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君起造石浮图记》碑石室内观世音及侍女像。 图片由陈康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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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君起造石浮图记》是一块唐代碑刻，它记载了一个显赫家族的历史，而它的发现和收藏，又与一位近代著名教育家的渊源颇深。
当然，此碑最受追捧的，还是它精绝的书法艺术。康有为曾赋诗赞扬此碑书法精妙：“谁人解作兰亭意，君起浮图仔细看。”他认为，这是最能体现王羲之笔意的书法作品，是唐代最好的碑刻之一。
碑文记载了一个显赫家族
马君起是武邑县人，生活在唐朝。仪凤四年（679年），为追思去世的父母，马君起建造了这通奉佛造像碑。
碑文的内容，回顾了从其先祖到父辈的名字、官职和风范：“其先扶风茂陵人，伏波将军陇西郡守新息侯援之后。”
马家是汉代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裔。马援作为功在千秋的一代名将，先后平定隆西，抚平羌乱，北击乌桓，荡平岭南，战功卓著。其中，荡平岭南的作战最为艰难。
当时，隶属于东汉王朝的交趾郡有人造反，为首的征侧、征贰姐妹自立为王，公开与汉朝决裂。刘秀任命马援为伏波将军，出击交趾。且不说到达交趾之后作战的艰难，单是从内地翻山越岭走到交趾已是历尽千难万险。而马援不负众望，建武十八年（42年）率军抵达交趾，大破反军，十九年即斩杀征侧姐妹，传首洛阳，三军将士纵情欢呼，举国上下拍手称快。
“伏波将军”本是一个临时性的封号，自马援开始，成为一个固定的封号，而且只授予战功卓著的将领。马援耿耿忠心，有勇有谋，不怕战死疆场的精神世代流传。他从战场凯旋，朋友为他摆酒接风，他说：“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手中邪？”从此，“马革裹尸”便成为华夏民族英雄烈士的精神追求。
历朝历代都推崇他，纪念他。他甚至被后人神化，死后变为神仙依旧保国戍边。
《三国演义》第89回《武乡侯四番用计 南蛮王五次遭擒》中写道：诸葛亮率领的大军误饮有毒之水，正在无计可施之际，忽望见远远山冈之上有一古庙，“乃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庙：因平蛮到此，土人立庙祀之。孔明再拜曰：‘亮受先帝托孤之重，今承圣旨，到此平蛮；欲待蛮方既平，然后伐魏吞吴，重安汉室。今军士不识地理，误饮毒水，不能出声。万望尊神，念本朝恩义，通灵显圣，护佑三军。’”
马援不仅显灵，而且马上就办，指派山神，立解三军危机。能让诸葛亮跪拜的人不多，能帮诸葛亮逢凶化吉的人更不多。
《马君起造石浮图记》追述祖先从马援说起，这样的祖先，确实值得后人骄傲。那么作为陇西望族的马援之后，怎么又成了武邑人呢？
碑文中说：“十一代祖远，字彦道，雍州大中正金紫光禄大夫，因官封武邑郡侯，子孙因家焉，故今为县人也。”因为十一代祖马彦道到武邑郡做官，子孙后代便跟随入籍，成了武邑人。
武邑于西晋武帝太康七年设郡，即公元287年。而马援于公元49年病死疆场，也就是说，在马援去世230多年之后，他的后人开枝散叶，其中一支到了武邑。
碑文记载，到武邑的这一支经过若干年繁衍，“高祖游，后魏大将军益州刺史……曾祖和，齐四门博士”，都还算对得起马家的门楣。
祖父的官就小了一些，“祖贵，随幽州蓟县令”。父亲更是成了基层干部，“父海，龙游乡长”。官虽小，但碑文中对于父亲的赞语却毫不吝惜：“农夫荷德，釃酒相驩。田畯衔恩，牲祠已罄。”你看，在他父亲的管理下，风调雨顺，物阜民丰，老百姓都感谢朝廷的恩德，互相斟酒欢庆。
从“益州刺史”跌落到“龙游乡长”，面对这样的颓势应当沮丧才是，但从碑文可以看出，仪凤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虔诚信奉佛教的马君起，决定立碑追思先人，颂扬菩萨并为皇上、皇后祈福时，心情非常之好。
能有这样好的心情，除去国泰民安的环境之外，还因为他的儿子又官至极品。碑末开列的马君起所率家人姓名中，有“男思静，上柱国”。他的儿子马思静官拜上柱国，而上柱国是唐代最高的勋号，意味着这个来之陇西伏波将军马援之后的家族，再度崛起。
千古一碑的精绝书法
唐代马君起建造的奉佛造像碑。 图片由陈康翻拍
对于这块碑，康有为称之为《马君起浮图》，当地民间则通称《马君起造像》，而《深州风土记》命名为《马君起造石浮图记》。
应当说，《深州风土记》的命名是比较准确的，因为这本来是马君起建造的碑，而前两种叫法，很容易被误解为一块追思马君起的碑。
造碑所用石料为名贵的凤眼石，遇水之后显现出珍珠一样的鸟眼，石质坚硬，极耐风化。碑高105厘米、宽78厘米、厚78厘米，为前后两块石头凿合组成的石室。石室内正中为浮雕的观世音立像，脚踩莲花，莲花座下为一力士。左右两侧各有一名浮雕侍女。石室的门楣上，用楷书刻有“天皇供养天后供养”八个字。
这块石刻虽然一直被称作碑，历代学者也一致认为它就是块碑，但是，在中国的碑刻历史上，之前没有过同样的碑，之后也没有过。与欧阳修、赵明诚并称宋代金石三大家的洪适，在《隶续》中保存了数十种碑图，没有一种和它相同或相似。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君起造石浮图记》称得上千古一碑。
当然，此碑最受追捧的，还是它精绝的书法艺术。碑文在碑身右侧，每行31字，共24行。凝神望去，魏晋之风扑面而来。《深州风土记》称赞它“字画尤绝精，海内传宝之”。早在明清两朝，就有人拓印之后刻成字帖行销北京、上海等地。而近代以来比较系统研究此碑书法的，首推康有为。
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是清末著名书法家，同时也是金石研究的大家。在其书法名著《广艺舟双楫》中，把南北朝碑分为神品、妙品等六类，对唐碑却认为“唐碑太夥，姑从舍旃”。他是推崇并提倡汉魏碑刻的，但对唐代的这块碑却情有独钟，并多次予以赞扬。
他认为，“《马君起浮图》分行结字，变态无尽。”“唐碑惟《马君起浮图》奇姿异态，迥绝常制。”“《马君起浮图》若泰西机器，处处有新意。”在给“以书干禄”即指望以书法求取官职的人传道时，康有为列举了中国书法中12个“可为干禄法者”的佳碑，其中“《马君起浮图》体峻而美”，可为楷模。
他还专门题写了一首七言绝句赞美此碑：“异态新姿杂笔端，行间妙理合为难。谁人解作兰亭意，君起浮图仔细看。”想要知道什么是王羲之的书法意境吗，仔细观摩《马君起浮图》就是了！
唐人学书追求“尚法”，讲究“精整规范，法度森严”。当代书法家师彦伟先生深入研究了《马君起造石浮图记》，从“尚法”的角度认真分析了碑文的笔法和字法。他不仅将碑文中的字，分别与王羲之、欧阳询和魏碑传世作品中相同的字逐字比较，而且逐笔画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基本一致。
他注意到，碑文中有个别字“提手旁”的“提”均作“撇”来处理，而这样的写法在规范的唐代楷书中是没有的，但在魏碑中却能找到出处。因此可以肯定，书丹者学过魏碑、王羲之和欧阳询的书法。至于为什么看不到颜真卿和柳公权的痕迹，是因为造碑时他们二位还没有诞生。
在经过全面的分析研究之后，师彦伟先生的结论是：碑文书法为楷体，“以楷为主，杂糅行草”是其创作理念和成功实践；“方圆结合，刚柔相济，爽健飘逸，潇洒豪放，具有浓重的魏晋风韵和‘欧体’楷书风格”，是其明显特征；“动感强烈”是其突出的艺术特色，鲜明地表达了书丹者的愉悦心情。总之，法度完备，爽健阳刚，不愧为唐朝一流碑刻。
唐朝之所以被后人称为盛唐，是因为不仅有繁荣的经济，而且有灿烂的文化。唐朝的文化中不仅有光耀千秋的唐诗，而且有群星璀璨的书法。中国书法史上的“楷书四大家”，唐朝的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就占了三席。
唐太宗李世民本人就是一位书法爱好者，他尤其热爱王羲之的书法，至今有人怀疑他把《兰亭序》带进了自己的坟墓中。在他的影响下，学习王羲之书法成为一时之盛。
《马君起造石浮图记》的石门右侧靠边阴刻一行七字楷书：“文林郎马利徵文。”左侧靠门阴刻一行四字楷书：“马孝须书。”由此可知撰文者为马利徵，书丹者为马孝须。马利徵的“文林郎”在唐代是个九品散官，而马孝须连九品的功名也没有，更不是唐代知名书法家，包括地方志书上都没有他的痕迹。
就是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写出了如此精绝的书法作品，尤其对于王羲之的书法深得其精髓，由此也佐证了唐代书法艺术的整体水平。汉唐盛世，真是中华民族最美好的回忆和骄傲。
虽然《马君起造石浮图记》的主要看点是书法，但其价值不仅仅限于书法。
比如，对于它门楣上的“天皇供养天后供养”八个字，《深州风土记》里说：“魏齐以来，造浮图佛像，多言为皇帝荐福，未有兼及皇后者。独此记有天后供养字，是时武后热焰已熏灼海内。”刻有“天后供养”的碑刻，历史上独此一块，证明仪凤四年，即公元679年，武则天的权势不仅已经和皇帝比肩，而且影响深达乡村。
碑文的落款“冀州武邑县东昌乡龙游里马君起”，从州到县，再到乡、里，也清晰地记载了唐代的地方管理层次。
碑刻与一位近代著名教育家的渊源
《马君起造石浮图记》碑刻拓片局部。 图片由陈康翻拍
寒来暑往，星转斗移。《马君起造石浮图记》问世之后一千多年，就那样一直矗立在旷野中，栉风沐雨。虽然自明清以来经常有人慕名前来拓印临摹，但从来没有人想过要移动它或收藏它，直到清朝同治十年（1871年），相邻的直隶深州来了一位知州吴汝纶。
吴汝纶，安徽桐城人，同治四年进士。清朝著名的古文学派“桐城派”后期的四位大师级学者之一，也是清代闻名的“曾门四学士”之一，近代著名教育家。
《清史稿》上说：“曾国藩奇其文，留佐幕府，久乃益奇之，尝以汉弥衡相拟。旋调直隶，参李鸿章幕。时中外大政，常决于国藩、鸿章二人，其奏疏多出于汝纶手。”
曾国藩、李鸿章那些知名的奏疏，多数是吴汝纶操笔的。曾国藩多次说：吾门人中可期有成者，惟张（裕钊）吴（汝纶）两生。
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吴汝纶被任命为深州知州，三年后因母亲去世，回原籍丁忧，除服后改任冀州知州。在冀州任上，一做八年。而当年的深州和冀州，都属于后来的衡水，两州相加构成衡水版图的三分之二。
吴汝纶在衡水十一年，对衡水的近代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为衡水的近现代教育奠定了基础。
他一生对于做官看得很淡，挚爱教书育人。光绪十五年，他主动辞去知州一职，出任保定莲池书院院长。清廷决定创办新式学堂之后，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后来未曾到任，回老家创办桐城学堂，自认堂长，讲学著书，终老一生。
他不仅钟情教育，而且教学理念新颖开放。他的弟子严复评价说：“吾国人中，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者，湘阴郭侍郎之后，吴京卿一人而已。”
《清史稿》说他“其治以教育为先”。他就是坚持以“教育为先”思想，治理深州、冀州。在深州，他以霹雳手段收回了被豪强侵占的1400亩学田，首先保证了深州学院的办学经费。在冀州，他不仅设法保证办学经费，而且在全国范围延聘名师，讲学执教。
当时，古文派的后起之秀有所谓“南范北贺”之说，北贺是直隶武强人贺涛，南范是江苏南通人范当世。吴汝纶居然把两人都网罗到了冀州，贺涛主讲冀州信都书院，范当世主讲武邑县观津书院。区区冀州，拥有整个国家顶级的师资，足见当时衡水一带教育事业的兴盛。
当然，作为知州，他并不是只办教育。在冀州，他收服了当地知名的“侠盗”，使其成为官府捕快，其故事情节远比许多影视剧要曲折得多。
他兴修水利，使几十万亩低洼易涝土地变为良田，他带领百姓开挖的渠道至今被叫作“吴公渠”。他还是近代以来疏浚衡水湖的第一人。
作为学者，他有一个特殊的爱好——访碑。每到一地，遍访当地知名的碑刻，或观摩欣赏，或拓印留存，《马君起造石浮图记》自然逃不过他的法眼。
同治十一年，对于《马君起造石浮图记》的书法仰慕已久的吴汝纶，终于访问到了原碑的踪迹。这年腊月的一天，他冒着凛冽的寒风，赶到了冀州的武邑县马官屯村旁。
尽管通过碑帖，他对碑文的书法早已烂熟于心，但真正站到碑前，近距离端详碑刻，并用手去摩挲记载了千年沧桑的碑石时，还是有一种震撼的感觉，和只看碑帖完全不同。他久久地伫立在碑前，不忍离去。突然，他有了想要“移置”这块碑的想法，移置到自己治理的深州去。
依照《深州风土记》记载：此碑“同治十一年，深州知州吴汝纶与保定练军营官副将史济源移置深州学宫”。“移置”两个字读起来很轻松，好像一切都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其实当地人坚决不同意移走碑刻。祭祀祖先的石碑，怎么能轻易送人呢。即使依照《深州风土记》的记载，也能读出背后的玄机：如果是通过协商，人家答应让你搬走，顶多弄辆车找几个民夫也就是了，何必还到保定请军官带着士兵来！
但不论通过何种手段何种措施“移置”了这块碑，吴汝纶并没有据为己有，而是安放在深州书院，作为镇院之宝供各位学子学习欣赏。另外，《马君起造石浮图记》落到吴汝纶手里，也算是适得其所。他每天公务之余便一遍又一遍观摩碑刻，体会笔意，乃至用手指逐字触摸，感受每一笔每一画，能够被一代古文大师如此顶礼膜拜，也算是此碑的幸运。
但故事到此并没有结束。连吴汝纶自己也没有料到的是，四年之后他改任冀州知州，而武邑隶属于冀州。也就是说，吴汝纶用尽心机移置到深州的碑刻，本来是属于冀州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深州风土记》记载：“后十年，汝纶为冀州，武邑人谐州乞还浮图于武邑，深州靳不予也。”武邑人请吴汝纶出面要回《马君起造石浮图记》，深州人不给：这是你吴汝纶自己“移置”到深州来的呀！
从吴汝纶“移置”此碑到现在，14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是非曲直早已烟消云散，吴汝纶和《马君起造石浮图记》的纠葛，也已成为后人口中的一件趣事，一段佳话，因为它生动地证实了《马君起造石浮图记》的魅力。
今天，《马君起造石浮图记》被珍藏在深州市文化馆。除去不可抗拒的岁月风化之外，还有“文革”当中造反派的铁锤留下的痕迹。但这一切，都掩盖不住碑文的魏晋之风，掩盖不住大唐盛世的光彩。
这块碑，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书法艺术，那个以经济发展促进文化繁荣，又以文化繁荣助推经济发展的盛世情景，时时启迪着后人。 （江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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