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府为名者，开封府应该是空前绝后——无论是唐时的西京京兆府，还是明清的北京顺天府、南京应天府，可能都不及北宋东京开封府的辉煌。
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北宋的府和唐、元明清的府地位不同。
府，起源于唐开元年间，为了突出某些行政区划的特殊地位，就将其从"州"升格为"府"。设立之初，有西京（中京、西都）京兆府、东京（东都）河南府、北京太原府、西京凤翔府（短暂称西京）、南京成都府（安史之乱后，短暂为南京）等，大多是唐起源之地、中兴之地，后来就顺势取代州成为县的上一级政区。
到了北宋，仍然沿袭了唐时的府县（州县）两级制，但与唐时有着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在唐中叶以后，原本只具有监察功能的"道"，权力进一步扩大，且有了固定的办公驻地，遂成为总揽军、政、财、仓等为一体的行政区，是府的直接上一级行政区。因此，府是处于道与县之间的二级行政区划，要看上官（节度使、经略使）的脸色行事。
而北宋的府则并非如此。按照北宋的制度，虽然在府之上，也设立了一个机构——"路"，但其权力、地位均不如"府"，甚至也不如"州"。为了确保中央对权力的控制，同时方便物资、军队等方面的调控，"路"没有总揽事务的长官，而是将事务分为四份：
掌管财赋与物资转运的"转运司"，简称漕司；掌管军事与民政的安抚司，简称帅司；掌管司法刑狱的提点刑狱司，简称宪司；掌管常平仓与贷放钱谷的提举常平司，简称仓司。
其中，转运司的长官为"转运使"，是名义上的一路之长，但权力十分有限，且受到围运使与转运判官的制约。也没有自己的办公场地，只能在自己地盘上的府州之间奔波。
而"府"虽然看似位居"路"之下，但却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可以直接向中央汇报，不需要经由转运使"上传下达"。其长官为"府尹"、"知府"、"判官"等，"府尹"是名义上的一府之长，"知府"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府之长，"判官"则是制约知府的佐官，其政治地位通常要高于"转运使"。
到了元明清时期，府往往也有直接上级，元时为"行省"（元时比较复杂，也有直隶中央管辖的府州县，但并非常态），明清则为总督、巡抚、布政使，上面顶着几个上官，尤其是北京顺天府、南京应天府的知府，日子最不好过，各种二三品大员都行走在自己的地界上，一不小心就得罪人。
有人也不禁会反问——北宋时期的东京开封府长官不也是如此吗？百官云集，不也得"伏低做小"吗？
或许，还真不用担心。如上所言，北宋的府上面没有直接领导管辖，品级也往往也比较高，通常都是由高品官担任知X府（州）这个差遣（北宋官制较为复杂，差遣代表实际上的权力，官则代表着品级地位，按照年限功绩会转迁）。
我们以包拯的履历来看，他在中进士之后，曾以低品官担任过京东、陕西、河北等路的转运使，后来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才能够"知瀛洲、知扬州，权知开封府"。
而北宋时期，在党争中失败的一方军国重臣，在丢掉中书平章事（宰相）、参知政事（副相）、知枢密院事等官职之后，通常都会被补偿一个知府或者知州，而非转运使，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府（州）的地位之高。
那么，位于东京城的开封府地位只能更高。除了如包拯这个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担任知开封府之外，像北宋名臣欧阳修、司马光、寇准、范仲淹、宗泽、蔡襄等均曾以不同的官品担任过（权）知开封府。
而开封府名义上的长官——开封府尹，地位更非旁人能比。看看担任这个官职的都是些什么人——宋太宗赵匡义、宋真宗赵恒、宋钦宗赵桓、秦王赵廷美、许王赵元僖，清一色老赵家人，在外人看来，还有"储君"之位的含义。
开封府不仅地位高，权力也很大，凡是涉及到东京城的民生、词讼等行政事务，无一不在其管辖之下。而在当时，东京城是国际上出了名的大都市，常住人口超过百万，大大小小的事务十分繁多，各个阶层的人都有，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所以，位高权重是指开封府能够处理繁重事务的底气。
比如，包拯在担任权知开封府期间，为人刚严，被称为"包青天"，后来的戏曲中有《铡美案》等突出其不畏强权、敢于伸张正义的特征，虽然多了几分"戏说"的成分，但也从中可以一窥开封府的权力地位。
实际上，开封府的地盘不仅仅局限于开封城，除了县治在开封城的开封、祥符两县外，还有尉氏、陳留、封丘、中牟、陽武、延津、長垣、東明、扶溝、鄢陵、考城、太康、咸平等15个县。其中，开封、祥符为"赤"县，其余为"畿"县，人口众多，政务复杂。所以，开封府是北宋当之无愧的"首府"。
并且，随着包公案、杨家将等戏曲的流传，也让开封府变得人尽皆知，从而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开封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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