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自2019年7月1日起，上海市正式开始实施最严垃圾分类条例，紧随其后的是先行先试的46个重点城市。 垃圾分类到底该怎么分？怎样的分类标准才科学？分类后的垃圾都去哪儿了？“上海经验”是否能在全国复制推广？
文/记者 李荔 图文编辑/吉菁菁 供图/视觉中国(除署名外)
随着垃圾分类的话题不断在网络上发酵，“垃圾分类”已经成为广大人民最关心的热门话题。“你是什么垃圾?”也已经成为人们日常对自己和他人的灵魂拷问。
从7月1日起，上海正式执行《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此举标志着，“垃圾分类”在上海正式纳入法治框架：个人混合投放垃圾，今后最高可罚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则可罚5万元。
目前实施的北京垃圾分类标准与上海并不完全一致，分为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它垃圾及可回收物，新标准暂未公布。香蕉皮、过期药品、废旧电池等生活垃圾按现标准应该怎么分?“能卖钱的蓝桶桶，易腐烂的绿桶桶，有毒有害红桶桶，没人要的灰桶桶。”
其实拒绝垃圾“围城”，需要更多脚踏实地的行动派。不仅上海，接下来还有46个城市将陆续施行垃圾分类。为什么要进行垃圾分类？如何才能科学地啃下垃圾分类这块“硬骨头”?
减少末端垃圾处理总量
我国人口规模庞大，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堪称巨量。中国是一个垃圾生产大国，早在2004年中国就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垃圾制造大国。根据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2015年提供的数据，我国人均生活垃圾年产生量为440千克，并以每年8%-10%的速度在增长。
而垃圾分类可以使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减少三分之二，有利于改善垃圾品质，使得焚烧(或填埋)得以更好地无害化处理。尤其干、湿垃圾混合处理，会造成很大危害。比如，湿垃圾焚烧热值很低，容易因为焚烧不完全而产生有毒气体二噁英，加大无害化处理的难度;而不可燃的玻璃在焚烧后会软化附着在炉壁上，影响焚烧效率。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蒋建国告诉记者，简单地说，垃圾分类目标直指“减量”，垃圾分类是提升垃圾的回收率最经济、最节能的路径。我国的垃圾来源多种多样，形态也不尽相同，垃圾分类后从一定程度上能提高可回收垃圾的干净度和再利用的价值。从操作层面来说，垃圾分类可减少末端垃圾处理总量，减少末端垃圾设施处理、处置的压力。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说，垃圾是我们公众日常生活当中产生的物质，我们有义务和责任把产生的垃圾进行分类，提高它的利用价值，并降低后端处置的压力，这实际上也是社会文明程度进步的一种体现。如今，为了提高垃圾分类收集的效果，我们从法律的层面进行强制。实际上就是要让公众抛开以前认为自己在配合政府做事情的意识形态，转变成我们有义务和责任，必须对垃圾分类落地实践。
蒋建国说，其实，生活垃圾分类既是关系居民生活的小事，也是社会发展的大事，一直以来，垃圾治理都是一道难题，而破解这道难题，表面看是垃圾治理，本质上却是对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综合考验。
知名环保人士黄小山认为，其实，垃圾分类，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环境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垃圾是什么?它从哪儿来?它要到哪儿去?”
他认为，目前大家普遍理解的，由居民在家完成的分类投放，应是垃圾分类的狭义概念。广义的垃圾分类应包括居民在家完成分类投放和政府所建立的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设施形成的一整套完整的垃圾管理体系。
垃圾分类方法不会一成不变
事实上，从2000年开始，我国垃圾分类工作已经在一些地方推行。在全国46个重点城市中，80%以上对垃圾分类采取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四分法”，各地执行的基本上都是国家制定的这四大分类标准。为便于市民理解，有些地区采取了不同的称呼和标志。比如，上海提出干垃圾和湿垃圾之分，而北京则是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
对垃圾分类最为细致的是深圳。在推进生活垃圾前端分类分流体系建设方面，深圳已初步建立有害垃圾、大件垃圾、废弃织物、年花年桔、绿化垃圾、果蔬垃圾六大资源类垃圾分流分类处理体系。
而在大部分已经对垃圾分类立法的城市，都在相关条例中明确了对个人违规投放的处罚。46个重点城市中，有25个城市明确了对个人和单位违规投放生活垃圾的处罚，针对个人违规投放，多数城市最高罚200元，单位违规投放或随意倾倒堆放生活垃圾的，最高处以5万元罚款。
对于频繁被吐槽的上海的垃圾分类标准，前不久上海绿化市容部门也给与了回应。相关负责人介绍，上海的分类标准是相关管理部门、专家经过大量调研后提出的，综合考虑了上海的相关法律法规、市民生活习惯、现有的收运和末端处置技术、设备等因素。每个城市的情况不同，因此，分类标准、各类垃圾的叫法不会完全一样。即便国外，同一个国家，不同城市的分类也不完全一样，“当然，分类标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上海垃圾分类标准中，最难的是干、湿垃圾的区分
蒋建国认为，在目前的阶段，要把好事做的更好。不要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既然生活垃圾分类的参与主体是居民，那么就应该寻找能够让居民容易接受的分类方法。如果民众积极配合了我们的垃圾分类，那么接下来就要考验政府的处置的能力。今后垃圾分得更细，就需要多个对应的垃圾处理系统来匹配。比如现在大家关注的可回收垃圾，玻璃瓶、金属、废纸、塑料、衣物等，虽然它们都叫可回收垃圾，但是它们都需要不同的回收途径。再比如有害垃圾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垃圾，可能有很多种。对它们后续的安全处置，是否有相应的解决办法。
垃圾分类的成败取决于国民教育
垃圾分类不是一次活动，也不仅仅是一个项目，而是一个“只有开始没有结束”的工作。
蒋建国说，目前国内一些垃圾分类的方法，也在参考和消化吸收先进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在探索我国垃圾分类的时候，一定要结合我们自己的特点。因为我国垃圾的情况和西方发达国家垃圾的情况存在很大的差异。首先饮食习惯上就存在很多差异，这也就决定了我们的餐厨垃圾的产生和处置完全不同。更重要的是，我们人口密度太大，垃圾产生总量要远高于这些国家。
此外，中国垃圾分类17年来，居民参与率低、社区推动困难，除了法律政策方面的短板，“缺乏适合中国社区的垃圾分类推动方法和技术”也是重要的原因。
上海爱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心是一家关注垃圾议题的组织，从探索垃圾分类的“社区技术”着手，持续进行基层实验。该中心总干事宋慧告诉记者，爱芬环保正式成立于2012年，但推动垃圾分类工作从2009年就开始了。他们是垃圾分类入户实践的先行者之一。他们帮助不同类型的社区，组织社区的志愿者创建了各具特点的垃圾分类示范社区样板，规模从上百户到几千户，并总结出了可推广、可复制的“爱芬模式”。目前，爱芬环保正在用垃圾分类创变社区。7年来，由爱芬环保推动，上海已经有309个小区，181200户，40多万人参与垃圾分类。
在日本几乎没有公共垃圾桶，乱扔垃圾或被判刑。在德国垃圾回收票据可当钱用。在台湾垃圾费随袋征收，小学就有垃圾分类的相关教育。小学老师会教学生如何分类，并在日常中亲自实践。高中后，同学主动参与垃圾分类，班上的卫生组长会想办法美化垃圾篮子，并分区域：纸类、塑料瓶、餐盒等等;值日生则会负责提篮子前往回收场，按区域丢垃圾。
今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垃圾分类在台湾早已不是新鲜的事物，已有20多年的实践。从2000年开始，台北市开展垃圾费随袋征收，一般垃圾必须装在指定发放的垃圾袋中才能丢到垃圾车里。目前对于厨余垃圾，我们总以“猪是否能食用”为考量——猪能吃的是厨余垃圾，所以骨头会丢一般垃圾，而非厨余。而对于一些家庭偶尔丢弃旧沙发、书柜、床垫等大型家具，只要先打电话通知环保局，丢在路边不妨碍路人即可，早上六点多清洁队会来收走。在台北，大型的垃圾桶(带轮子的那种)并不多，居民都会在自家整理好垃圾，等累积到一定量再去扔。
知名民间环保人、绿房子环保项目创立者，垃圾分类的民间倡导者和践行者黄小山认为，垃圾分类的成败取决于国民教育的成败。我们应培养一种“贵族”精神，这不是指多有钱，而是指要有一种境界。比如把公共区域当作你自己的地方爱护，比如有一定的社会担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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