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道德经》里读出了两种力量，两种相反的力量，一种是相反相成的“反向”力量；还有一种是有意无意间的“抽筋换骨”的对抗力量。
这两种力量，几乎同时存在于《道德经》这个书名产生以来的所有注本里。前者的“反向力量”是万物运行变化的根本力量，后者将《道德经》的经典意义将降级为通常的道德说教；正因为有了后者，老子的思想光辉被蒙上一层朦胧而似是而非的玄秘面纱。
是指《道德经》中所揭示的正反两种对立的力量，万物之所以成为万物，是因为有这两种力量的同时存在，它们互为存在的条件，一方不存在，另一方则自动消失。万物皆有两面性，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两者同出，异名同謂。
这两者的关系既相反，又相成，谁也离不开谁。它的运动方式是“反者道之动”，万物生生不息的根源就在于事物内部的相互对立与矛盾运动。
这一种“反向”力量是老子揭示的宇宙万物的运动方式和存在依据，万物概莫如此。
和稀泥的方式有许多种，悄无声息地有意篡改和糊里糊涂的被动迷信，造成了老子思想的内部逻辑冲突和两千年来关于老子思想真相的无端纷争，人们习惯上称之为“酱缸文化”。
酱缸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以权威者的标准为标准，以其利益为利益，不符合其价值取向的，不惜改之、删之、演绎之，削足适履，张冠李戴，不管你原是什么颜色的，一律染成同一颜色；不管你是酸的辣的一律腌成甜的，借“同根”而嫁接，以“同源”而互用。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历来注老、解老名家名作，无论法家、佛家、不同时期的儒家、阴阳家，帝王将相家，有几个不借尸还魂以宣扬自家主张的？
正如反老最激烈的明初思想家王夫之所说：历来注老者，不糅杂自己痕迹，不足称老子注。
糅杂不对吗文化的意义不就在于吸收、沉淀、发育、发展吗？
也对。但问题在于，是吸收还是注解？吸收是从别家汲取养分以成就自己，这个应该发扬光大。而注解则应忠于原著，按照原著固有思想脉络进行合乎逻辑的诠释，而不是借助“六经”以“注我”。
在传统注本里，诸多注家必须把老子的思想放在传统价值观的“大缸”里浸泡一番，然后才能做出合乎伦理价值的《老子注》，比如将《老子》中原本表示“善于”的善，解读为“良善”“仁善”“和善”等，将闻道的圣人解读为具备仁爱之德的圣人，将“非恒道”的质疑精神解读为“不是恒常之道”，或不可言说之道等。
更甚者，不惜改动个别字词，朝着原本要表达的相反方向发展，比如“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改成“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把老子的观在当下的现实主义改成复古主义，明显是为恢复周礼服务的。
把老子思想解读为“不可知论”的理由很多，但多出于“禅语”。禅语解禅自是妥当，但是拿禅语解自然之道，肯定不是一回事。
禅语当然是智慧之语，而且是极高的智慧。但是禅道不是道家之道。同样的道理，以道家之道来套解禅家，也不妥。道禅互解，需要尊重各自的思想主旨，而不能硬套。
互套互解适应于修炼，而不能普适于修炼之外的其它领域解读。
和稀泥文化的毒害如果要说包括韩非子以下，历代帝王卿大夫、大儒，甚至一些道家人物所著“老子注”都偏离了老子主旨，一定会有很多人反对。但是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历来老子注的大致情况便可一观全貌。
法家注老。韩非子是法家集大成者，他借道生法而著《解老》《注老》，他的解老注老当然是为法家权谋思想服务的，所以就把“将以歙之必固张之”的万物自然转化规律（事物收敛之的状态必定是张开的），解读成“将要如何就先如何”的权谋家策略。
佛家注老。佛家讲四大皆空，虚空即是无，离空莫讲佛。魏晋以后，佛家加入“玄学”的谈玄说道，将佛学理念植入道家之“道”，南北朝时，取代儒家，成为玄学的主力，当时的高僧大德无不是注解老庄的高手。而刚从方仙道独立出来的佛家，其注解的老庄，注定注入佛家思想，这也是佛教中国化的必由之路。
儒家注老。儒家注老跟法家、佛家一样有着明确的儒家主张。从西汉的董仲舒糅杂道法阴阳而成“儒术”，到魏晋经学家以“祖述老庄”而立论，再到两宋理学的“三教合流”，都是在为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服务的。
因此，把老子的自然天道思想解读成“天人感应”并转向谶纬之学也是其必然选择。
玄学家注老。之所以把玄学从儒家里单独列出来，是因为在老子注方面，玄学对后世老子思想研究的影响深远且广泛。
需要说明的是，玄学不属于道家，也不是“新道学”，而是以儒学解老为主，辅之以佛学解老的一种思潮，它属于儒学的范畴，而不是道家的范畴。
玄学家们原本都是儒经学家，他们虽以老庄之学立论，但其出发点和目的却在于以《周易》的圣人观来协调统一道儒两家的圣人观，嫁接两家之“道”。
尤其是隋唐之后，随着禅宗的发展，“禅道”与道家之道的界限逐渐模糊化，以至于今天，谈道即禅味十足，论说即被视为“着相”，“道”陷入不可知论。对解读老子思想造成极大障碍。
总之，《道德经》所论之道，乃宇宙大道，是万物产生发展，从无到有，复归于无的自然规律。而玄学之道和佛学之道，纯属于精神意识范畴的概念，二者指向不同，认知方法不同，不可同日而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