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于高门大户，世代书香，是名副其实的京城公子，然而他却自幼喜好民间玩乐，钩鹰逐兔、训狗擒獾、逗虫养鸽，无一不擅。
他不仅爱玩还非要玩出名堂，走街串巷、拜师钻研，还将玩乐之物编撰成册，为中国民间传统文玩留下宝贵文字资料。
到了晚年，他又沉醉于明代家具鉴赏研究，并留下极具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的专著。因此，他也被称为“京城第一玩主”。
他就是我国著名文学家收藏家王世襄,玩飞禽走兽玩成文学者，玩文物玩成泰斗级鉴赏家，他到底怎么做到的？
王世襄，1914年出生在晚清的北京皇城根下，世代书香门第，祖上都曾在朝为官，王世襄出生的时候父亲在外交司任职。母亲金章善作鱼藻画其作品流芳于世，乃一代大家，族中尽是名人雅士。
如此显赫的家世，注定了王世襄一出生便是含着金钥匙，更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豪门公子。
因为家境殷厚，王世襄的父亲喜好古玩，小时候他就经常跟着父亲在古玩市场淘宝，有的小件古董甚至还被他当做玩具。
除了继承父亲爱好古玩的喜好，还因母亲性格恬静，满腹诗书，王世襄也从小耳濡目染，对诗词歌赋情有独钟。
再加上，幼年时期家中有私塾先生教他四书五经，六岁后父亲又把他送去了洋人开办的学校，王世襄又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
老北京城中也不乏王世襄这样的世家子弟，闲来无事的时候他们凑在一起大多是附庸风雅、抚琴鉴宝，可王世襄的乐趣却跟他们大相径庭。
他不喜欢那些所谓高雅的乐趣，反而喜欢巷口胡同里老北京人从老祖宗手里流传下来的玩意，斗蛐蛐、养蟋蟀、盘葫芦，再大一点儿玩得更野，开始玩鹰、养獾狗。
那时候，有学究气的骂他玩物丧志，老师也跟他父母告过状，然而王世襄的父母并非迂腐刻板之人，再加上家底够厚，王世襄不过是爱玩了些，并非纨绔子弟终日流连酒色。
因此，夫妻俩也就没有过多限制王世襄的这些喜好，虽说登不上大雅之堂，但也无可厚非。
虽然是玩，但王世襄可不仅仅是为了取乐，每一样他都要玩到极致。为此，他整日游走在老北京城的胡同巷口，寻找那些隐藏在民间的高手大家，无论对方是市井游民，还是白发老翁，亦或是衣衫褴褛的商贩，只要他身怀绝技王世襄都会与之相谈甚欢。
然后，他再把搜集到的这些“玩”的经验归纳整理，最终形成自己的游戏规则。当时，京城流行斗蛐蛐、养蝈蝈，但王世襄对市场上卖的那些“将军”“勇士”不屑一顾，他觉得好货一定藏在山上。
为了捉一只真正无敌的战将，王世襄能在阴冷潮湿的山间草丛里爬上大半天，最终还真的擒获了一只勇猛无敌的上品，回城之后直接就战胜了百战不败的蛐蛐王李桐华。那时候，王世襄不过十几岁，打了胜仗便骄傲地把蛐蛐裹在怀里去了学堂，结果又把先生气得立了胡子。
蛐蛐玩着不过瘾了，王世襄又去养冬季鸣虫，为此他还特地去研究了文玩葫芦。康熙乾隆年间，文玩葫芦鼎盛一时，甚至曾作为国宝相赠外邦，到了晚清时期逐渐衰败，文玩葫芦成了民间玩意。
王世襄为了种葫芦查阅了大量史籍，后来又去民间拜访名师，最终种出了精美的范制葫芦，还学会了一门火画葫芦的精湛技艺，制作的作品多年后还在文玩市场上卖出百万高价。
鸣虫玩得差不多了，王世襄又迷上了训鸽。当时，北京城里几乎家家养鸽，王世襄独爱观赏鸽，经常举着杆子在院子里追着鸽子跑，竟真能训得鸽子指东不敢往西。
后来，为了寻一只心仪的鸽哨，王世襄与养鸽高手结交，研究不同鸽哨的声音和训鸽的效果。
不仅如此，痴迷鸽子的那段时间，王世襄还在学校里连着写了40多篇关于鸽子的作文，气得老师将他逐出课堂。
城里的东西玩儿腻了，王世襄开始玩野的——熬鹰。老鹰野性难驯，熬鹰这门绝技并非常人能成，鹰不服人不睡，而王世襄竟能为了训它们连续几天不合眼，最终熬出一只任他吆喝的老鹰，小臂上戴着臂覆上面装着鹰钩，进山指挥老鹰去捉兔子，此为“架鹰逐兔”。
除了熬鹰，王世襄还养狗，虽不是什么名种但却极为机敏听话，且能斗得过山里凶猛的獾，此为“训狗捉獾”。
其实，王世襄的人生还可以“玩”得更疯狂，但母亲的去世给他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他意识到自己辜负了母亲的期许，也辜负了自己得天独厚的家世。
于是，高中时期王世襄开始发奋努力，最终考上了燕京大学文学系。上了大学后，空闲时间多了，王世襄又捡起了曾经的爱好，不停琢磨新玩意儿。
比如，他会架着鹰在燕京大学的校园里招摇过市，也会揣着虫去上课。因此，在很多名师眼里他依旧是不务正业，例如著名历史学家洪煨莲直到八十年代才重新认识王世襄。
然而，正是这些看似不务正业的爱好，王世襄却玩了一辈子，并且还将它们玩到极致，还著书详细记载了关于鸣虫、鸽哨、文玩葫芦、竹刻等文玩技艺，为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硬生生成了文学者。因此，他也被称为“京城第一玩主”。
燕京大学毕业后，王世襄离开北京南下求职，在梁思成的引荐下去见傅斯年希望能进他的史语所，但被傅斯年冷漠地拒之门外，而后梁思成邀请他进了自己创办的营造社，工作重点是保护中国古建筑。
没想到，这个全新的领域为王世襄打开了新世界大门，他分外珍惜和喜爱这份工作，也从古建筑文物中看到了历史的沧桑巨变。
抗战结束后，在梁思成的举荐下，王世襄作为国民政府助理代表开始追讨抗战时期遗失的文物。
为此，他用了一年时间苦口婆心地劝说全国各地的高官富商，名门望族后代，然后找宋子文要了10万美金从他们手中买回故宫瓷器400多件。之后，他又带队去日本、美国、欧洲各国，前前后后追回文物2000余件。
新中国成立后，王世襄进入故宫博物院任陈列部主任。事业有成，婚姻也没落下。
那时候他娶了自己的学生大家闺秀袁荃猷，这位大才女除了琴棋书画别的什么也不会，但唯独对他走街串巷淘宝的乐趣很是理解，甚至这也成了夫妻俩生活中的一大乐趣。
袁荃猷自幼受名师指点，弹得一手绝妙的古琴。为此，王世襄收藏的第一件明代家具便是一个古琴架子，妻子抚琴的时候他便立在身侧服务，他笑称自己是“琴奴”。而此后，在明代家具领域，他更是把自己玩成了泰斗级鉴赏家。
然而平静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三反运动”期间，王世襄被怀疑贪污受贿，在文物追回的过程中中饱私囊，在拘留所里被关押了一年多。
可经过重重审查，仍旧没有找到有效证据可以指控王世襄，最后只能将他无罪释放，但是他却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道歉，反而被故宫博物院开除。
失业后，王世襄继续捡起了曾经喜欢的那些玩意，鸽子、鸣虫、甚至是老鹰，继续走街串巷收集老物件，并且利用这段时间完成了很多民俗古玩的历史论著。
后来，王世襄又被聘入中国音乐研究所，在这里他一待就是十年，白天研究音乐史，下了班就推着那辆破旧的二八自行车继续倒腾那些老物件。
因为老是捣鼓老物件，他又被划为“右派”，工作生活处处受到掣肘，但他也没有因此消沉，反而不辞辛苦地整理多年来的藏品，妻子还帮助他完成了很多明代家具的建筑图纸还原。在那段时间，他完成了许多关于古画、雕刻方面的论著和书籍。
熬过苦难，终于等来光明。1962年，王世襄被调回了文物局，终于可以接续此前中断的明代家具研究。
可不幸的是，那些年时局不稳定，没多久又赶上了“十年动荡”，他眼看着红袖标的队伍大街小巷地“破四旧”，便意识到家里这些古董字画、家具古文如果落在他们手里肯定是无法幸免，可这些物件太大也无处可藏，于是他想到了“自我革命”这条曲线救国的道路。
随后，王世襄跟文物局申请，主动要求抄家，之后眼看着自己家中百余件藏品被文物局的大部队一一搬走。
事实证明，王世襄选择的这条路是对的，文物局虽是顺应时代，但对文物的保护意识还是有的，即便是抄家也不是破坏性的，而是将王世襄的这些藏品都悉数完好地存入仓库。
其中就包括王世襄用了一辈子的紫檀案子，当时他花了80块钱从宣武门的旧货市场里淘到了这件宝贝，上面还有傅侗的题词，可以说是真正的宝贝了。
文革期间为了保护这台案子，王世襄将其拆解后伪装成杂物，直到平反后才找名匠将其复原，而此后的数十年里京城各路文人雅士都在这台紫檀案子上舞文弄墨过，如今被收藏在上海博物馆。
后来，王世襄被送进了“五七干校”，放过牛养过猪，但无论生活有多苦他都不曾有过一丝怨言，苦中作乐成了他的人生态度。
同时，他也始终没有放下自己热爱的事业，常常在深夜偷偷写作，完成了多部文学论述和诗集。
1973年，王世襄终于回到北京，然而打在他身上的种种标签依旧没有被完全解除，组织提醒他“注意影响”。
于是，王世襄提出继续做被中断的《髹饰录》解读工作。这是中国现存的唯一一本古代漆艺专著，后流落到日本，王世襄将其追回后一直致力于解读其隐晦词句，这项工作前前后后历时30年，终于在1983年正式出版。
此后，随着政局逐渐稳固，王世襄的藏品也从文物局的仓库中渐渐被解放出来，但可惜的是由于疏于保管很多古玩残破不堪，好在很多大型的明代家具保护完好，王世襄多年的苦心总算没有白费。
与此同时，王世襄也没有停下收集文物宝贝的行为，反而愈发浓烈。渐渐地，这些家具填满了王世襄的小院。
随着国家对文物保护工作越来越重视，王世襄对明代家具的研究成果也得到了国家和社会各界的支持。
此时，已经年过七十的王世襄对明代家具的研究走向极致，于1985年编纂完成了《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开创了明代家具研究的先河，填补了这一项历史工艺空白，成为了这一领域泰斗级的人物。
虽然出了很多文物著作，但王世襄留下不少遗憾，那便是中国观赏鸽的消失，他曾回忆年少时鸽哨一响，鸽子便能在空中盘旋，养好了甚至能在空中列队，为此他还曾向奥组委提议北京奥运会上用观赏鸽，但最终并未实现。
1994年，已经80岁的王世襄才正式退休，此后便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到“玩”上了。
2003年，妻子袁荃猷离世，给王世襄带来了沉重打击，为避免睹物思人，他将家中明代家具百余件悉数低价卖出，条件则是这些藏品永远不能离开中国，而最终他们都被上海博物馆收集珍藏。
2009年，95岁的王世襄驾鹤西去，京城古玩史学界人士无不感叹，此后再无人能玩到王老这般极致，玩成一代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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