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会读到古今著述中的古代人物小传，在撰写专著与论文时，常常需要自己写人物小传。但人物小传的撰写，往往不为学界所重，认为不过是抄撮成说，剪截数语，既无创新，更无学术质量。实不知小传的撰写，其内容包括传主姓名、生卒、字号、籍贯、科第、仕履、谥号与著述等，要求用寥寥数语，高度浓缩传主的一生，并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需要撰写者有较高的专业素养与学术能力。笔者在平素所读专著论文中，发现有不少人很难写出一篇合格的人物小传，觉得有必要谈谈这个看起来似乎不是问题的问题。
那么，人物小传的撰写，有哪些标准与要求？又有哪些疑点与难点？怎么才能写出一篇合格的人物小传呢？我们以古代人物小传的撰写为例，谈一点自己的浅见。
一 传主姓名、生卒年与字号的考证与选择
古代人物传主的姓名，大部分是明白无误的。但也有些特殊情况：一是改名或多名，如清代学者惠周惕，初名恕，后改名周惕。二是名不显而以字行，如唐孟浩然（名浩）、明唐伯虎（名寅）、清顾千里（名广圻）等。此类可作“惠周惕，原名恕，后改今名”，“蒋廷锡，一名（或又名）酉君”，“孟浩然，名浩，以字行”即可。另有因避讳、避祸等原因，改名、改姓甚至一改再改者，这种特殊情况，遇到时可用一二句话略作说明。有些仅知姓而不知名，或者姓名皆佚的人物，可作“宋某”“佚名”等，日、韩学者多喜用“未详”，术语通变，各随习惯而已。
历代著名人物，多数有准确的生卒年，在小传中现行通用的做法，是用阿拉伯数字括注公元纪年，如“顾炎武（1613—1682）”。不是特殊需要，一般不用详细到生卒年的月日。如果仅知生年不知卒年，或者仅知卒年不知生年，可用问号替代，如“黄仪（1636—？）”“胡会恩（？—1715）”等。对于生卒年皆无可考之人，有些人喜欢用“宋某（？—？）”的方式，窃以为只用“宋某”即可，因为“（？—？）”没有提供任何有效信息，反而是一种符号干扰，乱人眼目，不如省略为好。
顾炎武像
有些传主生卒年未知的（这种情况往往也没有碑传与年谱等可查），可以自己尝试做些小小考证，诗文序跋，友朋记载，等等，有时会有线索可循，比如古人喜欢在生日当天赋诗，如果能查到作者在某年某日写过《五十初度》之类的诗，就基本可以断定其生年；有些诗歌会哀悼新逝的友人，从中可以推算到其卒年。当然了，常常是查考一圈，费力费时，仍了无所得，但你知道此人生卒年不可考，又何尝不是一种得呢！
传主生卒年，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有些传主的生卒年，诸说并存，这时应采用大多数人的说法，即所谓“从众”。还有一种情况常常会被忽略，就是在遇到传主的生卒年在农历十一月甚至更后，在转换成公元纪年的时候，就一定要查一下是否有跨年的情况发生。比如清人戴震，出生于雍正元年（1723）十二月十三日，而公元纪年已经跨年，为1724年1月19日，我们标注戴氏的生卒年就不能是“1723—1777”，而应该是“1724—1777”。尤其是农历后半年有闰月时，传主出生日期进入十月，就应该查是否越年。又古人计年用虚岁，今应按之以实，如不注意的话，在计算传主岁数时，往往会多出一岁甚至两岁。此类小小，切不可忽略。
对于不明时代的人物，要尽最大可能查考其蛛丝马迹，比如其是否与名家有过交往。我们当年整理《全宋诗》的时候，就采用一位大家带一批小家的做法。比如某人只有一首诗传世，是与王安石唱和之作，那在排序时就让他跟在王氏后面，我称之为“挂在名家腰带上”。如果你翻阅《全宋诗》就会看到，大家的后面排着一串儿不知名的小家，好歹我们给他安排了一个相对准确的时代位置，此人就由孤魂野鬼变成有时代的人了。
传主字号的记录，貌似毫无问题，实则不然。古人名字多由父母所取，不会轻易更动，但别号、斋号、室名等，却是自娱自乐，非常随意。例如清代藏书家黄丕烈，一生所取别号、斋名多达三四十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将所有的别号都照录，只能择要选当时及后人常用的一至三个即可，但这种选择也是你学术能力的体现，因为弄不好你选择的并不是传主常用的，反而是罕用罕见的，那就有失严谨了。
释、道二教的人物，有释名、法号、道号等，儒家学者也喜取用，如清代江藩幼时佞佛，自号“辟支迦罗居士”。古代作家与江湖人士等，往往还有外号、诨号、绰号。近现代还有笔名、化名，艺人有艺名等，如鲁迅、茅盾、巴金、老舍、冰心等，其实都是笔名。到了今天，更有网名、微信名等，将来的研究者在考证时，恐怕也得费一番心力了。
二 传主籍贯的表述需规范与严谨
现时流行给古代人物传记做籍贯标记，是记述传主当时的籍贯，并括注以今地。这似乎也不值一提，但却暗含着诸多的不确定因素，也最容易出错，需要认真对待。
古人称自己的籍贯，或者给师友撰写碑状，往往喜欢古雅，好用旧称，甚至简称，比如清代孙星衍，为江苏阳湖（今常州市）人。但他常常用古称“兰陵”或“延陵”，如果我们尊用不改，就既不是当时官方正规的籍贯名，更会产生混淆，因为今天山东有兰陵县（原兰陵县，后改苍山等县名，2014年恢复兰陵县）。又如清代方苞称“桐城”为“桐”，就受到钱大昕的批评，因为“桐”不仅指“桐城”，还可以是“桐乡”与“桐庐”，都是平行的县级行政单位，百馀年后何从辨别？钱大昕对《元史》中好用古称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如《元史·张飞雄传》称：“琅琊临沂人。”钱氏《廿二史考异》卷九八云：“案史家书籍贯，宜用当时州县之名。此《传》所云‘琅琊临沂人’，《赵瑨传》云‘云中蔚州人’，《赵宏伟传》云‘甘陵人’，《熊朋来传》云‘豫章人’，《牟应龙传》云‘其先蜀人，后徙居吴兴’，《宇文公谅传》‘今为吴兴人’。考元时无此郡县名，史家失于讨论也。”
因此，我们在记述传主籍贯时，一定要用其当时官方的正规行政区划地名，否则就既不规范，亦失严谨。在传主生活的时代，也时有籍贯变更的情况发生。如清代学者惠栋，诸家记载有“长洲人”“元和人”“吴县人”“苏州人”等说法。考清雍正二年（1724）析出长洲县东南部，置元和县，惠栋家在元和境内。因此，称其“元和人”是最准确的。
在括注今地的时候，一般注“今某省某县”两级行政单位即可，但要注意有几种情况：一种是省、县两级称名古今并皆不同，则都要注明，如“清奉天醴泉（今内蒙古突泉县）人”；如果省名未变，则不必再注，只注变更后市县名，如“清山东黄县（今龙口市）人”，反之亦然。要特别注意截至目前的行政区划变更，近些年来市县改名与撤县设市的情况很多，在括注时要注意这些细节，否则你提供给读者的就是不准确的今地名。民政部发布的行政区划变更册子，要时时关注，遇到了随时可以购置一册，以备查核。另外，有些因迁徙或者流寓而不居一地的传主，就更得注意其籍贯与寄居地的变化情况了。
三 传主科第、仕履与著述的表述方式
古代人物传主的科第与仕履，往往复杂多变。高中金榜，是其一生重要的高光时刻。撰写小传时，通行的规范是就高不就低，也就是举进士则不再列中生员、举人之年，叙要职则省其低小官衔，如无特殊需要，并不一一罗列。如果传主只中举，则列中举之年；仅仅中过生员，则举成生员之年。古人经常会用“状元”“榜眼”“探花”“省元”“桂榜”“秀才”等代称中进士、举人、生员，也用“博士弟子”之类的美称替代“生员”，为其遮羞。但明清进士发榜时，官方公布的榜单，也是写“第一甲第一名”，而不是“状元”，由此可见，民间俗称在严肃正规的小传中是不可取的。
明·仇英《观榜图》（局部）
传主如果是重臣显宦，往往任职无数，且屡有起踬，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择其一生重要的职位，其取向要考虑到的因素有：传主的初任官职，为其发迹之始；一生重要转折时刻的任职，此后或飞黄腾达，或沉浮下僚；废置复起的官职，东山再起，未来可期；传主最看重的官职，要么是在任时间较长，要么是做出过重要贡献；所做最高之职位，为其一生的高峰；以及最终之任官，最终任官不一定是其最高的官位。在这些官职中，择几个表述即可。如果小传文字可以稍长，则注明其任此职之年，如果文字有限，则顺次排开，择其二至三个亦可。要注意排列次序一般是由年少至年老、由低职到高职，不能随意罗列，前后失序。
谥号，是古人特别看重的巨大荣誉，甚至是一种高度评定，当然也有少数的恶谥。凡能得谥号者，要么是庙堂显宦，要么是方面大任，或是有特殊贡献的人，属于极少数官僚阶层。所以，在人物小传中，不要漏记传主的谥号。但要注意，有的谥号是传主死后皇帝即时所赐；有的是平反昭雪时所赐，已经历时久长；有的还会被削夺谥号，也有改谥的情况发生。另外，也有“私谥”，即传主卒后，门生故吏所为。还有一人而有数个谥号者，如明末清初的刘宗周，清兵南下，绝粒而死，门人私谥曰“正义”，南明鲁王谥曰“忠端”，唐王谥曰“忠正”，清乾隆朝追谥为“忠介”，这是极个别的情况，并不常见。
关于传主著述的记录，有的传主可能终身都未有一部著作流布于世，有的仅有一部，有的有数十上百种，明代杨慎一生有两百多种著作。小传中不可能一一列举所有著作，有全集的可以列全集名，没有的择其代表作数种即可，是否需要注明书籍卷数，看你需要的详略而定，我的建议是尽可能列出卷数。古人计书的种类不甚严格，有时几篇甚至一篇文章就算一种，但其实大多数没有传下来。我们在罗列的时候，切忌把这些有名无书的列出来，一定要标举作者现存的著作。当然，如果作者没有任何著述传世，只辑得零星断章残句，那列出其曾经撰写的著作，也是有积极参考意义的。
四 传主一生行实的评价与引文出处的引据
前述各项都选择妥当，表述清晰，有条不紊，别白无误，仅仅是传主一生行迹的记录，还不算一条合格的人物小传，要让人物活起来，有血有肉，那还得有画龙点睛式的评价。
评价历史人物，所下的断语，一方面要参考前人评论，另一方面则来自自己的识断。越是有名的传主，评价越多，争议也就越多，褒贬无定，这就需要你分析辨别，选择较为客观公正的说法；评价不公或者迄无评价的，就需要通过自己的研判，做出恰当的评介。如果是帝王将相，就重点评断其治国能力与其贡献；如果是学界专才，就论析其学术成就与后世影响；如果是诗词名家，则考量其宗唐宗宋，有何特色；如果是悬壶医者，就考核其是否有良方妙术，治病救人等。既综合考量，又有所侧重，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只言片语，高度概括。最忌原文抄撮，不加剪裁；或者袭用套路，敷衍了事。例如古人所撰碑状，常常用“多隐德”之类的词来搪塞，笔者也告诉同学，凡看到某篇传记中出现“多隐德”之类字眼时，就不必再继续读下去了，因为这意味着此公一生就没做出过像样的成绩。
要使你撰写的作者小传有可信度，那就必须注明你采择史料的出处，所以小传的最后要列出参考资料的来源。一般来说，列出引据资料来源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按资料发布的早晚罗列，一是按资料的权威性程度罗列。例如汉魏人物，碑传资料甚少，可按《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与其他引据史料次序列出；如果是明清人物，则碑传材料甚多，可按名家所撰碑状、官方史传与其他材料的次序列出。因为碑状为当时人所写，字数较多，信息量大，但对传主多有虚美；史传经过删裁，较为客观公允；其他资料可作为旁证。列出既有权威又有可信度的三数家即可，多了又成累赘。
关于小传资料来源，必须找最原始的出处。有些高官显贵或学界名家，往往碑传累累，多达数十篇，但基本上都是后来者抄袭前人的成说。例如黄宗羲、顾炎武的传记很多，但都是抄自两家之文：一是全祖望《鲒埼亭集内编》卷一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与卷一二《亭林先生神道表》；一是江藩《汉学师承记》卷八黄、顾传记。江藩也是抄自全祖望之文，全氏记明末清初事，多有讹误，后来有关黄、顾的传记，也踵讹袭谬，相沿不替。找到最原始的史料，既可以厘清线索，正本清源，又可以考校得失，纠谬补缺，是两全其美的良方。
还有一个学界的通病，需要高度警惕，就是研究者往往对自己研究的对象，欢喜无似，爱屋及乌，过分夸大，词多虚美，这在地方志中的人物传记最为明显，如果你读某地方志，就感觉如果不是此方人杰，历史似乎就不能演进到今天。因此，在对自己喜欢甚至树为典范的人物撰写小传时，也不宜过度美化，做到最大可能的平实叙述与客观评价。
如果能按照以上步骤，严格考证与使用史料，写出来的小传，做到不随意虚美，也不任加贬斥，简明扼要，文字精练，高度概括，评价公允，那就是一篇成功的小传。
五 如何利用工具书及其应有的态度
经常有同学问我：哪本词典最好？在同类词典中，应该买哪一部？我的回答是：买所收条目最多而且最厚的那种。但这并不代表这部词典最好，而是其收集的条目相对要全，内容较多，能够提供的有用信息就越多。但我们对工具书要永远保持清醒的认识，我常用“不可尽据，仅供参考”八个字，来形容各类字典与词典，这是古今中外工具书的共性。越往后来编纂的词典，所收条目越多，但并不意味着一定就“后出转精”，词典编纂的互相抄袭，要远比专著论文严重，有的不注出处，有的讹误多多，只可参考，不可全信。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部词典是万能并且值得完全信赖的，当你要查考一个事件、一位人物时，你得沿着词典提供的线索往下追查，才是正解，词典起得是引路与搭桥的作用，不能直接把词典的词条抄来就用，那就是“词典搬家”，讹误迭出。而且，让我们最为吊诡与无奈的是：当你需要查找一件事、一个人的时候，那部最大最厚的词典里，却没有此事此人的点滴踪影，让你恨不得将其烧掉。也就是说，你知道的，人人知道，词典也收录了；你不知道的，别人也不知道，词典也不著录。这不就是你显绝技的最佳机会么，通过你的搜考将此事此人考证清楚，你知道了，别人也知道了，词典修订时也就收录此条了，岂不甚好。
现在生活条件丰裕，大家买得起书了。有同学问我该买什么书，我的回答是买两类书：一是经典书籍，二是工具书。因为经典常读常新，不会过时；工具书置诸案头，随时可查。有些同学被书店的排行榜牵着走，追逐时髦新奇、高谈阔论的书籍，而这些书往往如过眼烟云，昙花乍现。从古以来，有的人生时孤寂落寞，死后千年，其书仍一版再版，活在人手；有的人活在当代，飞黄腾达，但其书一版即绝，化为纸浆。时间是最好的检验者，一部书是否有旺盛的生命力，就看其能存活多久，这是亘古不变的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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