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中）与学者们合影，左一为本文作者
王学泰 (1942年12月—2018年1月12日)，北京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著名中国游民与流民文化问题研究专家。著有《中国流民》《水浒与江湖》《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国饮食文化史》等。 ◎郑雷
2018年1月12日清早，寒气逼人，我正准备起床去参加北京图书订货会的一个新书发布活动，忽然接到管小敏老师发来的短信：“学泰今早走了，回去天国上帝的怀抱。”事情来得太过突然，实在难以相信，我立即回拨电话，证实了消息确凿无误，一时心神恍惚，不由靠在床头愣怔了半天。蓦然想起2016年1月，也是这样的天气，我意外得到原《文汇读书周报》主编褚钰泉先生去世的消息，给王先生打电话：“您知道褚先生的事吗？他走了。”王先生问：“哪个褚先生？”我说：“是褚钰泉先生。”王先生当即叫了一声：“哎哟！”就这一声，隔着电话，我清清楚楚听到他心底的疼痛。没想到两年之后，他也以这样的方式将疼痛永远地留给了我们。
不纯然是书斋里的学者
他惯于也善于将书本与现实相融贯
认识王先生算来已在十年以上，但彼此真正熟悉却还是近几年。十几年前，一次去拜访蓝英年先生，在客厅见到几册别人送他的书，随手打开最上面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扉页有作者的题字，后面留着签名“学泰”。据蓝先生介绍，王学泰先生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研究员，从游民文化角度研究中国历史，富于创见，在学界影响很大。其后我不止一次听蓝先生夸赞王先生的淹博和睿智，最爱举的例子是：“吃饭要有学泰在，不用担心冷清，他一个人就能包场了。”不久我应江苏一家报纸的请托代组名家稿件，通过几位熟悉的先生辗转约请了一批作者，其中就包括王先生。某次参加一个小型宴会，跟王先生碰了面，散席出来时，他顺带问起约稿的事，我简要说明情况，彼此匆匆而别。后来又一起开过几次会，都不及深谈。
真正见识王先生的风采，还是在2007年初春的一次餐叙上。饭局约在南城，我随林冠夫、林东海两位先生赶到时，早已高朋满座，同席十几人中，我认识的有邵燕祥、蓝英年、朱正、陈四益等先生，王学泰先生也在其中。大家庄谐并作，随意谈论着各种新闻与学林掌故。饮宴过半，王先生兴致高涨，言谈渐入佳境，说起他正在读的恽毓鼎日记，特别提到其中一些有意思的细节，比如轿子过河时需加拆卸之类今世早已陌生的风习。话题一转，又谈到1949年后大陆各地出现的多起“民间称帝”事件，剖析民间社会的特性，我想这大概就是他研究游民文化的心得了。一走神间，王先生又换了话题，转头细听，似乎是在慨叹时人读书的粗疏，说曾见有文章提及古代搜求民间遗佚文籍，征集上来别有奖赏，“还给点儿吃的”。他觉得不可思议，翻出原文来一看，是“付之梨枣”。一言既出，同席者无不莞尔。古代常以梨树和枣树的木材为雕版材料，“付之梨枣”正是交付出版之意，哪是给什么吃的。
后来不止一次与王先生同席，时常领略他的妙语。王先生正如前人所形容的，“于书无所不窥”，只要绣口一开，便滔滔汩汩，茫无涯涘，欬唾珠玑，随风抛掷，亹亹清言令人忘倦。有事向他请教，往往是问一答十，来者不拒，就像《刘三姐》里唱的：“你拿竹篙我拿桨，随你撑到哪条河。”他的渊博、智慧，他的深刻、精警，他的爽朗、宽宏，连同他不时流露的幽默，都在里面了。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谈话真正能达到这一境界，不外两种情况。一是高屋建瓴，对书本内在精神的把握较常人更为准确和深刻；二是阅历丰富，通晓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这两种才能，王先生都具备。他命运坎坷，有过劳教和监狱服刑等常人难以想象的境遇，对社会有着深细的观察和真切的认识，加之记忆力超强，口才又好，所以无论谈到什么话题，不单引经据典，而且现身说法，令人由衷信服。王先生不纯然是书斋里的学者，他惯于也善于将书本与现实相融贯，形成自己独到的看法。蓝英年先生曾戏言王先生是иметь вес（俄语），意即“有分量的人物”，他解释说，这个俄语词组有两重含义，一是指身体壮硕沉重，一是指有水平有地位。
他说得没错，无论从哪方面看，王先生都是一种伟岸的存在，跟他同行，稍微落后一点，就会为他的影子所笼罩。
只要稍有闲暇
总是不厌其烦地谆谆开示
2014年，供职于出版社的张杰先生打算为一些文化名家出专集，拟定的名单中也列入了王学泰先生。因为跟王先生不熟，托我求陈四益先生代为约请，定好在崇文门国瑞城的西湖汇餐厅见面。那天王先生带来几本刚出版的《监狱琐记》，签赠每人一册。听张杰讲明意图，王先生很高兴，表示支持。其后张杰命我赞襄有关出版事宜，与王先生的联系因此逐渐多了起来。
不久南京董宁文先生来北京，他主编的民间读书刊物《开卷》出版将满十五周年，计划2015年春夏之际在南京召开座谈会。蓝英年、王得后、王学泰等先生都受邀参加，临期蓝英年、王得后先生因事不克赴会，王学泰先生带着夫人管小敏老师和陈四益、郭启宏等先生一起到了南京。或许是很久没见到这么多同道了，王先生难免有点兴奋，每天清晨即起，到附近散步，然后在早餐厅边进食边与来自各方的朋友交谈，神情愉快而满足。会议在一处露天庭院里举行，王先生与董健、俞律等先生同桌，彼此倾慕，畅聊了一下午。
返程时山东画家郭睿先生要我请王先生夫妇到济南盘桓，我陪同他们游览了大明湖、趵突泉，一路上王先生兴致盎然，不停地说着话，谈李清照，谈聂绀弩，谈冯友兰与章廷谦，甚至还在进餐时跟郭睿谈起了站桩的几种方法。但他谈得最多的还是正在构思的《中国笑话史》，我问他如何评价邯郸淳的《笑林》和侯白的《启颜录》，他说魏晋至隋唐五代是笑话的自觉时代，这两部书在笑话发展过程中都有开创之功。按他的构想，西周至春秋可定为笑话的萌芽时期，战国至东汉末则是笑话的附庸时期，但这两个阶段可用材料不多，大概仍以先秦诸子和《史》《汉》等内容为主。经过六朝和唐宋的发展，中国笑话直至明清才进入繁盛期。说得高兴，他信口讲起《笑林广记》等书中的笑话，我恰好读过，顺着他的话说下去，王先生开心地笑了。
因为南京和山东之行，我跟王先生进一步熟识起来。或许是觉得孺子可教，每次打电话去问安或联系别的事务，王先生只要稍有闲暇，总是不厌其烦地谆谆开示，最长的一次将近三小时。就在这种长时间的通话中，我体会了他的热情，也感知了他的寂寞。由此形成经验，每次跟王先生通话，总是先安排好一切事情，然后正襟危坐，开始拨号，准备着随他共入书山学海的逍遥之境。
2015年5月，几位画家朋友在北京建立工作室，用《庄子·人间世》“虚室生白”之意，定名虚白馆。我衔命草成短文《虚白解》，特地呈送王先生邮箱，希望他过目后能提点意见。第二天晚上即收到回信，其中专门谈及对“虚室生白”的独特理解：“过去我读庄子，至‘虚室生白’处，常常联想到小时候曾住过庙，我们住在偏殿，屋子大，家具少，纸窗破碎，每到夕阳余照，一缕缕阳光射入空阔屋子里，一束光柱，洒在地面，原来僵硬黑土的地面显示些光亮出来，那光柱中则是‘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容得万类飞舞；我想先秦的屋子更是这样，‘绳枢瓮牖’，到了春夏，瓮去，窗子就是一个空洞，既无纸糊，更乏绢帛，屋子像一个没牙的老人，‘虚室生白’或给庄生更强烈的印象。以佛释庄，早年读关锋文章多引宣颖《南华经解》，一直想找来看看，拖至现在也没看过。真是人间多有未读书。一笑。”读罢这段话，我眼前立时浮现一个形象的场景，庄子贯穿数千年艺术史的名言顿然在心头活了起来。以生活阅历解经，正是王先生好学深思、不拘故常的生动体现。
日常生活中
王先生的善良更多体现为应世谐俗
我与王先生的很多信连同王先生的书一起反复读了多遍，深觉他的学问与性灵乃至人格早已融冶为一，写出的每个字都是心血浇灌而成。不少人一接触王先生，往往不自禁地为他的智慧所倾倒。相处久了，才会发现他宽厚豁达、善良淳朴的另一面，我觉得这应当是王先生更为本质的特征。
2015年岁末，应江苏如皋水绘园之邀，我陪同王先生前往讲学。招待的宴席上，水绘园管理处主任陈祥云先生讲起在拆迁办工作的经历，说自己如何耐心做群众工作，平息闹事者的怒气，又如何尽力保护老人和弱者，赢得一些拆迁户的敬重。因为事例都来自实际生活，他讲得又很诚恳，大家都被深深吸引了。这时水绘园的徐小维老师忽然惊呼了一声：“王先生，您怎么了？”循声望去，王先生正用手擦着眼睛，或许是被讲述中流露的善良所感动，或许是哀怜民生之多艰，他情难自已地流下了泪水。
我联想到王先生《〈百年一遇〉序》里的一段话：“我几乎是流着泪，把这本书的打印稿读了一遍，特别是书中写到六六年‘红八月’那一节……当我们现在轻轻松松侈谈‘爱’的时候（当然有必要谈），不要忘记那个互相猜忌、互相恨的时代。”面对苍生的苦难，王先生保持了一个正常人应有的悲悯情怀，眼中流泪，心中流血，他的不少煌煌大文都像这样经过了血泪的浸泡。
日常生活中，王先生的善良更多体现为应世谐俗。管老师因为生过一场大病，日常以素食养生，为照顾她的习惯，王先生也随着素食多年。但每次与朋友相聚，他不愿扫大家的兴，虽不饮酒，倒也荤素不忌。每次与张杰去王先生家，管老师总是客气地留饭，而王先生的客气是不留饭。他知道张杰不爱吃素，不愿勉强他，常会说一句：“我也不留你们了，你们出去吃，可以自在点儿。”这就超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境界，做到了“己之所欲，亦未必施于人”，体贴人情之周到为他人所不及。
听管老师说，最后住院期间，王先生还在病床上口述了多首留赠亲友的诗。写给管老师的一首七绝中有“多情最是堕泪处，老来夫妻携手情”之句，心中的留恋和凄苦不难想见。几天后他又为女儿写下一首诗：“吾儿初生时，处处牵我手。纵横床上滚，竞游室外走。或怒或欢愉，扬起小嫩手。父手已鸡皮，儿手玉连肘。今年忽多病，吾儿已焦首。劝儿好心态，共享百年寿。”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一颗慈父的心呢？但王先生似乎觉得话还没说透，管老师告诉我，他住进重症监护室以后还想修改，最终也没改成。
在长文《大儒杜甫》中，王先生以浓重的笔墨热情赞美了这位千古诗圣，认为杜甫“内心之中常常激荡着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具有“忠君爱国的强烈的意识”，但“又不是后世儒家倡导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式的‘愚忠’。杜甫是着眼于民众群体的”。
王先生眼中的杜甫“还能体现儒家近于人情的风格”，对妻儿有爱，对朋友有情，甚至于对“在日常生活中偶然遇到的人”都充满了关切，“时时刻刻关注着弱者的不幸，并用他宽广的心胸去温暖这冰冷的世界”。惟仁者能知仁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何尝不是王先生自己的写照。
他宁可在报纸开专栏，也不肯花一点心思气力去争课题费
也许是王先生的淹博、宽厚给人印象太深了，大家鲜少注意他还有清高狷介的一面。王先生所在的社科院是国家级学术机构，常要承担某些特殊任务，给领导讲课就是其中一项。
有一次指定王先生去讲“扬州八怪”，有关部门通知下来，要求正式讲课前先试讲一次。不知是不是觉得这样对讲课者不够尊重和信任，王先生很坚定地表示，如果要试讲，就不去了。有关方面经过研究，同意他免除这个环节，直接给领导讲课。事后有人问起，他只简单地略述经过，神色淡然，仿佛只是去大学课堂作了一次普通的讲座。
在社科院文学所工作了半辈子，王先生从没想过借助单位的优势为自己争取什么利益，用他最后在病榻上口述的诗句说，是“在所三十年，不争芋栗半”。解决家庭的经济负担，他宁可在报纸开专栏，不分日夜地写作，也不肯花一点心思气力去争课题费。
2017年7月27日，张杰带了两位出版社的编辑去找王先生商量出版合同，顺带约我一道去看望。见面发现王先生瘦了许多，精神倒还健旺。他刚做过心脏搭桥手术，正在恢复期间。王先生告诉我们，术后需要加强营养，所以在医生的建议下他每天都适当吃一点肉。然后正式研究他作品系列的出版事宜，慢慢引申开来，谈到种种历史与现实问题。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王先生若有所思的面容和深沉凝重的话语。告别出来，我想起他文章中引用过的一联杜诗：“天意高难问，人情老易悲。”心下黯然。不想这竟是与王先生最后一次的正式见面。
接下来的几个月忙着各种杂事，没顾上去看王先生，一半也是怕干扰他静养，只是请人在如皋代购了些肉松之类土特产寄给他。一个晚上接到王先生电话，说是在住院观察，此前几次打电话来，都没人接。我赶紧致歉，说明原因，不是在单位忙，就是因公出差，较少在家。话筒里王先生的声音清晰而稳定，似乎状况还不错。
虽然身在病房，他还是忍不住说了将近一小时，我理解他住院的孤寂，却又唯恐影响他休息，提醒了两次，约好等他出院到他农光里的家中相见，才结束通话。过几天再问，说是医生暂时还不让出院。于是周末约了郭睿等朋友同去探视，到达时已近中午，王先生刚好睡着，病容满面，颇显憔悴，我心中凛然一惊。
离开医院不久，王先生醒了，特地打电话来道谢，我听他声音疲惫，没敢多说，劝他注意休息，早点出院，就匆匆挂断了，心头涌上一丝伤感，隐隐觉得不安。12月26日上午管老师以短信告知：“学泰现在住在ICU，昨天凌晨2点突发急性心衰，大夫不顾我的不同意伤害性抢救的签字，毅然插了管，生命算是抢救过来了。大夫说要不五到十分钟内人就走了。感恩！一切交给上天吧。”
我惊愕无语，因为在我印象里，王先生的身体素质一直很好，两年前我陪他参访南通时，在一个朋友家，他为了显示力气，一只手就提起了一张几十斤重的硬木雕花椅，所以这一次，我坚信他一定能闯过难关，回到我们身边。然而，这个愿望终究还是意外地猝不及防地落空了。
王先生离世已经一年，不再有人打电话来海阔天空地长谈。望着无声无息的座机，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失落。想起苏东坡的感叹“从公已觉十年迟”，懊恼自己错过了太多宝贵的学习机会。虽然杂事繁多，但归根结底还是由于自己太过懒散，没能抓紧时间多向王先生请益，聆听他口中的种种要言妙道。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王先生在文史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广为人知，尤其是他围绕“游民文化”展开的系列研究，为人们观察与认识中国历史提供了新异的视角和思路，被称为当代人文学科的重大发现。天假以年，他必能为世间留下更多的精神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先生的离去是整个社会的损失，我个人的遗憾实微不足道。
一次电话闲聊，谈到许多传统事物的消逝，王先生说汪曾祺先生一篇作品的结尾说得好，有些东西“没有了，也就没有了”。这话他来回重复了几遍，我感觉他说时是在无奈地苦笑。过往的良风淳俗，种种美好的人事，包括王先生这样不可多得的文化大家，真是“没有了，也就没有了”吗？王先生已去，我无法再向他请教。
供图/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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