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见证了太多的内战，直到大明王朝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南京终于迎来千余年来第一次外战。这一战，城内万余明军对阵53名倭寇，规模比1937年南京保卫战规模小太多，但南京蒙受的耻辱并不少。200倍于敌的明军面对区区53名倭寇，居然紧闭城门，不敢出击。倭寇攻城两天，虽未成功，但竟搏杀明军1000余人，自己不折一人，从容离开，而明军竟不敢追击报仇。如果说1937年发生的南京大屠杀是这座名城的“百年之耻”，那1555年53名倭寇攻打南京，就是这个名都的“千年之辱”。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
明代倭寇侵扰示意图（图注）
据《明史·日本传》记载，这百余名倭寇在杭州分兵，一路北向，一路西窜，本文主角是西窜的53名倭寇。这股倭寇在浙、皖、苏三省进行了一次不可思议的大纵深窜犯和“游击”，其流窜路线非常清晰：
浙江：杭州—建德—淳安
安徽：徽州—绩溪—旌德—泾县—南陵—芜湖—太平
江苏：江宁—南京—溧阳—宜兴—无锡—苏州
倭寇不远千里，飘洋过海跑到大明王朝的地盘上撒野，目标不外有二，一是劫财，二是劫色。但这53号人很奇怪，对财物和女人都不感兴趣，专爱打县城、杀官兵。对此，明朝官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帮家伙什么来头，究竟想干什么？
不少人怀疑这53名倭寇是日军派出的侦察部队，目的是探路，为日后大举进攻中国作准备。苏松巡抚曹邦辅[1]亲自指挥对付这股倭寇，他在战前动员时对部下说：“这几十个人的战斗力相当于几千人，我方地形和兵力都暴露无余。如果以后倭寇大举来犯，咱们怎么应付？所以此次出击，务必一网打尽，否则就不要回城了。”（此贼势捋数千劲敌，我地形、兵力为彼所窥，他日大举入寇，何以支之。誓灭此尔后入城。[2]）著名的《筹海图编》[3]也写道：“这股倭寇流窜8个郡3000里，窥尽我方的兵力、物力、地理情况；而且倭寇不杀平民、不抢东西、不贪女色，一个劲儿朝内地流窜，可谓居心叵测！曹邦辅消灭的不是普通倭寇，当是倭寇中的头目，不只剿灭了53个倭寇，而是消灭了成千上万个敌人。”（其所经历八郡，转战三千里，凡人材、物力、地形靡不了然于胸中；不杀人，不掠财，不奸妇女，周流深入，其志讵可测耶！曹公所斩，似当以贼首律之，而不当视为常贼；似当以千万人拟之，而不当拘其为五十三人也！[4]）乍一看十分有理，不过也有解释不通的地方：谁见过侦察兵有这么嚣张的吗？为什么不悄声无息地达成侦察目的，非要这么大张旗鼓，惟恐天下人不知？
明代著名画家仇英笔下的倭寇形象（图注）
据查，这53名倭寇来自日本九州，是日本东南部离中国大陆最近的地方，向来“盛产”倭寇。从这股倭寇的行动特点看，很可能是九州最南端的萨摩（今日本鹿儿岛县）人。萨摩人特征明显：开化较晚、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崇尚武力、憨不畏死、缺乏谋略。1555年，日本九州战事频仍，岛津氏为了统一全境，正和蒲生氏和肝付等反抗势力打得不可开交。战败的武士沦为浪人，不少就选择到中国沿海当海盗。
这53名倭寇的来路清楚了，那么他们不杀人、不劫财、不奸淫，一味杀官兵、打县城，究竟想干什么呢？这样做有什么价值？笔者也难以理解。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的著名儒学家雨森芳洲，曾这样评价萨摩人：“好生恶死是人之常情，不过萨摩州民俗却不一样。谁犯了大罪，官府不需要囚禁他，只要告诉他，你罪大当死。那么这个人答应一声就回家剖腹自杀，没有任何犹豫。关于日本人轻生的说法，实在是因为萨摩州而得名……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就义，君子之所难。而萨摩州则人人如此，岂有气节之可论，概其土风奇怪云。”[5]总而言之，不必把日本鬼子尤其是萨摩倭寇想得那么仁义道德，舍身取义，他们的动机和无畏有时候很原始、很野蛮、也很无来由，有一点半人半兽的味道。
引文出处：
[1] 曹邦辅（1502～1575年）：山东定陶人，1532年(明嘉靖十一年)进士，先后任元城南和知县、云南道御史、陕西巡按、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侍郎、南京户部尚书等职。他指挥剿灭53名倭寇后，再接再厉，又杀掉约600倭寇。但事后严嵩义子赵文华夺其功，并用诬言导致曹邦辅被逮捕，被贬朔州。
[2] 郑若曾：《筹海图编》，北京、沈阳：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0年，第703页。
[3] 《筹海图编》：胡宗宪幕僚郑若曾编著，主要叙述嘉靖年间东南沿海抗倭事，共13篇，是研究明代抗倭的重要史料。
[4] 王浩：《53个暴走族引发的战争》，海口：南方出版社，2011年，第10页。
[5]《53个暴走族引发的战争》，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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