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是我十分信任的作家，是我眼中没有败笔的写作者。以我一孔之见，他也许是当今中国一经落笔，必成经典的小说家，相当罕见。《应物兄》是一部立足汉语思想传统、从内外两个方向拷问汉语，而饱具深仁厚爱的作品，提升了现代汉语文学的品质，更新了现代汉语在小说创作中的面貌，让人震惊和羡慕。
十几年前，当他开始构思《应物兄》时（当然，那时候谁也不知道这部小说姓甚名谁，是何模样），我便对他开玩笑说，我要为你写一部书，名叫《李洱诗学问题》。作为一个博学的小说家，李洱当然知道，这个题目模仿——或者干脆说剽窃——了米哈伊尔·巴赫金。巴氏有一部伟大论著，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在潜意识中，我也许有把李洱当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念头，却从不敢以米哈伊尔·巴赫金自许。巴赫金是我的偶像；我对待他，就像信徒对待他们心目中的神。
我自认为是个守信的人，或者，我希望自己是个守信的人。李洱或许也希望我是个守信的人。2018年6月，当我听说他写了十三年（加上酝酿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十三年）的作品终于要出版时，我知道，写作《李洱诗学问题》的机缘到了。从2018年7月起，我放下已经写到中途的那部小书，花了两个月时间，将李洱除了《应物兄》之外的所有作品，再次逐字逐句地阅读了一遍，以便为这本小书（其实只能算一篇长文）做准备。从2018年11月1日开始到今天，终于写完了这本小册子。
能够兑现自己的诺言，总算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吧。
我在《李洱诗学问题》中，引用了李洱有关其作品的许多言论。作为一个文学批评者，我这样做，确实是很犯忌的事情。作家的话决不能轻易信任；批评者能不征引他们的言论最好不征引，以免误会和误导。我在此之前所做的批评工作中，就很少征引作家、诗人关于其作品的言论。但李洱似乎可以例外。李洱从创作伊始，就是一个沉思型的作家。只要熟读他的作品，尤其是以作品编年的方式熟读其作品，会强烈地感觉到，李洱像西方古典哲学家创建哲学体系一般，在创建小说体系；李洱的所有作品都互相牵连，都有自己的来路和出处。基于这样的印象，我在逻辑和理性的层面大致可以说服自己去相信：李洱对自己作品的解读和理解值得信任。
反讽时代（下）
*本文为《李洱诗学问题》节选
深陷于新儒学的应物兄当然知道：近世以来，宜于作诗的汉语被其众多的使用者纷纷责之为、指控为不宜于科学；道光已还的中国处处受欺、时时受气，则被归因于、归罪于味觉化的汉语，还有它支持、宠幸的应物原则【钱玄同说得很决绝：“中国文字，字义极为含混，文法极不精密，本来只可代表古代幼稚之思想，决不能代表Lamark、Darwin以来之新世界文明。”（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王力认为：“古人说话，往往不能精密地估计到一个判断所能适用的范围和程度。古人所谓‘不以辞害意’，就是希望听话人或读者能了解所下的判断也容许有些例外。但是，今天我们的语言要求科学性……因此，在句子里面表示某一判断（某一叙述、某一描写）的范围和程度，是加强语言的明晰性的必要手段。”（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78页）“不以辞害意”是味觉性的，需要品味语言本身的味道，要让“辞”之味合于“意”；所谓“科学性”就是“辞”不能有歧义，是对“辞”之味的摒除，要让“意”处于失味状态】。有人颇为敏感或曰十分“眼尖”【蜀语，意思是眼光锐利、眼睛很好使】地观察到，“轿子的滥觞与程朱理学的兴起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杜君里：《历史的细节》，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24页】而程朱理学正好是宜于作诗的语言正出的苗裔，被五四先贤纷纷认作中国处处挨打、时时受气的渊薮所在，因为它至少催生了象征等级制度的轿子：“轿者，肩行之车。”【《明史·舆服志》】而这等样态的交通工具，显然违反了知识理性，陷早已被发明出来的车轮于水火、于不义：竟然让人充当车轮，实在当得起开“历史倒车”的考语。敏感的诗人因此写道——
我长大在古诗词的山水里，我们的太阳也是太古老了，
没有气流的激变，没有山海的倒转，人在单调疲倦中死去。
（穆旦：《玫瑰之歌》）
有人甚至极端地认为，耳朵离大脑较眼睛离大脑更近，所以，拼音文字比象形文字达致大脑的速度更快，实在有必要废除汉字【参阅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1897年12月7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50页】。指控者们的态度、立场和观点出奇地一致：围绕味觉组建起来的汉语必须得到逻各斯的彻底改造【加添视觉的途径之一，是对虚词的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恰如吕叔湘、朱德熙所言：虚词的重要性远在实词之上，因为“实字的作用以它的本身为限，虚字的作用在它本身之外；用错了一个实字只是错了一个字而已，用错了一个虚字就可能影响很大。”（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65页）而依清人刘淇的看法，虚字乃文章的“神情也”（刘淇：《〈助字辨略〉序》）。古典诗文尤其是诗，是较为忌讳虚词的：“诗句中无虚字方健雅”（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引黄庭坚）；“作诗虚字殊不佳。”（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九引赵孟頫）】；在味觉中加添视觉，将零距离的应物原则与远距离的应物原则相混合，尽可能追杀味觉及其支持、宠幸的应物原则，才能有效处理日益复杂而又转瞬即逝的现代经验【废名对此的观察极为精确和细致：“今文所以大异于古文，是从新式标点符号和提行分段的办法引来的，这却是最大的欧化。这个欧化对我们今天的白话文体所起的作用太大了。”（废名：《废名集》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60页）这是因为汉语中的标点符号的功能之一是：“对口语层面拥有但书面化表达过程中汉字未能表达或难以表达的情绪性内容进行补充表达，”或“对言语交际层面口语中没有但口语性情景或主体意识中具有的部分具象思维性和情绪性内容进行必要的添加性表达”（郭攀：《二十世纪以来汉语标点符号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页）】。众多的指控者们因此“知道自己的舌头急需要滋阴壮阳。这个伟大的觉悟迫使中国的舌头放下架子集体投靠了鸟语，或夷语。它被认作我们舌头的春药”【敬文东：《看得见的嘴巴》，《文学界》2007年第3期】。一场影响深远的语言改造运动就此展开，史称“白话文运动”【有人认为“白话文运动”并未达到其目的（参阅桑兵：《学术江湖：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8—117页）；有人认为这场运动是失败的（参阅李春阳：《白话文运动的危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3页）。这些观点也许都可以讨论，但需不需要这场运动如今看来却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无论是存在千年的书面白话文还是存在数千年的文言文，都不足以表达和处理现代经验（参阅敬文东：《汉语与逻各斯》，《文艺争鸣》2019年第3期）】。这场运动的实质和旨归，被过于仰仗和依赖视觉化汉语的汪晖一语道破【关于汪晖的语言风格，可参看王彬彬：《汪晖的学风问题——以〈反抗绝望〉为例》，《文艺研究》2010年第3期】：“不是白话，而是对白话的科学化和技术化洗礼，才是现代白话文的更为鲜明的特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二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139页】被充分视觉化的汉语在获取分析性能（亦即“科学化和技术化洗礼”），因而功力大增，并且生猛有加的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只要是语言，就必然是理性的（参阅［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3页）；不存在非理性的语言，汉语当然不能例外。这是汉语可以被逻各斯深度浸染的基础。公孙龙子早已发现了存在于汉语根部的逻辑性和分析性（参阅《公孙龙子·坚白论》），只是以味觉为中心的汉语不那么待见公孙龙子发现的理路而已】，也顺势接管了逻各斯随身携带的求真伦理和反讽特性；反讽特性和求真伦理就此过继为视觉化汉语的本质规定性，却并不因其养子的身份稍有辞让，反倒一副舍我其谁的派头，致使作为“口力劳动者”（《应物兄》语）的费边之流没日没夜“啸聚书房”【李洱：《问答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27页】；他们无论对事、对物，都从分析性的角度极尽敲骨吸髓之能事，却没有成己以成物的任何念头，只热衷于分析一切可见，甚或不可见之物：“‘这是一个分析的时代，’他（即费边—引者注）说，‘所有人都在分析，什么都得分析。教师在分析学生，学生在分析校长；病人在分析医生，医生在分析医院；丈夫在分析妻子，妻子在分析情夫；人在分析枪，枪在分析人；人对灵魂做出分析，灵魂对人做出分析；天堂在分析地狱，地狱在分析天堂……’”但归根到底，费边是正确的：汉语被视觉化之后，实在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幸免于分析的境遇，甚至连是否可以或者需要自绝于人间，都可以得到十分理性的分析。北京大学一个女生自杀前，在BBS（Bulletin Board System的简称，亦即“络论坛”）留有遗书：“我列出一张单子/左边写着活下去的理由/右边写着离开世界的理由/我在右边写了很多很多/却发现左边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写的……”【薛毅：《何为“人文知识思想的再出发”》，贺照田等：《人文知识思想的再出发》，自印本，北京2018年版，第4—5页。事实上，当汉语视觉化之后，甚至连一向被认作必须以呈现而非说教为务的汉语诗歌，也突然间变得分析起来，甚至被人指认为是科学报告。比如，吴芳吉就认为傅斯年的某些诗作具有如下特性：“兹乃堆叠字眼，务求逼肖，精粗并进，卒累芜杂，而诗之体格乖矣。所以致此之。故在其感受科学方法之龌龊影响。以意思分析过细，乃如心理教科，测验记录，以形象刻画太实，乃如游览指南，天象报告。而或者谓其写生之妙，常人莫及。”（吴芳吉：《四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学衡》1925年版，第42期，第14页）而在逻各斯的老家，情形更其如此。至亚里士多德认为：“风格的美在于明晰而不流于平淡。最明晰的风格是由普通字造成的，但平淡无奇……使用奇字，风格显得高雅而不平凡；所谓奇字，指借用字、隐喻字、衍体字以及其他一切不普通的字。”（［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7页）】
寄身于这等语言空间的应物兄心中有数：殖民主义最核心的秘密之一，就是语言殖民；作为数度赴美或访学或公干的儒学教授，具有全球眼光的应物兄心知肚明：如此这般的自我语言殖民导致的普遍后果，很可能是中国得以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基础与保证【童庆生在分析了西方的汉语观之后认定，“白话文运动”乃是在西方汉语观的诱导下，实施的自我语言殖民，并分析了其间的得失（参阅童庆生：《汉语的意义：语文学、世界文学和西方汉语观》，前揭，第205—270页）。本文不同意童氏对所谓自我语言殖民带来的“失”的分析，理由很简单，味觉化汉语只有得到深度改造，才有可能适应现代性。所谓“失”，乃是“只有得到深度改造”必备的代价——假如“失”一如童氏认为的那样真的存在】。有理由相信，和古老的汉语臣民相比，怀揣各种放不下之心的应物兄算得上全球化时代的“新人类”；他默认的尴尬局面，则从他不得不认领和接管的视觉化汉语那里，接管和认领了作为本质规定性的反讽特征，这个态度过于傲慢、骄横的养子。
作为英美新批评的掌门人，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从纯粹修辞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反讽（irony）应该隶属于悖论（paradox）；但两者的相互混合，很可能更为得体，也更符合实际情形【布鲁克斯：《悖论语言》，赵毅衡编：《新批评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53—370页】。因此，“口是心非”（反讽）得以与“似是而非”（悖论）水乳交融，互为体己，互为知音。赵毅衡匠心独运，特意将反讽从纯粹修辞学的领地和视野中，抽取出来，以至于成功提炼出大局面反讽这个一锤定音的概念。而所谓“大局面”的符号表意者——
指的是不再局限于个别语句或个别符号的表意，而是整个作品，整个文化场景，甚至整个历史阶段的意义行为。在这种大局面表意中，可以看到反讽的各种大规模变体，此时大部分反讽没有幽默意味，很多具有悲剧色彩，而且反讽超出浅层次的符号表意，进入对人生、对世界的理解【赵毅衡：《反讽时代：形式论与文化批评》，前揭，第8页】。
实在没有必要怀疑：在每一种相对成熟的语言中，很可能都存在着作为纯粹修辞的反讽【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话语方式，其目的一般认为有四：表现幽默感、具有警示性、流露亲切感、避免会错意（参阅沈谦：《语言修辞艺术》，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52—156页）】。但也同样没有理由怀疑：依照古老汉语的古老脾气，它更倾向于强调“兴、观、群、怨”，更乐于提倡文章“能如冷水浇背”，让人“陡然一惊”，便达致“兴、观、群、怨之品”【〔明〕徐渭：《徐文长三集》卷十七《答许口北》】。而在古典中国，文章被认为“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南宋〕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反讽因此不常见于古老的汉语，不太待见于古老汉语的古老脾气【赵克勤：《古汉语修辞简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1—84页】。在中国，大局面反讽的概念，大约只能建基于汉语的视觉化（或视觉化的汉语）；赵毅衡不过是把视觉化的汉语（或汉语的视觉化）预先看作了不言而喻，因而无须多论，甚至无须谈论的事实。对此，被叙事人认为熟悉现象学的应物兄教授同样很清楚。
赵毅衡更为重要的贡献，则是在大局面反讽的基础上，提出了反讽时代这个极富启发性的概念。但反讽时代并非赵氏服膺的诺斯罗普·弗莱认为的那样，仅仅是机械进化论（Mechanical evolution theory）——说客观堕落论（Theory of objective degeneration）更为妥当——中的第四阶段，亦即反讽阶段【［英］诺斯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21—324页】。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极为精辟地认为，“在西方文化的根源——希腊和希伯来文化——中，生活的目标是完美的人，现代人则认为生活的目标是完美的物，以及如何制造此物的知识。”因此，现代西方人实际上“处于精神分裂性的无能——无力于体验情感”的状态【［美］弗洛姆：《心理分析与禅佛教》，林木大拙、弗洛姆等：《禅与心理分析》，孟祥森译，海南出版社2012年版，第120页】，有类于季宗慈提出的“婚姻即体制性阳痿论”。即便有了弗洛姆心怀善意又满是忧患意识的申说，反讽时代仍不免于脱胎以及内含于逻各斯这个基本的事实：反讽时代并不是现代西方人的独有之物。实际的情形与此刚好相反：反讽是整个西方文化的基因，是西方历史的胎记；它随时间的流逝不断放大，不断得到极端化，决不仅仅是修辞更替、换代的产物。如果仅仅得之于修辞的换代和更替，近世以来运转愈加疾速的反讽时代就显得太过轻飘和轻薄，附带着，还过于小瞧了人家逻各斯的威力，会让逻各斯满脸地不高兴——难道我就这点兴风作浪的本事？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一语道破了个中真相：“恰如哲学起始于疑问，一种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人的生活起始于反讽。”依照克氏之见，作为“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人”的生活场域，反讽时代既并存于苏格拉底和基督寄身的时空，也最晚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和基督存身的时空【参阅［丹麦］克尔凯郭尔：《论反讽的概念》，汤晨溪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第1页、第8页。《应物兄》也引用了其中的一些言论】。
批评家兼小说家吴亮很严肃地问道：“小说家有义务为自己虚构的人物行为做解释吗？”【吴亮：《朝霞》，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69页】应物兄先生的制造者不在乎这样的质疑，反倒有过诚恳的道白：“我的很多小说习惯于表达一种悖谬性的经验。但我不认为，这种悖谬性的经验，仅仅是对事物的荒诞性的体认。真理的对立面也可能是真理，与真理的对立面一定是谬误，对这两种看法，我认为前者更有积极的意义。”【李洱：《问答录》，前揭，第237页。此处需要说明的是，作家谈论自己作品的言论不能轻易采信，诺斯罗普·弗莱对此说得极为恳切而真实：“诗人从事批评，就难免不把与自己创作实践密切相关的鉴赏和情趣扩而大之，当成文学的普遍规律。可是批评应建立在整个文学的实际操作的基础上：有了这一前提，那么当任何深受推崇的作家提出文学一般说来应该完成什么任务时，他的话便反映出自身的视角。诗人在发表评论时，产生的不是批评，而是仅供批评家研究的文献。这些文献可能很有价值，但若一旦把它们视为批评的指南，它们就可能把人们引入歧途。”（［英］诺斯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前揭，第7—8页）但李洱对其作品的言论值得信任，因为他的言论不仅仅建立在“自身的视角”的基础之上，而具有普遍性】真理的对立面也有可能是真理，亦即A与－A同时存在，并且同时为真，有如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说：“幸福就是痴迷于长期受蒙蔽的状态。”【转引自弗兰克·秦格龙编：《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这等有违同一律的荒谬局面，更有可能存乎于一个绝对反讽、绝对悖谬的年月，也就是齐泽克在他那篇有名的文章中，提到过的那个时间段落：“愿你生活在趣味横生的时代！”（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迎接动荡的时代》，《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3期】诚如李洱的深思熟虑之言，在数千年来的汉语书写史上，差不多也只在这个“趣味横生的时代”，亦即养子骄横、恣肆、横行的年月，视觉化的汉语作家才有机会“被深深搅入了当代生活，被淹没在普通人的命运之中，以致他感觉不到那是命运，他感觉到的只是日常生活。他的目光是平视的，如果他仰望天空，你会觉得他是翻白眼”【李洱：《问答录》，前揭，第127页】。早在二十世纪初年，林纾就盛赞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的写作风格，更赞赏狄更斯“叙家常至琐至屑无奇事之迹”的小说风采【林纾：《〈孝女耐儿传〉序》，狄更斯：《孝女耐儿传》，商务印书馆1907年版，第3页】。李洱所谓的“搅入了当代生活”，意味着彻底放弃撩人心智的传奇，摈除传奇带来的高拔、超升，还有某些时候被刻意隐藏起来的轻盈；转而醉心于和有罪于日常生活随身携带的下沉、“至琐至屑”，甚或猥琐与萎缩【作为味觉化汉语的产物，中国古典小说醉心于对传奇的发掘与开采，日常生活只是传奇的表皮。因为古典经验拥有一种超稳定的结构，所以，传奇而不是表皮化的日常生活才是小说专注的对象（参阅敬文东：《论巧合》，《当代文坛》2017年第3期；参阅敬文东：《何为小说？小说何为？》，《文艺争鸣》2018年第6期）】。仰望天空不仅再也无染于超越与飞升，还直接等同于形而下层面上的翻白眼，却没有阮籍那般富有虚幻的尊严感，以及满心的不屑与轻蔑。但这差不多是对A与－A同时存在、同时为真给出的恰切之看，是汉语视觉化的终极产物，既自觉，又得体。反讽时代的子民，亦即反讽主体，对作为自身命运的反讽本质毫无感觉，顶多察觉到溶解和稀释了反讽本质的日常生活，则是对A与－A同时存在、同时为真给出的正当回应，既正确得无比正常，又正常得无比正确。正因为有这等腰身的反讽时代在为相对主义（relativism）撑腰、鼓劲，才让“怎么都行”的号子被后现代主义者喊得震天价响。当此之际，记住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教诲也许很重要。以哈罗德·布罗姆（Harold Bloom）之见，“弗洛伊德关于人类困境的观点也是圣经式的：因为干预是为了引起我们的答应，我们就不免认为我们是一切；因为我们与干预者很不相称，我们就害怕自己什么也不是。”【［美］哈罗德·布罗姆：《神圣真理的毁灭》，刘佳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1页】或许，这就是兰波（Jean N. A. Rimbaud）在某首诗里咏诵过的那种境况：“要么一切，要么全无。”【《应物兄》引用了这两行诗】反讽时代（或相对主义）语境中的儒学教授，“我们的应物兄”【长达九十万字的《应物兄》人物众多，但只有第一主人公享用了“我们的应物兄”这样的句式】，还有在此之前李洱唆使诸多叙事人为应物兄制造的诸多同类，因汉语的视觉化而面对的困境也必将是圣经式的吗？他（们）的干预者到底在哪里？或者：圣经式的困境对于应物兄及其同类，究竟有几分可能性和可靠性呢？
这都是那些有抱负的小说家亟待面对的问题，必须处理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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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洱诗学问题》| 敬文东 | 人民文学出版社
《李洱诗学问题》是一部论述李洱迄今为止全部作品的专著，书名有意模仿了米哈伊尔·巴赫金的论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该书从小说写作的语气入手，分析在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李洱经历了何种程度的语气转向，语气转向如何帮助小说家处理越来越复杂的现实，语气转向与母语的关系等等。该书结构清晰，旁征博引，试图打破中西和古今，揭示文学的普遍意义。
敬文东，1968年生于四川省剑阁县，文学博士，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有《指引与注视》《皈依天下》《艺术与垃圾》《感叹诗学》《小说与神秘性》《新诗学案》等学术专著，有《写在学术边上》《梦境以北》《房间内的生活》等随笔、小说和诗集，另有《被委以重任的方言》 等学术文集。曾获西部文学双年奖·小说奖、唐弢文学研究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文学评论家奖，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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