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枫国家知识产权局(北京高院三级高级法官陶钧)(1)

24岁成为一名人民法官,仅用五年时间便获评“北京市法院双优法官”。今年41岁的陶钧自2010年投身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以来,12年间埋头钻研、深耕细作,从当初的一名法官助理成长为现在的审判业务专家,承办及参与审理的各类知识产权案件超过5000件,留下了“窦骁”演出经纪合同纠纷案、“同济”商标争议案等众多知识产权审判领域里程碑意义的案件。

撕裂的右肩膀韧带

2020年底,陶钧在搬动证据实物时,右肩膀的韧带撕裂了,右手抬不起来,带病工作了半年多。大家看着揪心,都劝他抓紧手术,不要留下后遗症。他却说:“有些案子的时间不短了,当事人等的急,我的病不要紧,可以坚持。”

在他带病审理的一起反垄断案件中,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近3000份。为了彻底查清案件事实,他白天带领审判团队与当事人开庭谈话,晚上整理案件材料,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他这种“拼命三郎”的劲头深深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位干警。

由于错过了最佳手术时机,陶钧至今仍未恢复右臂的部分功能,经常忙活一天下来,刀口内酸痛难忍,甚至半夜被痛醒。即便如此,作为调研组长的他仍咬紧牙关,2021年带领调研组完成了地理标志的司法保护、数字经济下知识产权反垄断及反不正当竞争司法规制等十余项知识产权研究课题,形成了数十万字的调研报告,并完成成果转化。

知识产权审判没有老经验可循

随着移动互联网、AI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技术的发展,新挑战、新技术、新类型案件不断增多,要审理好这些案件,不是一件易事。

陶钧常说:“知识产权审判,很多案子没有老经验可循、没有老办法可用,要有开山劈路、遇水架桥的闯劲,迎难而上、敢于争先的拼劲,在新领域开辟出新天地。”

陶钧白天忙于庭里的工作,下班后阅读专业书籍,为了完成审判任务,加班加点更是常态。他有个记录阅读笔记的习惯,几年下来,便攒了厚厚几本,足足有半米高。靠着这股肯于钻研的劲头,陶钧对新法条、新判例如数家珍。

一审、二审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全市年均近2万件,如何公正、高效的解决审理中的疑难问题,成为摆在全市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中的难题。陶钧作为此类案件的调研组组长,组织调研组的其他法官,先后梳理了全国法院近五年的万余份裁判文书,筛选出几百个典型案例,并逐一进行查阅、摘录重点内容,归纳概括成具体裁判规则。

2019年的春节七天假期里,工作“上头”的他足不出户,每天坐在电脑前将近15个小时,险些导致视网膜脱落,最终形成了175条的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理指南,有效统一了此类案件中诸多问题的认知分歧,为“类案同判”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那些里程碑意义的案件

在成长的道路上,陶钧留下了众多知识产权审判领域里程碑意义的案件。在审理“明显实质性缺陷”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案中,他为了弄明白“依职权审查”“明显实质性缺陷”等这些常常被提及、但实践中却没有明确定义的问题,查阅了大量国内外的在先判决和理论书籍,并在万余字的判决书中对相关概念进行了详细阐述。这份判决后来成为北京市法院的参阅案例。

陶钧审理“红牛”商标权属纠纷案时,在长达2万余字的判决书中明确了商标授权许可制度下关于商标专用权归属的判定规则,深入分析了民法中物权“添附”制度在知识产权权利判定中的适用规则。该案标的超过37亿元,是北京法院自知识产权庭成立以来以判决方式审结标的最大的案件。

此外,他审理的“MLGB”商标权无效宣告案、“搜狗与百度”侵害发明专利权案、“窦骁与新画面影业公司”演出经纪合同案等均入选最高法院全国知识产权保护“十大”及“五十大”典型案例和北京法院知识产权保护“十大”典型案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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