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隔3400多公里，郑效瑾还是第一时间注意到了云南出现鼠疫病例的消息。
9月25日，云南勐海县鼠间鼠疫疫情防控指挥部通报，该县西定乡一村寨发生鼠间鼠疫，1名3岁儿童被诊断为疑似腺鼠疫病例。疫情发生后，当地政府启动Ⅳ级应急响应。
新近一次因鼠疫引发的公共安全事件，出现在去年11月12日。当日，北京朝阳医院突然关闭了急诊楼，两名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患者在北京被确诊为鼠疫。北京市为此立即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应急机制。
“一号病”——多年来，郑效瑾和同事们一直这样称呼鼠疫。在坊间，鼠疫则有另一个更通俗、也更怕人的名字——黑死病。
9月26日，也就是云南勐海县鼠疫通报发出的第二天，甘肃省酒泉市阿克塞县疾控中心一大早就热闹起来。“秋冬交替是鼠疫容易发生的时期，灭鼠防疫的责任很重，所有人都得上。”作为党支部书记和主任，郑效瑾领导的这家疾控中心有28人，人人都是“猎手”。
阿克塞县是甘肃最偏远的鼠疫自然疫源地，每年检菌数占到甘肃省的85%以上，有“中国鼠疫菌库”之称。1988年，该县被卫生部确定为“鼠疫全国重点监测点”，全县共判定鼠疫点48个。县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多半时间都与这些疫点打交道。
清点好服装、设备和药品，猎手队伍向着荒原出发了。捕猎目标是他们的老对手——仅千分之一毫米的鼠疫杆菌。
这千分之一毫米的存在，让鼠疫成为我国仅有的两种甲类传染病之一。另外一种，是霍乱。
阿克塞疾控中心的猎手们在野外“猎捕”鼠疫杆菌。受访者供图
鼠疫再现
位于青藏高原北缘的阿克塞县很大。它地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交汇处，草场、丘陵、戈壁、雪山和海子组成了其3.14万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两个北京市或者一个海南省的大小。
鼠疫杆菌很小。即使在放大千倍的光学显微镜下，它也只呈现出非常短小的杆状。但这微小的球杆菌传染性强、病死率高，曾在人类历史上多次肆虐，留下触目惊心的死亡数字：公元六世纪东罗马帝国发生鼠疫，让当时君士坦丁堡的人口锐减三分之一；十四世纪的欧洲，鼠疫直接导致数千万人丧命；明朝末年，鼠疫让山西、陕西和华北地区“十室九病”，许多人早晨染病，傍晚即死去。
在如此大的地盘里阻击如此小的病毒，郑效瑾他们的工作，说是“大海捞针”也不为过。
那一年9月29日，三三两两的汽车、拖拉机在驶离阿克塞县的简易公路上开行着，车轮扬起厚厚的尘土，覆盖在戈壁卵石上灰蒙蒙一片。
阿克塞县处于柴达木盆地荒漠与河西走廊荒漠包围之中，境内蕴藏着丰富的矿产。9月底，是采掘施工队“出山”的时候。按规定，县疾控中心在沿途设卡对车辆进行疫区例行检查。
大约中午时分，一辆农用拖拉机在卡点前略微停顿一下，突然轰响油门，急速冲向公路。
“必须追！”在拖拉机驶过的那几秒钟，郑效瑾透过弥漫的灰尘和浓烈的尾气瞥了一眼，看见了几位“不速之客”身上油腻腻的衣服。事后回忆，他很感激自己的直觉与职业敏感， “仿佛能闻到他们宰食过旱獭的味道”。
追出几百米后，拖拉机被汽车拦了下来。不等郑效瑾他们上前检查，冲卡的人就主动“招了”，“你们别查了，我们着急赶回去办丧事……”
拖拉机后的拖车上方横搁着几块木板，木板下平趟着一个人，早已没了呼吸。看了一眼死者的肤色，郑效瑾警觉起来，“极度危险，一个都不能走！”
当天，在公安民警的协助下，拖拉机上的5人连同死者被带到了阿克塞“老县城”所在地——博罗转井镇旧址。
博罗转井镇地处海拔近3000米的高寒地区，交通不便，饮用水源中还含有超标的放射性元素，被认为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城镇。1995年，经国务院批准，阿克塞县城迁至海拔1800米、自然条件较好的红柳湾镇。此后，博罗转井镇逐渐变为无人居住的“空城”。
一同前往博罗转井镇的还有郑效瑾。当天夜里，在原来的阿克塞县疾控中心废弃的工作室里，郑效瑾借助手电筒的微弱光亮，小心翼翼脱去逝者的外套，用手指戳着冰凉的肋骨，寻找心脏的位置。
由于条件有限时间紧迫，那一次，郑效瑾手边连合格的防护装备都没有。
找准，扎下去，手指轻轻一拉，一股脓血涌进针管……
郑效瑾心里一惊，“基本可以断定，是鼠疫。”
那一年是2000年，郑效瑾28岁。此前，人间鼠疫已在阿克塞消失了多年。
高倍显微镜下的鼠疫杆菌。受访者供图
“空城”隔离
从死者体内提取的血液，要在器皿中经过24小时“培育”才能最终得出是否含有鼠疫杆菌的结论。但在空旷的博罗转井镇，郑效瑾却时刻感觉“鼠疫菌团”正在大举扑来。
从已经死亡多时的人体的心房中抽出冰冷的血液，对鼠疫防控工作者来说，是个绝对危险的信号。
随着生命逝去，正常的血液会在一定时间内凝固。但如果死者感染了鼠疫杆菌，凝血因子会遭到破坏，血液在其死后数天之内都不凝固，并逐渐淤积在皮肤下面，形成一片一片暗红、青紫的颜色，最终遍布全身，直到尸体腐败溃烂。“黑死病”的称呼，也由此而来。
郑效瑾把死者遗体从头到脚检查了好几遍，想要找到其生前感染鼠疫的原因，“这太重要了”。
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的鼠疫杆菌要向人间传播，目前已知的有三种途径。最常见的是通过带菌鼠蚤叮咬，形成“动物→蚤→人”的传播方式，不过在黑红色的遗体上，郑效瑾很难找到微小的叮咬痕迹。况且通常情况下，即便是叮咬之初皮肤局部出现小疙瘩，随着鼠疫杆菌在人体内暴发，这个疙瘩也会消失。
第二种是经皮肤传播，健康人破损的皮肤黏膜与病人的脓血、痰液或与患病啮齿动物的皮肉、血液接触后发生感染，但这种可能性很快被郑效瑾排除了。
最后一种传播途径，是郑效瑾最不愿看到发生的。
询问拖拉机上几位死者的密切接触者后，郑效瑾得知，这些人是外县的农民，几天前利用秋后农闲时节进到山里捕捉旱獭。在冲卡的前一天傍晚，其中一人突然出现咳嗽、发热、寒战、头痛等症状，最初以为是高原缺氧或受了风寒，谁知到了半夜他却在极度痛苦中毙命。同行的人慌了神，让1人在清早拦住一辆过路的货车，先行回村报丧，其余5人将遗体抬上拖拉机准备拉回家办丧事。
旱獭是鼠疫杆菌主要的自然宿主之一。如果宰杀发病死去的旱獭，剥皮过程中可能会形成飞沫，飞沫经人体呼吸道进入肺部，这样就可能发生原发性肺鼠疫。历史上的人间鼠疫大流行大多因肺鼠疫而来。
郑效瑾反复向每一位密接者确认剥食旱獭时的每一个细节，同时，他还时刻关注着那个提前回村的“报信者”的消息，人找到了没有，是否及时隔离，有没有出现鼠疫症状？
一天夜里，冷风吹来，郑效瑾独坐在“空城”中，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突然，寂静的房间里传来一阵声响，是面盆敲击的声音，时而微弱、时而急催，很像敲门声。
“当时真不知道是‘命运在敲门’还是死神突然降临。”在阿克塞工作了27年，郑效瑾执行过无数次与鼠疫面对面的任务，但20年前的博罗转井镇，却在他头脑中留下了刀刻般的记忆。
是一只老鼠误入脸盆，被倒扣在其中劈里啪啦乱撞发出的声音。发现虚惊一场的郑效瑾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真害怕是自己感染疫菌后出现了幻觉……”
喜马拉雅旱獭外形可爱，却是鼠疫预防的重点监控对象。蔡俊堂 摄
夺命旱獭
博罗转井镇、半个洼、大坝图……这些许多阿克塞当地人都从未涉足的地方，就是县防控中心工作人员的一个个监测点。每年5月至10月，是动物间鼠疫流行的活跃期，鼠疫防控工作者也要在这段时间进入深山、荒滩、野岭，开展固定监测、流动监测和保护性灭獭灭蚤等工作。
旱獭是一种大型啮齿动物，它还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土拨鼠。在阿克塞，喜马拉雅旱獭是最主要的品种，它们体型略显肥胖，身披棕黄褐色的短毛，身上镶嵌着一条条黑色斑纹。
几年前，在阿克塞附近从甘肃敦煌到青海格尔木的公路两旁，每逢阳光明媚的清晨或午后，就有喜马拉雅旱獭钻出洞穴，懒坐在土丘之上注视着过往的车辆，有时还会做出立身拱掌相拜的动作。
颇为呆萌、可爱的样子让旱獭在网络上走红，用它的照片制作的表情包频频出现。但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在青藏高原区域，旱獭是鼠疫预防的重点监控对象。
鼠疫杆菌与旱獭之间有一种很微妙的联系。作为鼠疫、野兔热、森林脑炎等自然疫源性疾病的主要保菌动物，有的旱獭即使终生携带大量病菌，也能活蹦乱跳，不受伤害；但有的旱獭却会突然发病，一天之内迅速毙命。
旱獭以家族群居方式生活在洞穴中，一旦染病就会被同类逐出。因此，那些形单影只游荡在草甸上的旱獭——往往被人误以为是容易捕获的猎物——大多都是“病菌炸弹”，宰食或者剥皮者被传染的几率100% 。
在博罗转井镇医学隔离了9天9夜后，2000年那起因剥食旱獭而引发的人间鼠疫解除了警报，包括郑效瑾在内，所有密切接触者都幸运地没有被感染。
不过，只要稍有疏忽，鼠疫随时就会卷土重来。
2010年6月的一天，阿克塞县医院走进一位奇怪的病人，摇摇晃晃挣扎着向前移动。治疗开始没多久，患者就病重身亡。疾控中心尸检表明，死者感染了鼠疫。详细溯源后，猎手们在死者居住地周围发现了吃剩的旱獭骸骨。
2014年7月，临近阿克塞的玉门市一名男子将一只死去的旱獭切割喂狗，当晚他开始发烧，送医后救治无效不幸死亡。
2019年9月，阿克塞县120急救中心接到一位牧羊工人的电话，“感冒，发烧，非常难受，走不动路”。救护车赶到现场时，这名工人已经咽气。接到报告后，郑效瑾带队对方圆500多米的范围进行了多轮的检查，没有发现任何旱獭的骸骨和皮毛。
“当时判断，死者被跳蚤叮咬后感染的可能性极大，必须进行全面消杀。”郑效瑾说。
藏身在旱獭短毛中的跳蚤，是又一位“鼠疫刺客”。在阿克塞广袤的土地上，这一大一小两种动物，构成了触发人间鼠疫的两道机关。
在针对人间鼠疫还没有特效治疗方法的现在，守住这两道机关不被打开，是阿克塞疾控中心猎手们的职责。
猎手们在野外作业时，就住在简易的帐篷里。 受访者供图
猎手出击
草原的夜晚，又静又黑。几顶白色帐篷搭建的地方，发电机的轰鸣声在旷野中四散开。这里距离阿克塞县城100多公里，平均海拔3000多米，是该县最远的一个鼠疫监测点。猎手们白天穿着防护服采集样本、投药作业，到了晚上，才有时间一面在动物样本上寻找跳蚤，一面汇总一项项监测数据，以便为后期判定疫区、疫点、流行强度等提供科学有效的实验依据。
被麻醉的动物安静地躺着，猎手们用篦子一遍遍从上往下梳理它们的皮毛，直到一个个比针尖还小的“黑点”——被麻醉的跳蚤——全部掉落在白色的瓷盘里。随后，这些“黑点”将全部进行细菌培养，一旦在其中发现了鼠疫杆菌的痕迹，就意味着必须采取彻底的灭獭行动。
一根比套马杆还长的竹竿，是哈萨克族汉子阿塞提的灭獭“神器”。在鼠疫防治一线工作了20年，他走遍了阿克塞县3.1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摸索出了对付旱獭的方法。
旱獭家族的洞群堪称“复杂建筑”，占地可达数十至数百平方米，结构复杂，有主洞副洞，有冬洞夏洞，还有临时避险洞窝和“公共客厅”。洞穴深至3米甚至4米，洞道可长达10米至50米、深2米至3米。
为了造就安全舒适的住处，旱獭们会把洞口周围的植物都咬断拖走，还会挖出5至10平方米的泥土，这容易引起风蚀和水土流失，导致草场沙漠化。因此，猎人们有限度地灭獭，不仅能防疫，还能保护草原植被。
一击致命、防范逃脱，是灭獭的关键。
阿塞提的竹竿头部有一个小勺，他在勺中倒入磷化铝，再滴入适量的水，然后快速将竹竿插入旱獭洞群，待洞内产生大量磷化氢气体后，再把洞口用土堆封堵。每一个封堵的洞口上都会插一面小布条。猎手们3人一组，每组有不同的颜色。灭獭一天，红色、蓝色、白色的布条能插满一座座山头和草甸。
今年“进山”，疾控中心副主任马俊元领着队伍先到了山顶，再慢慢向下作业。“一舀二放三填土”，在防护装备齐全的当下，灭獭灭蚤投药作业看起来既安全又简单，但马俊元说，一个旱獭窝常常有四五个出口，要把所有洞口都投药封堵，整套流程得重复很多遍，一天下来猎手们出的汗能把衣服湿透好几次。“阿克塞海拔高，以前我们总是从山下往上走，越干越累，高原反应也越来越严重，现在反过来，稍微轻松一些”。
年复一年进行辛苦单调的灭獭灭蚤工作，是为了最大限度防范人间鼠疫发生。可一旦有人感染鼠疫的情况出现，猎手们又要立即站在距离烈性传染病毒最近的地方。
有一年，一位败血型鼠疫患者在阿克塞县医院病亡。这种类型鼠疫患者的血液和脏器内充满了鼠疫菌，他的遗体相当于一个“细菌弹”，触碰翻动时稍有不慎，就会对在场人员构成严重威胁。
迎着人们惊恐的目光，郑效瑾带头采集了病人血液、淋巴穿刺液等样本，随后与同事一起包裹尸体及污染物，经严格消毒后，将其运往几十公里外进行焚烧深埋处理。由于连续两天一夜穿着防护服且滴水未进，处置结束后，郑效瑾昏倒在了现场。
郑效瑾在阿克塞疾控中心的动物标本室里。工人日报-中工网记者 康劲 摄
“一号病”之谜
鲁新民是阿克塞县疾控中心目前在职时间最长的职工，最近十几年，他最常停留的地方，是疾控中心的动物标本室——他是那里的负责人，也是大多数标本的制作者，“标本来源基本是同事们从野外带回的动物遗尸，其中许多都与鼠疫杆菌有关系。”
即便在防治一线工作了近30年，鲁新民依然摸不清“一号病”的脾性。他的同事，亦是如此。
1910年冬天，因捕猎旱獭，满洲里首发鼠疫，随即传至哈尔滨，之后疫情蔓延东北平原，波及河北、山东、上海等地，持续6个多月，造成了6万多人死亡。
当时，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获得者伍连德临危受命赶赴哈尔滨，通过有效的组织管理、医疗救护和防疫检疫，花不到4个月时间扑灭了大流行的鼠疫。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效控制大型瘟疫。
“最早有文字记载的人间鼠疫，已过去1000多年，伍连德先生的阻击，距今只有110年。在鼠疫面前，人类还很年轻。”伍连德传记，是郑效瑾常年放在手边的书籍之一。
1993年，21岁的郑效瑾从原张掖卫校毕业，来到离家1600公里的阿克塞县，报到第二天就跟着防控大队进山灭獭，成为一名“一号病”猎手。几年后，他获得赴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深造的机会——那是伍连德在扑灭鼠疫后亲手创办的学校。
传承伍连德衣钵的信念，让郑效瑾在学习结束后立即返回了边远的阿克塞，并一直留了下来。在他主持工作期间，阿克塞鼠疫防控工作在全国考核中连续多年名列第一，被国家疾控中心评为“全国鼠疫优秀监测点”。通过各地疾控中心多年的努力，远离旱獭、禁食野生动物、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已成为鼠疫高发地区多数群众的共识。
不过，郑效瑾心中想要解开的谜题，还有很多。
多年来，猎手们在草原荒滩上发现的自毙旱獭，身上携带有鼠疫杆菌的仅有40%左右，剩下的都是未知的病毒或细菌。有的鼠疫患者因剥食旱獭而感染，但针对有的患者的调查，却找不到任何可能的感染源。金雕、豺狼等猛兽捕食染病身亡的旱獭却不会染病，它们是否会携带鼠疫杆菌并传染给人类？不久前，在阿克塞县城周围加气站附近发现了一具旱獭尸体，是什么原因让这只旱獭离开草原来到城市，又是什么原因令它弃尸街头？
……
目前，阿克塞县疾控中心正在向国家疾控中心申请课题，开展有关旱獭死因多样性的调查，希望尽早揭开“谜底”。
在著名长篇小说《鼠疫》的结尾，作者加缪写道——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绝，也不会消失，它们能在家具、衣被中存活几十年；在房间、地窖、旅行箱、手帕和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患，重新吸取教训。
这是郑效瑾常常翻看的另一本书，他说，这本书就像时刻响起的警示，只要人类稍有松懈或是对自然大肆挑衅，被加缪称为“魔鬼的寓言”的鼠疫，就可能再次发起疯狂的进攻。
来源：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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