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公元第一世纪，亚历山大和罗马对于直到马达加斯加海峡的漫长的非洲海岸已经积累了相当细致的知识。关于这一点，那本最著名的古老的航海书《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要览》给我们有力的证据。
这本书很可能是一个曾经亲身航行过南方海岸的亚历山大的希腊人写的。这本书在公元60年左右问世。全书约七千五百字。清晰扼要地提供了一些航海术语和最南到雷普塔的一些非洲沿海贸易点的情况。雷普塔肯定在坦噶尼喀沿海的某处，可能就在现在的达累斯萨拉姆和坦加之间。直到最近几年，考古学才开始着手解决它所必须说明的问题。《航行要览》的作者叙述了他的许多先辈们早经航行过的一些贸易路线。
此时沿海的航程已经被划分为若干公认的“站”，有着固定的停泊港和市场。也清楚地了解每一港口和市场所能提供和需要的货物。这本书同时也顺便提到了贸易船船长应该知道的一些当地政治概况。他说，通常大约是在七月才从埃及出发航行到“远方”的贸易城市。“远方”指的是红海海峡通向海洋的那一面。在这些面对印度洋的“远方港口”中，来自红海的船只既可以和来自印度的船只进行贸易，也可以循着海岸继续南下。
这两种情况都是变化多端，范围很广。“经常也有从海洋对面的各地，从阿里亚加，和巴里加札出发而来的船只。它们给这些远方的贸易城市带来异乡的产品：如小麦、大米、酥油、芝麻油、棉布、腰带和从一种名叫萨恰里的植物所提取出来的蜜。有些船是专程来这些城市贸易的，有些则是沿着（非洲）海岸边走边交易。这里并不完全归一个国王统治。每一个贸易城镇都分别由一个独立的酋长管辖。”有些沿海的酋长是独立的，有些则臣属于南阿拉伯希姆亚雷特诸亲王。他们输入红海滨的穆札所制造的铁器和武器。
但他们也会制造铁器和武器吗？主要关心于航海导引和贸易提示的《航行要览》却未曾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把答案假定为：他们不能。沿海进行的贸易，无疑有助于把炼铁技术传向南方。但我们也许会注意到，公元六十年代，罗得西亚东北部，卡蓝博瀑布附近的铁器时代文化，早已处于初级阶段了。“输向这些市场”即阿扎尼亚海岸、肯尼亚和坦噶尼喀海岸的市场“的货物有：穆札为进行这种贸易而专门制造的长矛、斧子、匕首、大锥和各式玻璃品，某些地方还有少量的酒和小麦。
但带去这些东西并不是为了进行贸易，而是为了博得那些野蛮人的好感。”从这些阿扎尼亚港口输出的是大量的象牙、犀牛角、玳瑁和少量的棕榈油。“这些阿扎尼亚市场是”红海“右岸大陆上最后的一些市场。”这类市场维持了好几个世纪。但是在伊斯兰教兴起以前，阿拉伯人已经通过定居、通婚和不断地交换货物等等方式，不断地建立了贸易关系。随之而来的就是贸易地区的日益向南拓展。向南的进展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在马达加斯加的北部发现了一枚君士坦丁一世时代（公元四世纪初期）的钱币。这样说来，希姆亚雷特人甚至可能远航到这里。
1950年，英国在东海岸的考古先驱者哲佛斯·马修在坦噶尼喀南部海中的一群小岛上获得了重要的发现。在较大的小岛基尔瓦的附近，一个叫做散杰亚卡提的小岛上，他在高大的树丛中发现了一处居住点的废墟。“一些用石头砌得整整齐齐的椭圆形的小屋，围绕着一座城堡。这座城堡的墙现在还有十六尺高。”这是迄今找到的最早的从事海岸贸易的定居点。它那种在伊斯兰教兴起以前好几个世纪就很可能已经开始了的使用铁器的文明，已经是南阿拉伯式，或者也许是南印度式的了。
离这里不远，在另一个叫做桑戈姆纳腊的珊瑚岛上，马修发掘出了有关这种发展中的大规模贸易的意想不到的奇妙景象。这是块与闪闪发光的大海隔着一片长满栲树的沼泽，因而被人遗忘了的地方。对于这块地方的一个荒废了的中世纪城市作初步发掘时，他“能够鉴别出一些几乎可以肯定是来自暹罗的带釉瓷缸，和大量的中国瓷器，这些瓷器的年代从宋末到明初（公元1127-1450年）。
在这些小岛上所发现的钱币中，还有来自美索布达米亚的造币厂和波斯的蒙古造币厂的。发现的串珠有来自印度的带孔红玉髓，另外一些则是用琥珀、水晶和黄玉制的。”这些古老的城市基尔瓦、基锡瓦尼、桑戈姆纳腊、散杰亚卡提、库阿等等。直到不久以前，除少数几个人以外，已经为人们所遗忘了。但在中世纪，在它们的街道上和仓库中，到处都有整个东方世界的那种文明的商业活动。
即使现在还不能详细地开列出这种南下刺探的早期年表，但仅从《航行要览》一段最能说明问题的文字中已足够看出它的方法了。“阿扎尼亚大陆”肯尼亚和坦噶尼喀的地区，各港口的人是“一些有海盗习惯的人。他们身材高大，受着所在地方独立的酋长统治”。至于沿海地带则被一个南阿拉伯的统治者宣布为“古代的权利使这些地方臣属于在阿拉伯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地方曾经先后臣属于澳散、卡塔班、沙比和希姆亚尔的亲王。
当《航行要览》的作者沿海岸南下时，希姆亚尔的穆札正占优势。因此，穆札的商人向那里派遣了“许多大船。船上雇佣许多熟悉土著居民并和土著居民通婚的阿拉伯船长和经纪人。这些人了解整个海岸的情况，也通晓那里的语言”。在这个简单的描叙的背后，必然隐藏着整整几世纪的经验。在这些世纪中，前来贸易的阿拉伯人和沿海地区的非洲人发展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从双方吸取过不少东西。
大约十五个世纪后，当欧洲人首次见到这个海岸时，这种文化业已成熟，并拥有自己完善的语言－斯瓦希里语。斯瓦希里是根据阿拉伯文而来的，意思是“属于海岸的”。这种语言和斯瓦希里文化一样，不是一种非洲化了的阿拉伯产物，而是一种阿拉伯化了的非洲产物。它的基础和大部分成分是属于非洲的，也就是说属于说班图语的非洲的。只是注入了强烈的阿拉伯因素。这是由好多世纪的贸易和定居影响形成的。
中世纪初，由于来自阿拉伯和波斯湾的移民和殖民活动的加剧，这种外来的阿拉伯因素就更加深刻了。阿拉伯的宗教战争和王朝战争更使这个现象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到了第七第八世纪，索马里、肯尼亚甚至坦噶尼喀沿海的一些贸易城市，由于阿拉伯避难者的迁入而变得带有强烈的阿拉伯文化特点。除了避难者经常定居的一些沿海岛屿外，这种阿拉伯的优势只限于少数统治集团或“大家族”的范围之内。大陆的许多港口和城市主要还仍然是非洲化的，尽管他们的文化不断地增加了伊斯兰教的色彩。
到了十世纪，正如马斯乌迪曾经明确指出过的，阿拉伯人向南已经一直定居到瓦克利米王国的索法拉。那时，在东方世界的另一端，他们也早已定居在中国的南部、马来亚、印度和锡兰的许多港口。此后，越来越多的满载货物的船只从中国来到非洲重又回去，从一个港口走到另一个港口，船上的货物从一批买卖人手中传到了另一批买卖人的手中，直到整个广阔的海洋都被一种错综复杂的运输和交换的体系联系起来。
桑戈姆纳腊之类城市都知道了浙江的瓷器和暹罗的红瓷。但是，就东非而论，印度仍然是它最大的市场和商品的供应者。如果中国的钱币和瓷器（至少是后来十二、十三世纪的那些钱币和瓷器）可以为沿海的历史提供有用的有关年代的线索（有时，甚至对大陆腹地的有些地方也可以起这样的作用），则印度的串珠也将变得有价值。因为它们所提供的年代可以推到第八世纪。当人们在这方面获得更多的材料以后，来自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和马来亚的串珠也可以起同类作用。
印度的纺织品倘若被保存下来，无疑会告诉我们更多的情况。因为在许多世纪中，它们总是被运到东非各港。作为非洲的商品提供者或非洲商品的消费者，或者作为从非洲运往东方或从东方运往非洲的商品集散地，印度西部和南部新兴的文明，会对非洲东部和东南部发生几百年的作用。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内容，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埃德里西说明了非洲铁在满足印度的需求中所起的作用。象牙也经常是同样重要的。马斯乌迪说，僧祗人把它们卖给了土耳其人。“它们被运到了阿曼。然后再从那里运往中国和印度。它们总是沿着这条路线运出去的。
如果不是这样，这些穆斯林国家的象牙就会很多了。在中国，国王和文武百官都使用象牙轿子。每当大臣或显贵朝见国王时，无人乘坐铁轿子。因为在这种场合只适合使用象牙轿子。”他说，象牙在印度的需要量也很大。他们用象牙做刀剑的把柄和棋子。另一宗主要的商品是黄金。大约在五、六个世纪中，一定有大量黄金从非洲东南各港口运往印度。1500年欧洲人兴奋地发现的那一堆堆亮光闪闪的东西，许多都是这样运去的。玳瑁是非洲的另一名贵输出品。奴隶则又是一种。
七世纪末，美索布达米亚非洲奴隶的人数已经多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大规模的奴隶起义能够延续二百年之久。但奴隶贸易终究还是次要的。它从来也没有超过阿拉伯人早期在非洲沿海所从事的规模。正如阿拉伯人早期的奴隶贸易在规模上从来没有超过欧洲人所从事的（或后来阿拉伯人在十九世纪所从事的）一样。东方世界主要需要的非洲产品是铁、黄金和象牙。虽然这种贸易和欧洲的关系是集中通过红海海峡的，但仍然为许多亚洲的从事航海事业的民族所分享。
从公元二世纪以来，随着爪哇和苏门答腊一些岛国的兴起，印度尼西亚人也插了一手。他们在以后的诸世纪向马达加斯加殖民。虽然现在还不知道他们去时所经过的海道。他们沿着非洲海岸北上最远一直到达非洲之角，在索马里沿海一长列小岛巴纠尼群岛上留下了自己的踪影。现在这些小岛上说班图语的居民还使用一种很象印度尼西亚形式的装有舷外铁架的小划子。但是可能通过和中国的联系，人们能更清楚地看到非洲和东方国家间贸易的繁荣和持久性。和中国联系的历史主要是中国人长期在世界领先的航海技术的发展的历史。
中国人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和航行，终于在公元1417或1418年，并且在1431年或1432年再次以二万七千人组成的舰队（一说三万七千人，可能根据不同的航行所得的不同的估计)到达过非洲海岸。这些试验和航行成为漫长而又生动地记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种记录恰巧说明了人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云集于印度和非洲的海面上的，他们乘的是什么样的船，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以及他们实际所知道的国家究竟是那些等等。
十二世纪那些航行于中国海面并南下的，扬帆若“垂天之云”的船只，是许多世纪实验的产物。在这以前，中国海员飘洋过海至少已有一千年了。现在还保存着一篇生动的记载。它至少反映了一点早期航行海上的无名英雄、领港员、受压迫的人，海员、船长、商人和各式各样的旅行家所遭到的惊吓和险境。有一个去往印度的佛寺的中国香客在公元413年回国。法显是从陆路经过突厥斯坦、北方的大雪山而到印度的。但他想由海道回国。
当他从恒河口航行十四天，到达锡兰并逗留该地，拜见了佛牙和观看了当地的名胜之后，搭了一条前往爪哇的“商人大船”。这条商船载了二百旅客，并且为了安全起见，拖带有一条小船。但这种预防措施也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在离港两天以后，忽遇风暴。“商人欲趣小船”，小船上的人“恐人来多即斫组断”。法显的故事说明随后发生了恐慌。为了减轻船只的载重量，大部分货物被扔入海中。法显，这个香客“亦以军持及澡灌并余物弃掷海中”。
这也算是为这个左右为难的学者所作的一点可怜的贡献。但是他保留了从印度带回的佛经和佛像。过了五个月以后，又搭上一只大船，前往广州。他说在正常的情况下这段航程需要走五十天。另一次风暴几乎使他再次遭到毁灭。这一次，和他同行的商人都不同意他的佛教劝说。认为把他掷入海中或许还能够安抚命运之神。法显第一次从锡兰去爪哇所乘的船无疑是锡兰人或爪哇人的船。但第二次乘的很可能已是中国船了。
在后汉（公元25-220年）中国已经和红海有了海上联系。三国时代（公元221-265年）的作品提到广州和安南的中国船只，头尾装有索具，有四或七桅。虽然那种中世纪的航海大帆船主要是在两宋时代（公元960-1279年）发展起来的，但公元600年前后有一个叫杨索的造船技师已经能够建造有五个甲板的船只了。这种船从桅顶木冠到龙骨长逾百呎。此后，海上贸易在唐朝得到了急剧的发展。九世纪的《唐国史补》一书引证早期的记载说，南海的船只出水颇高，必须攀登几十呎高的梯子才能上船。
为了跋涉万里，贸易致富，迫切要求改良船只，寻求更可靠的航海方法。法显的故事表明，东方的长早已知道如何靠星宿航行了。宋朝的船长已经依靠指南罗盘掌舵了。李约瑟说：“当指南罗盘为风水匠在陆上用了相当长的时期以后，究竟何时开始为航海者利用的已不可考。但可以大约估计，当在公元十世纪左右。”到了公元1086年，也就是当人们知道它已被传入地中海地区的一个世纪以前，它肯定已被应用于航海业了。另一发明是横装的防水舱。十三世纪末，马哥孛罗对这种发明曾大加赞赏过。但它的使用可能远比这一时期为早。那种利用轴转动的装在船尾的舵，看来在唐朝，也可能早在八世纪，就已经被应用了。
唐宋的水手也知道怎样利用风力。绷紧了的风帆围绕桅杆，像是一扇装着铰链的门板，从而使船只对风力的利用，达到了地中海的水手长期不能达到的程度。这种靠枢轴旋转风帆的航海船只被叫做“排风船”。总之，十二世纪前后，中国船就技术上来讲，已经能够航行到任何船只所能到达的地方去了。但直到十五世纪，著名的海军将领郑和才在东非拢岸。
在吴哥窟，在古代柬埔寨皇宫的废墟中，还遗留着一块石头，刻着被一致认为是一艘广东或东京的中国船。这是一艘轻帆船，有两根桅杆，上举方形帆帘，用绞盘起锚。这艘船似乎还有一个真的轴转舵。它的雕刻年代是1125年。这是现存的最早的海船模型。虽然有这样熟练的航海技术，但中国人在早年看来并没有越出过印度洋的东部海面，尽管他们的船只和装备有可能把他们带到更为遥远的地方去。
关于这一点，专家们还没有得出一致的意见。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曾经说，汉朝（这是说在公元220年以前）的船只，经常远达印度洋西端。也许这是真的。纪元初期，中国的货物肯定曾经从海路运到过红海和地中海地区。这时，麦罗埃的匠人用以仿造的青铜器皿可能是由海路运来的。中国和罗马之间也有交换关系。但这些和大部分贸易一样，都是经过转辗贩运的。因此，公元前一世纪的一份中国文献解释，皇室翻译部门的官吏和“应募者”如何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绘而住”。及抵外国，“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
十二世纪，随着宋朝的扩张，中国人在印度南部的一些贸易点中占有稳定的地位。魁郎港成了主要集散地。他们肯定在比这个时期更要早得多的年代里就到过阿拉伯。公元947年埃尔·马斯乌迪写道，中国的船只经常“到阿曼、西腊夫、奥比拉赫和巴士拉，而这些国家的船只也直接开往中国”。埃德里西在公元1154年所写的作品中，曾经提到过，在过去期间当印度处于混乱状态时，中国人如何把他们的贸易点迁移到札奈季。札奈季可能是指马尔代夫群岛或拉克代夫群岛，也可能是指东南亚的那些大岛。
结语公元1083年的宋史讲到有一位外国使节第二次入朝的情况。这个使臣名字的最后三个字念来很像“僧祗”。因使臣远道而来，神宗皇帝“诏颁赉如故事，仍加赐白金二千两”。除非进一步的研究还能从中国著作中发掘出一些人所不知的材料，否则这位早期的非洲使臣（如果他的确是来自非洲的话），当是马林迪城公元1414年向中国皇帝派遣使臣并赠送长颈鹿以前，中国史上唯一的记载。但有关贸易的记录通常是更能说明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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