。

在高校工作生涯中,不时听到教授抱怨如今学生水平在下降。人们多责怪手机。在智能手机问世后成长的学生,注意力普遍下降,难以全神贯注很长时间,这也使得他们的成绩比过去更为糟糕。抖音这种短视频问世后,更是使得教授在课堂或者视频上的长篇大论魅力锐减。教授仍按过去的要求来学。美国媒体多按这种思路,谴责学生今不如昔,批评学校管理者不该屈从学生压力,开走教授。

这一切,也都是《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惹的祸。每一年的大学排名,增加的指标未必都考虑学习能力。有人说,过去的择优录用(meritocracy),在这个“学生中心”的时代,变成了择愚录用(idiocracy)。事实可能没有这么极端,但是大学的选择标准确实在变化。提高“社会流动性”,可以提升大学排名。为了提高社会流动性,大学都对特定族裔和贫困学生加以倾斜,大学申请信写得越惨越好。对刻苦学习的其他学生,尤其是亚裔学生,一流大学死命打压。一些成绩并不好的学生能进好学校,哪怕进去了活受罪。这些学生又属“觉醒一代”(WOKE),权利意识强,不平则鸣,不苟且偷生,这下好,无意之下,竟把打分低的老师给赶走了。这个现象,使得其他老师兔死狐悲,纷纷上网表示支持。这世界现在真热闹。乌克兰教授在战壕打仗,伊朗教授抗议头巾和道德警察,美国教授在维护打低分的权利了。

作为课程设计师,我不想像九斤老太那样抱怨,加入到学生一届不如一届的大合唱。课程设计本可直接帮助老师,间接让学生受益。这位被开的化学教授,学生评估常年在学校理工类学科中垫底。学生投诉的不只是分数给得低,还有课程设计的问题,例如他的评分标准模糊。习惯了使用课程管理系统的中青年老师,能使自己的教学每一步都透明而直白。学生随时可以了解自己的成绩怎么样。老师也不需要额外的努力:只要课程设计得清晰具体,学生自己上网查就分数可以了,不用等着问老师。而课程没有被设计过的老师,一切靠老师的小本子和大脑,学生成绩到底到了哪一个档次则是黑匣子。去问老师吧,问多了也烦,或是他们选择不回答——不及时回答,也是这位老师被投诉的原因之一。由于学术自由,没有人强迫教授做什么不做什么,学校技术应用参差不齐。从甲教授的课上知道了课程的可能性是什么,学生会期望乙教授丙教授丁教授如法炮制,但这些教授未必首肯。

一流学者也未必就是一流教授。国内一些师范类院校的教学,比顶尖高校的专家学者的课强多了。琼斯教授原任职于普林斯顿,是退休后到纽约大学的。他是《有机化学》的教材编写者。他的教材都出到第五版了。他还创造了一种新的教学法,更为强调“问题的解决”,而不是知识的死记硬背。可是如今,教育界重新认识到,不能轻忽知识的积累。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学生为什么恨学校》,其中就讲到,爱因斯坦的想象力比知识更为重要的说法,是有误导性的。不强调知识积累,让学生在没有打好基础的情况下去“解决问题”,去“创意创新”,简直是胡闹。

在美国的某个时期,本杰明·布鲁姆的知识分类论被大部分教育者所误解。他们以为知识和理解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高端”的思维技能。过去我更多批评的是中国教育中只强调知识积累的另一极端。我相信,两种极端都要不得,平衡一点更好。纽约大学这位教授的教学法,轻视知识灌输,注重问题解决。此教学法在他上学的年代兴许新潮而进步。可是,如果学生的知识结构残缺,去解决需要基础知识的问题,大概率会伤亡一大片。曾几何时,有问题找谷歌的思维,让人陷入了人类不再需要知识和理解的狂喜。在这两年,教育界好像又有所反转,再次强调知识积累了。人总不能在知识的真空里去解决问题。

也有部分家长站在学生这一边,认为纽约大学每年七万美元的学费,把学生视为消费者,遇到问题投诉,有什么问题吗?不能什么都怪罪学生。纽约大学这种老教授翻车的事,也可归咎于学校体制:《有机化学》《人体与解剖》这些课程,都是所谓的“淘汰”课程,也称绊脚课(stumble course),有极高的挂科比例。挂科大名叫“DFW”,也就是得D这样的低分(D)、不及格(Fail),退课(Withdraw)等。这些课程本来就是拦路虎,就是要让一些学生失败,让他们通过这门课死心,不去追求读医或工程。有些学生本无读某些专业的潜质,老师和辅导员不忍心说,不想得罪人,或是说了学生也不信。于是让其通过15个礼拜甚至几个学期的摸爬滚打,最后怪不了别人,自己打退堂鼓。这也是一种策略,未必就是上策而已。

这篇引爆舆论的报道,我没看到有几个在校的学生发表相关意见,绝大部分是老师在鸣不平。说明老师还是有时间。这时候学生在干嘛?在苦熬。上大学后,我孩子经常凌晨两三点回我短信。作业太多,太辛苦了。作为家长我很心痛。如果大部分学生都在两三点入睡,成绩还大批大批地DFW,肯定存在招生、教学、设计方面的问题。不能说都是老师对,学生都是错的。在教育界呆了一辈子后,在教师、设计和学生的诸多角色之间,我感觉做学生最难。他们面临的压力比老师大得多,而且师生权力地位根本不对等。老师耽搁学生的例子不胜枚举。学生告走老师是极个别的案例,否则也不会成为新闻。更何况被赶走的,是一位或许早该退休的、学生评估历来很差的老师。或许学校早就不想让他干了,学生只是提供了方便的借口而已。

作为过来人的成年人,有时候站着说话不腰痛,说为了个考试成绩抱怨层次太低。他们总高高在上地说考分并不重要。是的,当我们走上工作岗位之后,没有人问你成绩。当你弥留之际,更不会因为某门课得过D而后悔。你要问马云,读差学校有什么关系?你再问马斯克,他会告诉你读不读大学都无所谓。可是学生身处其中,分数跌了,奖学金就没了,或许没法完成学业,没法申请研究生……谁说分数不重要?有时候人们过河久了,忘了自己差点淹死过。

南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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