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曾经坦言，“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我的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那种真实，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鱼目混珠的事物。”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读余华的作品的时候，能让人深刻感受到作为局外人的那种客观，同时又不自觉被代入当事人的命运之中。
余华
余华的作品主题大多是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无论是《活着》还是《许三观卖血记》，都是一个绝望接着一个绝望而来，让人读罢痛彻心扉，甚至落下泪来。
相比之下，其作品《在细雨中呼喊》是一部更耐人寻味的作品，用黑色幽默的方式去讲述沉重的命运，让人笑中带泪，久久不能释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本书中，余华不仅关心作为人这个群体活着的意义、在命运的无常下所做的抗争，更加特别的是对女性所处的地位、所经历的不幸，所面临的抉择做出十分人性化的思考。
90年代早已经过去，90年代的女人却活成了一个时代的缩影，活成了千千万万女性的影子，用她们既定的方式生活着，可悲可怜又可叹。
故事中的“我”六岁时被父母送养，12岁时因养父母家庭的变故不得已再次回到故乡，一去一回之间，以儿童视角对荒诞又心酸的事实进行阐述，凸显了人性的复杂和命运的沉重与无奈。
父亲孙广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赖，婚内公然出轨村里寡妇，虐待自己的父亲，打骂自己的儿子，因为好色搞砸了儿子的一桩婚事，还对后来的儿媳妇动手动脚。而作为其妻子得到母亲在面对这样一个人和这一切的时候，她隐忍了一辈子。
她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人，无论是生育还是生活都完全不能做主，在家庭和社会里，都在只是一个被忽视的人。直到临死前在意识模糊的情况下，才悲痛而响亮地大叫“不要把我的桶拿走，我还要用。”“脚盆还给我……”
而那个让她一辈子不得的安生的丈夫，在她死后棺材被抬出村口时，才问了一句“这老太婆死啦？”
作为一个女人，母亲的一生接近所能地维持着家庭的安稳，她的丈夫只会给这个家庭带来难堪，哪怕这个家的内部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她唯一能做的就是隐忍不发，把所有的苦痛默默承担下来。
因为对她而言，女人就得三从四德，在多年的文化熏陶和所受的教育下，这已经刻进她的骨子里，成为她生命的一种本能。这恰恰是最悲哀的地方，她不是无法反抗，而是根本没有想过反抗。只是被动而悲剧地把自己的悲剧命运贯彻到底。
知道丈夫与寡妇厮混，她从未向丈夫追责或者提出离开，反而大庭广众之下和寡妇厮打，把自己搞得十分不堪。看起来是两个女人的互相为难，实际上却是身为男人的父亲的不作为和乱作为，他把两个女人置于尴尬的境地，而在需要他担责的时候逃之夭夭，和他命运相连的母亲十分可怜和可悲。
母亲是不幸的，她的不幸不只是遇人不淑，更悲哀的是在男权压制下的无底线退让，直到其完全丧失了生而为人的自我，在不幸中结束了自己心力交瘁的一生。
二、 先反抗后沉沦的冯玉青，是否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娜拉出走”？“娜拉出走”出自挪威戏剧家十分有名且有争议性的话剧作品《玩偶之家》，当娜拉意识到所谓的幸福婚姻只是一个假象，她是丈夫的傀儡，而孩子又是她的傀儡，娜拉选择了离家出走。故事到此为止，然对娜拉出走后的命运，一直是众说纷纭。
《玩偶之家》
《在细雨中呼喊》里的冯玉青与娜拉有着某种相似之处。
鲁迅说“人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对于冯玉青便是如此。女性身体的发育使她不断遭受到来自男性的骚扰，本来别人多看一眼她都会脸红，却在围观中死死抱住侵犯她的男人王跃进的腰，执拗地要他和自己一起去医院检查，可是王跃进逃跑了。在王跃进迎娶别的女人那一天，她果决地拿了根麻绳在他的婚礼现场上吊。
对冯玉青而言，她受到伤害，仅仅因为她是一个女性。身体受到侵犯的是她，被语言辱骂的人是她，被流言伤害的也是她。她用尽自己的全部力气也无能为力，才不得不以自尽的方式做最后的抗争。可笑得到是人要以豁出性命的方式，去争取生命中本来就该得到的尊重和交代。人心寒凉莫过于此。
也许是哀莫大于心死，冯玉青在经历上吊未遂的事件之后，陷入了久久的沉思和迷惘。几天之后，她消失了，不知道是否随那个走南闯北的货郎而去。她只是彻底地逃离了让她恨、让她气、让她恼的环境，以为这样就能挣脱命运的禁锢。
几年后的冯玉青怎么样了？“我”先是认识了一个倔强、不肯示弱的小男孩鲁鲁，阴差阳错地发现鲁鲁的妈妈就是冯玉青，只是她早已经不再是那个羞答答的姑娘，而是变成了一个无所顾忌的母亲。
没有人知道冯玉青出走之后去了哪里，她是几年之后搭乘农民工的水泥船、拖着破旧的水泥袋、独自牵着5岁的小男孩鲁鲁回来的。她没有直接回到那个伤她至深的老家南门，而是去了城里居住。没有手艺、没有钱也没有依靠，但是有孩子需要养活，她需要生存，在不得已中开始了皮肉生意。其后被警察突查抓到，接着被送去了劳改。
“你们身上的衣服，你们的钱都是国家发的，你们只要管好国家的事就行了，我是身上的东西是自己长出来的，不是国家发的，我陪谁睡觉是我的事。”
如果说曾经因为她是一个女人而深受其害固然十分可怜，后来的她因为自己是一个女人而利用自己的身体而获得利益则十分可悲。在世人无情地抛弃她之后，冯玉青终于放弃了自己，活成了别人眼里的那种人，她堕落和沉沦了。随之而去的是她的性格里的倔强和内心纯粹的信念。
鲁迅说，娜拉出走以后，要么堕落，要么回来。冯玉青回来了，也堕落了。余华在《在细雨中呼喊》中所采用的切割式线性讲述方式，使得冯玉青的形象更加立体饱满，也和她的飘零遭遇十分贴合。冯玉青的角色凸显了女性在社会中受到的限制和不公，在生存竞争中的弱势地位。
三、养母李秀英：放弃自我、与社会脱节的边缘女性书中的另一个有代表意义的女性是养母李秀英，“我”六岁时被军人出身的王立强接走，他们没有孩子，李秀英疾病缠身，常年需要人照顾。李秀英对环境的唯一要求就是干净整洁，包括她需要让阳光不受尘污污染地晒到内衣上，因此“我”承担了家里几乎家里所有的保洁劳动。
李秀英是一个与世无争、同时也被世界遗忘的女人，她的丈夫王立强整日在外忙碌。她所有的只是她的疾病，这也是为什么她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怜悯自己的身体，因为那是她寻求关注和索取关心的筹码。比起温暖和健康，孤独和疾病对她而言更为熟悉，甚至成为了她生命最重要的一部分，那是她与这个世界最后且唯一的联系。
疾病不仅带给了李秀英一个人不幸，作为其丈夫的王立强虽然在尽责地照顾她，也早已受够了这场婚姻的苦。他出轨了，两年的时间里，王立强和同事的妻子保持着地下的恋情，直到被捉奸在床，也许是气急败坏，也许是压抑太久，王立强拿起手榴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你们，所有的人杀死王立强，其实是为了杀我。”
李秀英拒绝认领王立强的尸体，她要的是活的、没有犯男女错误的王立强。在李秀英看来，王立强和她的命运绑在一起的，他是她的丈夫，不仅要对她的生活和生命负责，也要对婚姻的忠诚负责。
在这段婚姻里，李秀英一直在理所当然地索取，她无法接受的是王立强就这么抛弃自己。然而她自己从未看到王立强作为一个男人的处境，她的立场只是看到了自己。疾病消耗着了她的身体，也磨灭了她对生活的热情和对他人的共情。活成了疾病的傀儡，这是李秀英最大的悲哀。
余华在《在细雨中呼喊》中刻画的三个女性，走在不同的人生路上，却无一幸免地遭受到命运的接连打击，她们可悲又可怜。在90年代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余华关注到的不只是女性所处的生活环境和她们的生存状态，更多的是企图通过刻画不同女性的悲苦命运，唤起人们对女性群体的关注，唤醒女性的人格自觉。
《在细雨中呼喊》故事发生在嘉兴海盐县，余华出生于浙江杭州，之后随父母迁居到海盐，在海盐的生活经历，使得的这一部长篇小说如同自传般真实。“当我虚构的人物越来越真实时，我忍不住会去怀疑自己真正的现实是否正在被虚构。”
余华的写作风格是黑色幽默，在这本主题沉重的作品里，随处可见其让人捧腹的幽默笔触。他用好笑的语气、趣味性的用词造句，漫不经心地展现一幕幕荒诞的生活图景。事情是压抑的、语言文字却是诙谐的，使得这本书读来并不是完全灰暗的基调，而是十分富有跳动性的生活气息，笑过之余是挥之不去的悲哀。
“再也没有比孤独的无依无靠的呼喊声更让人战栗了，在雨中空旷的黑夜里。”女性生活和命运一直是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余华作品《在细雨中呼喊》里的女性是孤独无依的，在时代的冷雨中呼喊，独自走向空旷、没有回声的黑夜……
*作者简介：空中行云，一个集爱与孤独于一身的女子，在梦与现实之间自说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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