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作为哲学家的尼采》译后记
作者：启真馆图书
毋庸置疑，尼采是百余年来影响巨大而又争议不断的哲学家， 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与尼采有关的一个重大争议恰恰是，他究竟能否算得上是一位哲学家。纵观尼采自20世纪以来的接受史，不难发现，最初对尼采思想产生积极回应的是艺术家。
斯特凡·格奥尔格、里尔克、穆齐尔、托马斯·曼、黑塞、茨威格、纪德、加缪、叶芝等欧洲一流作家深受尼采的启发，不仅如此，古斯塔夫·马勒、弗里德里克·戴留斯（Frederick Delius）与理查·施特劳斯还将尼采的语言谱写进了他们的音乐作品之中，剧作家萧伯纳甚至早在1903 年就将尼采笔下的“超人”形象搬上了伦敦的戏剧舞台。
艺术家如此热烈地响应尼采播撒下的思想火种，个中缘由或许不难理解，恰如布莱恩·麦基（Bryan Magee）所评述的，“尼采是哲学家中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在许多德国人看来，他是最伟大的德国散文家。尼采之所以能够影响如此众多的创造性艺术家，原因之一在于，他本人就是哲学家中的艺术家”。
相较于艺术家积极肯定的回应态度，职业哲学家对尼采的态度就没有那么热烈。尼采所具备的产生广泛影响的文学特质，在职业哲学家眼中则成了缺乏理论性与系统性的可疑品质。尤其在深受逻辑主义与科学主义影响的分析哲学中，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许多著名分析哲学家对尼采的哲学充满了偏见。
例如，罗素在他影响甚广的《西方哲学史》中就认为，“尼采虽然是个教授，却是文艺性的哲学家，不算学院哲学家。他在本体论或认识论方面没创造任何新的专门理论”，对于罗素来说，尼采的重要性似乎仅仅体现于他有关伦理学与历史批评方面的敏锐洞识。
不同于罗素对尼采的轻慢态度， 逻辑实证主义的核心成员卡尔纳普将尼采评价为“具有最高的艺术天分的形而上学家”，不过，在卡尔纳普看来，虽然尼采避免了一般的形而上学家将理论表达与艺术表现混淆起来的谬误，但尼采的成功之处恰恰在于，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代表作中“公开地选择了艺术的形式，诗的形式”来最强烈地表达了别人“用形而上学或伦理学表达的东西”。不难看出，卡尔纳普依旧是将尼采的文学性遮蔽了他的哲学性。
颇为有趣的是，尼采对自身作品的文学性影响自己在学院哲学家中地位的情况也并非毫不自知，他在生命晚期的一则笔记中如此写道：“还在我四十五岁时，十分好心肠的巴塞尔大学的学究们就使我明白了，我的著作的文学形式乃是我没有读者的原因所在，我应当有所改变才是。”当然，尼采此时的身体状况与精神状态已经不允许他继续推进这个或许从根本上有违其本性的计划。于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尼采作品的可疑文学特质，以及他在政治上与德国纳粹的可疑关系，让许多英美的主流哲学家对尼采的哲学敬而远之。
在20 世纪下半叶英美哲学的研究传统中，两本研究尼采的重要论著从根本上改变了上述局面。1950 年，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瓦尔特·考夫曼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尼采：哲学家、心理学家、敌基督者》，他试图向全世界表明，尼采的出现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尼采的思想观念所关切的不仅仅局限于某个民族的成员，不仅仅局限于哲学家，而是“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通过翔实细致的文本考证，考夫曼不仅力图证明，尼采并不是一个极端的反犹主义者，尼采不赞同那些狭隘偏激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而且还致力于对尼采哲学的核心——强力意志做出一种非政治化的解读与诠释。
考夫曼将强力意志作为个人在生存论意义上的“自我克服与自我超越”，并据此清除尼采与德国纳粹运动的诸多可疑的政治思想关联。不难看出，考夫曼主要是结合存在主义等欧陆哲学资源来澄清对尼采的种种误解。相较之下，阿瑟·丹托则积极运用分析哲学的技巧方法，还原尼采作为哲学家的身份。
1965 年，丹托研究尼采的代表作《作为哲学家的尼采》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丹托抛开尼采作品激进的修辞与华丽的风格，专注于以系统而又清晰的方式阐释尼采的哲学观点及其论证思路。丹托力图表明，尼采所关切的许多重要哲学问题，恰恰就是作为一种运动的分析哲学在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与逻辑哲学等领域所关切的诸多哲学问题。
以此方式，丹托力图在日益技术化和逻辑化的职业哲学家中重新恢复尼采作为严肃哲学家的身份和声誉。英美职业哲学家长期受分析哲学研究范式的影响与支配，对于这些哲学家来说，丹托更有说服力地论证了尼采在当代哲学探究中的可靠性与重要性。
自此以后，英美哲学界不仅在数十年间累积了大批研究尼采的作品，而且包括伯纳德·威廉斯、理查德·罗蒂、玛莎·努斯鲍姆、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菲莉帕·福特和希拉里·普特南在内的为数不少的主要英美哲学家纷纷开始关注尼采的哲学思想，尼采的哲学反思与批判成为推动他们理论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相应地，丹托的《作为哲学家的尼采》也就成了当代英美哲学研究尼采的一个重要理论出发点。而丹托率先以分析哲学的视角，从语义虚无主义、视角主义的真理观与认识论、自然主义、哲学心理学等层面切入对尼采的阐释，揭示了许多传统的尼采研究没有足够重视与充分阐释的诸多内容，有助于人们更为全面与更为细致地理解尼采，有助于人们更为冷静与更为清醒地评价尼采在哲学上的得失功过，这也让丹托的这部研究尼采的论著具备了颇为独特与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思想价值。
阿瑟·丹托（Arthur C.Danto，1924—2013）是美国当代的著名分析哲学家与文艺批评家，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丹托曾经担任美国哲学学会的主席、美国美学学会的主席、美国《哲学杂志》编委会主席，并曾多次获得学术嘉奖和图书奖励。
过去十余年来，丹托的重要作品《艺术的终结》《艺术的终结之后》《美的滥用》《寻常物的嬗变》《叙述与认识》《何谓艺术？》等被陆续翻译为中文，丹托的“艺术终结论”也激起了国内学界的广泛讨论。可以认为，中国学术界与文化界对阿瑟·丹托这位哲学家已经不再陌生， 因此在这里就没有必要对丹托众所周知的生平与学术背景进行赘述。
不过，为了更好地理解丹托研究尼采的智识背景，仍然需要注意的是，丹托在韦恩大学学习历史与艺术之前曾在军队服役，而按照尼采的独到理解：“没有一个能干的学者身上不具有一个能干的军人的本能……服从严格的秩序，但任何时候都能走在前面；宁愿冒险而不要舒适；并不斤斤计较于允许的和不允许的；仇视偏狭、狡诈、阿谀奉承之辈甚于仇视恶人……”
丹托的这段从军经历在他的智识生涯中或许并非无足轻重，而是在他身上潜移默化地孕育了一种不拘泥于学派的既定教条，敢于在智识领域冒险的精神品质。而正是这种精神品质，让丹托的整个智识生涯都展现出了有别于一般分析哲学家的鲜明特色。
在“认识论转向”与“语言学转向”的双重影响下，分析哲学家通常以知识论为主要的理论关切，对科学知识的概念、命题与理论进行逻辑分析与语言分析是他们哲学活动的核心主题，艺术与历史往往并不是分析哲学家特别重视的主题。
而丹托的哲学研究则在很大程度上专注于对艺术的反思，特别重要的是，他对艺术的分析与阐述，并没有保守地将理论触角仅仅局限于公认的经典艺术作品，而是密切关注蓬勃发展的先锋艺术。他毫不畏惧地卷入先锋艺术所引发的理论争鸣的旋涡，通过正视新的问题处境而逐步形成他自己对艺术的定义与阐释。
丹托积极地将他的分析哲学的理论方法运用于历史哲学的领域， 他将“叙事性特征”作为历史思维特性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观念固然导源于分析哲学，但丹托在这方面也做出了“某种超越分析哲学的努力”。根据丹托的历史哲学，叙述已经上升到“人类认识与表达世界的基本方式的高度”，就此而言，丹托与欧陆哲学家利科、海德格尔有着共通之处。
丹托主张，历史与叙述需要参照将来的事态发展来完成，因而当事者对于其所处时代的理解并不具备优先的认知地位，这又与解释学中的“效果历史意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根据上述理论立场不难推知，丹托虽然是分析哲学家，但他对待欧陆哲学并没有明显的傲慢与偏见，他甚至明确反对将当代哲学家区分为分析哲学家和存在主义或现象学家两大阵营的做法。丹托对待传统的思辨哲学史的态度，也与信奉逻辑实证主义的分析哲学家判然有别。
按照逻辑实证主义者赖欣巴哈的观点，“思辨哲学的历史是那些提出自己不能回答的问题的人们的错误理解；对于他们居然做出来的回答，只能从心理动机方面进行解释”。
不同于分析哲学研究范式的思辨哲学，往往会被这些分析哲学家视为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废话。丹托则认为，随着逻辑实证主义所支持的那种旨在打破旧传统的哲学观逐渐失去了魅力，许多思想开明的分析哲学家不再把哲学的权威文本纯粹当作某种无意义的东西，分析哲学开始对众多并非隶属于分析哲学传统的伟大哲学家产生了兴趣。
在这种智识氛围下，丹托率先将先前在分析哲学传统中饱受诟病的尼采、萨特和黑格尔重新引入了英美哲学，并积极地从这些哲学家的思想观念中汲取灵感来启发丹托自己的哲学思考。
丹托的开放心态也让他对东方思想传统抱有浓厚的兴趣。20 世纪50 年代哥伦比亚大学邀请日本禅师铃木大拙开设讲座，哥大的师生似乎对这个讲座并不特别感兴趣，参与人数寥寥无几，而丹托是唯一一位参与这次禅宗讲座的哥大教师。据说，丹托从禅宗讲座中获得了不少启发，禅宗思想不仅影响了丹托对艺术与哲学本身的理解，而且在丹托解读尼采的过程中也不难发现与禅宗有关的佛学思想以及印度文化的痕迹。
必须澄清的是，丹托的这种解读方式并非是将他个人的理论旨趣生硬地强加给尼采。虽然尼采以对宗教的激烈批判著称，但他主要的攻击对象是犹太教- 基督教传统，而对佛教颇有好感。尼采直言不讳地表示：“佛教的前提是一种相当温和的氛围，一种体现在风俗之中的伟大的温和与自由精神，没有好战精神；而且，恰恰是那些高等甚至有教养的阶层成为这场运动的领导者。人们想要把愉悦、平静和寡欲作为最高的目标，并且人们在实现自己的目标。佛教不是让人仅仅向往完善的宗教：完善就是常态。”
尼采对佛陀的思想也做出了极高的评价：“佛陀所提出的观念， 要么让人平静，要么使人神清气爽——他发明了与他人隔绝的手段。按他的理解，善和良善状态就是促进健康。既排斥祈祷，也排斥苦行。没有绝对命令，也没有一般性的强迫，甚至不局限于寺庙团体生活……正因为如此，佛陀才无须同异端斗争；他的教诲不过是反对复仇、厌恶和怨恨的情感……”尼采甚至在遗稿的笔记中坦然承认，他的永恒复归学说或许有着“高深莫测的前提”，而这种前提恰如佛陀的学说所具有的前提。细心审度尼采的上述文字，不难发现， 尼采对佛教的肯定态度是真诚的，而并非单纯是通过对比来贬低犹太教- 基督教的修辞策略。
除了对待佛学思想的共同兴趣之外，丹托与尼采在对待哲学的基本态度上也有着深刻的契合之处。
丹托绕道当代艺术揭示出了哲学与生活的深刻关联，“哲学不是增加实际知识，而是提高人生境界。这种意义上的哲学，就已经不是理论知识，而是生活艺术”，依循这条思路，“艺术将由客体艺术，转变成为生活艺术；哲学将由知识哲学，转变为生活哲学”。
尼采也倾向于将哲学与生活紧密结合起来， 他不赞同亚里士多德将哲学狭隘地视为“发现真理的艺术”，而是更同情伊壁鸠鲁派对亚里士多德这个观点的嘲弄与拒斥态度，尼采进而主张，“哲学就是一种生活艺术”。尼采的哲学带有强烈的唯美主义倾向，他将世界与自我都视为不断增殖与不断生成的艺术作品，而哲学作为一种生活艺术，在一个人成其所是的自我塑造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见，丹托与尼采不仅在精神气质上有着不少相通之处， 而且在对于哲学的基本态度上也有着深刻的共鸣。丹托对尼采的哲学思想有着发自内心的喜爱，丹托坦言，在阅读尼采的过程中，“我始终都感受到了这种最佳的智识活力让一个人的精神轻快振奋的特殊效果；我从未发现尼采是过时的、幼稚的或难以忍受的，反而觉得他是充满热情的与鼓舞人心的”。这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丹托的尼采研究并非某些嗅觉敏锐的学者蹭文化热度的投机之作，而是经过了大量思想积淀的严肃学术论著。
当然，为了更好地向分析哲学家介绍尼采的哲学，尽管丹托对尼采抱有热情的态度，但他研究尼采的文字是颇为理性节制的。丹托认为，阻碍严肃的职业哲学家将尼采作为哲学家来对待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尼采总是在不同的语境中对相同的语词或概念赋予不同的意义，甚至在相同的语句中也含蓄地将不同的意义赋予相同的语词或概念，由此虽然经常可以造成戏剧性的修辞效果，但也让他的诸多哲学表述看起来缺乏融贯性乃至自相矛盾。
第二个原因是初看起来，尼采的哲学缺乏正规哲学理论的系统性。尼采在他的作品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了他对体系哲学的反感：“一个体系学者，一个哲学家，他再也不愿对自己的精神承认：他活着，他犹如一棵枝茂叶盛的树，贪婪地蔓延，绝对不知道休止，直到他从自己身上切掉了某种无生命的东西，某种木质的东西，一个方方正正的枯枝，一个‘体系’。”作为一位强调生成与自我克服的哲学家，尼采在创作过程中不希望将自己的哲学思想限定于某个体系的愿望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恰如丹托所指出的，哲学学科的一大特征是，并不存在对孤立问题的孤立解答，诸多哲学问题的关联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哲学家在解决一个哲学问题的同时，会不可避免将他自己含蓄地承诺于其他许多问题的解答。
事实上，根据丹托的考证，在尼采晚年写给勃兰兑斯的一封信中，尼采也或多或少承认了他的哲学的系统性，尼采表示，他思考的诸多哲学观念位于一个具备清晰轮廓的巨大构想之中，这个构想将把他的哲学思想“全部连贯起来”，不过，尼采就像海狸筑巢那样零敲碎打地建造他的哲学， 而“一个就像海狸那样建造他的哲学的人，必然并不了解他自己的哲学”。
采编：曦和
排版：莫一
审核：永方
美工/VI：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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