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近年来，民族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重视。比如在西南地区，许多城市大打“民族风情”招牌，在尊重民族文化多样性之余也取得了不错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可谓是一举多得。
文化教育要从小抓起，民族文化也要走进学校，这本是好事，然而究竟该弘扬什么样的民族文化，却是一个值得思考问题。近来的一则新闻视频让笔者哭笑不得，视频展示的是满族地区的学生在练习“格格步”，场面如同清宫戏中的选妃现场。
这种所谓的“格格步”，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满族旧俗？今天的我们又应该如何历史地看待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围绕这些问题，笔者与各位分享一些个人看法。
一、真的有“格格步”吗？
首先说一说，正儿八经的满族女子是怎么行礼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回到清代，满洲女子的礼仪是什么样的。
康熙年间有个叫吴振臣的人，因为父亲在顺治年间卷入科场案举家被发配到宁古塔，所以他自幼生长于宁古塔，也就是今天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一带。这里算得上是满清的“老家”，风俗习惯自然最为正宗。
在《宁古塔纪略》中，吴振臣是这么描绘满人妇女礼仪举止的：“妇女以右手抚其额，点头为拜，如跪而以手抚额点头，为行大礼。妇女辈相见，以执手为亲，拜亦偶耳。”
从中能看到两个特点，第一，满人妇女用手垫在额头上点头、跪拜，这是有别于汉人的特点。第二，妇女之间喜欢手拉手表示亲近，跪拜反倒不常见。至于今天学生们模仿的“格格步”，倘若有如此神奇的走路方式存在，想必吴振臣一定印象深刻，并且写在书里，然而我们却没有找到相关的文字。
那会不会是清朝人见得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不记载了呢？
要知道，大清王朝可是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不仅留下了异常丰富的文字史料，还有图片，甚至是影像。在网络中，不需要费太大的力气，就可以找到晚清满族女子的视频。手舞足蹈、仪态万千的“格格步”是否真的存在于历史中，还是清宫戏的发明创造？稍加检索便可不言自明。
在历史视频里，我们也能看到盛装的满清贵族女子走起路来并不顺当。其中原因不是所谓的“民族文化”，更不是故意摆出的姿态，而是因为他们的鞋子。从清朝开始，到19世纪进入中国的外国人，再到今天研究民俗文化的学者，都注意到了满洲女子特有的“旗鞋”。从形制上说，这种鞋子很像高跟鞋，但不同于今天的高跟鞋跟在脚后，旗鞋的跟在脚心，而且是一块木头。
月白色缎绣花卉料石花盆底鞋，清宫旧藏后妃鞋。
这块木头一般厚三到五寸，折合今天大概在10-15厘米，甚至有七、八寸。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试，拿块木头缠在自己的平底鞋下面，木块一定要放在脚心的位置，然后大大方方走两步，“格格步”的感觉大概也就来了。所以，即便是真有“格格步”，也绝非故意矫揉造作摆出来的，而是难以掌握平衡的结果，但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正常人都可以适应，虽然不能健步如飞，但也不至于扭来扭去。
红色缎绣高底鞋，清宫旧藏后妃鞋。
当然，旗鞋文化具体很复杂，其中还有很多讲究，单就那个高跟的差别，就有“花盆底”、“元宝底鞋”、“高底鞋”之分。但其中有一点要强调，就是鞋子上一定要绣花，满族女鞋最忌讳表面无花，视之为凶服。
事实上，满清旧俗也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比如旗鞋，从清代中叶开始，由于这玩意实在不方便穿，除了特殊场合，满族女子大多降低了鞋跟的高度，或者干脆穿平底鞋。就此而言，所谓的“格格步”是祖宗都看不上的习俗，后人似乎也没有太大必要再去模仿、学习。当然出于兴趣，了解一下这段历史文化是没什么问题的。
月白色缎绣竹子元宝底鞋，清宫旧藏后妃鞋。
二、钦定的传统：“国语骑射”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满族传统文化呢？要想明白这个问题，还得先把这个民族的发展脉络梳理清楚。满族的先祖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的肃慎，当时就活动在今天的东北地区。汉、晋时期，中原王朝称肃慎为挹娄，北朝到隋唐时期，挹娄的后裔称作靺鞨，其中以粟末靺鞨最为先进，黑水靺鞨最为骁勇。公元七世纪末，粟末靺鞨建立渤海国，并接受唐朝册封，被称为“海东盛国”。
黑水部的兴起晚于粟末部，但更加亮眼，契丹人称之为女真，以完颜部为核心的女真不仅灭掉了辽朝，还统治了中原，这就是金朝。
金朝灭亡后，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女真人逐渐被融合，而留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女真人则臣服于中央王朝，明朝在东北建奴儿干都司，广设羁縻卫所，统辖女真各部。明代的女真大体分为三部，分别是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是建州部的首领之一。
这个历史过程至少能说明两个关键点，首先，从上古开始，满族先民就在中原之外的地区活动，和中央王朝的关系也大多停留于“羁縻”的状态，相应的，他们必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文化，特别是语言。其次，无论是建立渤海国靺鞨还是建立金朝女真，亦或是满清，都是真刀真枪打出来的。先秦时代肃慎向中原诸侯进贡过楛矢石砮，是奇特的杀人利器；契丹人说“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至于明朝和满清的战绩，即便再能粉饰，也没见过大规模运动战的胜利。说这个民族武德充沛并不为过。
由这两点出发，从皇太极时代开始，满清就给自己总结了两条关键的民族文化：国语和骑射。所谓国语，就是满语、满文，骑射自然是骑马射箭。一个是历史传承的核心，一个是赖以生存的看家本领。为了让满洲人保持“国语骑射“的能耐，清朝历代皇帝可是费劲了心思和力气，相关的政策是一条接着一条，生怕旗人忘了满语、不会骑射。乾隆皇帝更是说了，“国语骑射”是八旗的根本，务必人人要会、各个要精。
当然，被乾隆爷点过名的文化传统还有很多，比如踢冰球、跑冰鞋这种冰上运动，乾隆皇帝也说过这是满洲“国俗”，但最关键，也是最让皇帝揪心的，还是说满文、骑马射箭这两样。
顺治帝御用马鞍
三、统一与融合，进步还是倒退？
清代皇帝对汉文化并不排斥，康熙、雍正、乾隆，可以说个个都是研习汉文化的高手，从书画作品到cosplay，留下了无数的证据。但为什么他们都要力推“国语骑射”呢？关键原因在于担心满洲八旗子弟被汉化，而国语骑射正是保存满洲风俗、强化民族性的根本。
《雍正帝行乐图·道装像》
“汉化”这个词，在历史上出现的频率并不低，特别是少数民族政权。然而，弘扬民族传统，就真的能抵挡满汉交融的趋势了吗？清朝的八旗子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典型的案例。
先看看国语，也就是满文的学习情况。清朝初年满洲王公贵族很多不会汉语，也没有能力去学习，朝廷为此特别设立了翻译。在那时候，满语是八旗子弟的母语，汉语是外语。可随着国家稳定，母语与外语逐渐颠倒了个，乾隆年间有这么一道圣谕，说宗室子弟，“如有不能清语者，在学则将管理宗人府王公、教习治罪，在家则将父兄治罪”。正所谓说什么，就怕什么，当时不少爱新觉罗的子孙就已经学不好满语了。
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满语的普及率更低，会的人越来越少。最为尴尬的是同治年间，有一回同治皇帝不知是怎么想的，用满语跟身旁大臣说话，要换一匹马骑。结果一众八旗大臣、侍卫亲军，都不明白皇上在说啥，幸好醇亲王从小学习比较好，听懂了这句满文，算给祖宗保住了一丝颜面。
最终扯掉遮羞布的，是末代帝王溥仪，他在《我的前半生》写道，自己学习成绩最糟糕的就是满文，学了很多年，就只会了一个字：伊立，意思是起来、平身。
爱新觉罗·溥仪
骑射方面的退步，比国语还要快。想当年清军入关，八旗军所向披靡，可仅仅一、两代人的工夫，到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的时候，八旗军的战斗力就显得大打折扣。到了清代中后期，虽不能完全说完全腐朽败落，但即便是高级将领，也不敢指望他们能有祖先跃马天下的能耐。
这里可以延伸说的一点是，清朝皇帝，特别是乾隆皇帝对“国语骑射”的高度重视，成为“新清史”观点的重要支持。然而，正如我们刚才梳理的那样，无论如何强调、怎样重视，“国语骑射”终究还是在历史的洪流中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当满洲的王公贵族，甚至是皇帝都不再说满文的时候，强调清王朝的“民族性”、以及基于这种民族性进行延伸的新清史，显然说服力大打折扣。
清朝灭亡以后，满汉交融的历史趋势不断加快，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按照某些学术观点，满人失去了民族特性，就失去了重要的生存意义。这样的推论和言说恐怕过份强调了所谓的“民族特殊性”，就如同煽动阶级对立一样，难免引发冲突。对于这类观点，我们应当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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