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著名相声演员姜昆的作品《笑面人生》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可真是大浪啊。多少人被卷进这时代的洪流中，它点燃了我心中希望的火。
记得在没几个月前，一想起毕业、分配，脑子里便浮起一层晦暗浑浊的迷雾。
但上山下乡一动员，我木然的情绪活跃了起来。我想：在荒凉的异乡，在偏僻的山沟里，可能需要我了吧！
那同样是祖国母亲的怀抱，在那里，我不是照样能把我赤子的心献给她吗！一想到这儿，血就沸腾了起来。
我在学校里主动报名，首批离开北京，奔赴祖国的东北边疆——北大荒。
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没有安慰爸爸、妈妈，也没有给弟弟、妹妹留下什么嘱咐的话。
登上了北去的列车，我和几个刚刚在车厢认识的青年组成了“列车宣传队”，我唱呵、跳呵，使尽全身的解数，讴歌新的希望。
晚上，在列车昏暗的灯光下，我给同学们写信：“在过去生活的路上，我的希望全像五光十色的肥皂泡那样破灭了。
今天，就是在列车开出的一刹那，我感觉到真正开始了新的生活。”踏上北大荒黝黑的土地，我们就陷入热情欢迎的感情潮水之中。
我们这群十七八岁的学生，一点乏劲儿都没有，稍微填填肚子，我们就开联欢会，慰问贫下中农。
这个联欢会上，我一个人拳打脚踢，演了五个节目，一会儿独唱，一会儿朗诵，一会儿拉手风琴，把我累坏了，也把我乐坏了！
1969年姜昆
一个当地的红小兵拉着我的手说：“叔叔，你老在我们这疙瘩吗？”
我扯着唱哑了的嗓子大声说：“不走了，老和你们在一块儿！”
晚上，分配方案下来，我被分配在农场的场部，参加了农场“业余宣传队”。
新的生活开始了！我们十个北京青年和农场的业余文艺骨干在一起，一边劳动，一边搞宣传。
我学着大人的样子，在“深入生活”中开始“创作”了。北大荒的夏天也热得厉害，还得挨蚊子和小虫的袭击。
每天早上四点多钟就要起床，晚上一写东西又兴奋得睡不着觉，而十七八岁，又是正贪睡的时候，我真感到了有点儿“艰苦磨练”的劲头儿。
在日记本上我写下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我愿中国青年只向上走”来激励自己。宣传队演一场节目，我创作的占一多半儿，上台就是从头盯到尾。
扁桃腺化脓，发烧到39℃，也得上台，不然“影响战斗”太厉害。我在群众热情的掌声中寻到了自己奋斗的快乐，一天到晚嘴里总是哼哼唧唧的。
这样的日子没过两个月，宣传队的指导员找我谈话了，他说我“不稳重”、“浮躁”，要我不要“锋芒外露”，要注意“突出政治”。
我想了很久，觉得他说得有道理，照办了，并且也学着怎样“稳重”。
可是有一次，不知哪股心气儿鼓动我，我嘴里冒出了一句过去流行的歌儿：“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被领导知道了。
全宣传队开了一个会，说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让大家帮助我。
大家的措词非常严厉，我也害怕极了，痛哭流涕地作了检讨。
从此，宣传队里流传着一句话：“姜昆啊，有才无德。”
一天，我们宣传队正在排练，一个伙伴偷偷地告诉我，基层的知青反映我们这十个人，没有经过艰苦的锻炼就到场部工作是错误的。
他们质问：这十个人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来了，还是教育贫下中农来了？！
十六团宣传队
热情下降了，人的心散了，宣传队每况愈下，脑筋稍微活络的在找路子去哪个生产队。
一天，我拿着新写的节目找指导员，没等我开口，他说：“你要做好艰苦锻炼的准备，组织上把你分配在一个新建点。”
新建点就是荒原上建一个新的生产队，住的木板房，铺的是草垫子，一切都要白手起家。
我的眼睛红了，不是为了新居的孤寂、荒凉，而是为了手上那一摞稿纸上的字……
二
1970年的姜昆
我抱着再一次迈开生活步伐的奋斗信心，来到了小兴安岭支脉脚下的一个新建点——七连。
我是六六届，年龄稍大点。没几天，领导让我当班长，带着十一名上海青年脱土坯。时间一长，这些“小上海”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我“柴爿”。
原来，他们看我比较瘦，又那么没命地干，说我就像个木头一样，一形象就成了“柴爿”。
突然，一个念头闪进了我的脑里：我得学会上海话，不然他们说什么我总听不懂怎么能行？马上交个上海朋友，让他教我上海话！
没有一个月，上海话我全会了。我们班很快成了全连的“先进班”。
当时我真高兴，今天成了先进班，明天成了模范班，全团一出名，干得有成绩，团部会不住说：姜昆在下面锻炼得不错，再调上来搞宣传吧！想到这儿，心里真痒痒。
姜昆在三连
一转眼就到麦收了。一天，领导找我谈话，他说：“麦收任务这么重，可是咱们的炊事班总搞不好，我们决定，选一个能力强的班长去炊事班当班长，把全连的伙食搞好。”我的心轰的一下，也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儿。
领导问我：“有畏难情绪？”
我说：“行，干吧！”
搞炊事班真是个苦差事，但我硬着头皮干。
先带着大家学语录，然后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我提出三项任务：一是淘井，把臭井淘干，往下挖出甜水；二是改灶，把火灶改成回风灶；三是种菜、养猪。
连里也很支持我。没多久，炊事班面貌有了改观，领导一个劲儿地表扬我。
听了表扬，我一方面想：这回不能说我缺“德”了吧！另一方面又在想：这个小套儿我是拉上了，要放下谈何容易！“干一行，爱一行”是光荣的传统。
可我爱的是艺术，我矛盾着……生活的道路可真像人们形容的那样是“坎坷、崎岖”的！我遇上的头一个大坎坷，竟把我摔得鼻青脸肿。
1969 年底，开始了整党建党运动。上级派来了工作组，不久省里又下来通知，整建党运动要结合三清（清经济，清思想，清政治）运动同时进行。
老连队搞运动有搞头，因为摊子大，人多，成份复杂，又有牛棚，又有“阶级敌人”。可我们这个连队清一色的全是知识青年，也得抓出“阶级敌人”，也得要搞出“新动向”来。
这样清着，清着，就清到我头上来了。
我是炊事班长兼上士，稍微管那么一点儿帐，于是被列为“清经济”的重点对象，而且果然“清”出了问题，那一天恰恰是我十九岁的生日。
他们说，外来人员的零星伙食费（每顿一角五分），从来没有明帐。姜昆是炊事班长，一年来如果全贪污了，怕是笔了不起的帐。
我被送进了“监督改造队”，每天的劳动是打“条子”，备冬天的柴禾。食堂的事不许我插手，怕我“报复投毒”。
派一个排长监督我们这个队三名有“问题的人”：一名是由于和女同志谈话过多，有“作风问题”；一名是团支部书记“野心太大”，有要“篡夺支部领导权”问题；一名是我，有“经济”问题。这样的日子我过了三个月。
那个时候，我觉着周围是一个黑暗的世界。过去幻想过的天国，早在我的头脑中破灭了。
每天清晨，我还像当炊事班长时那样比大家早起一个小时，去到野外吸收新鲜空气，只有在这时，我才稍稍感觉到一点心灵上的宁静。
这个时候，我在炊事班养的那条狗从远处向我跑来，它把前爪搭在我的肩上，然后用它长长的嘴巴在我的脸上磨来磨去。我想：他要是懂人事的话，大概也不会理睬我了。
因为周围的人对我全是施以“白眼”。我也不敢给家里写信，我向父母说什么呢？但是，终于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了，提笔给团里比较了解我的副政委写信，告诉他这儿进行着多么荒唐的一件事。
求他上这儿来，把情况查清。敢情“政治运动”在那时也不是神圣得不得了。
副政委一个批条下来：“调姜昆去三连”，就了事了。
三连的指导员知道我能搞文艺，他们也缺这方面的人，派一个小马车来把我接走了。
在兵团的同学合影
三
1970 年探亲回家
1970 年探亲回家，分别两年多的伙伴们又聚在了一起。从山沟回到了北京，什么都新鲜。
尤其是伙伴们不是这个参军加入了文工团，就是那个搞了什么文艺专业的消息，更震惊了我。
我问他们：“你们说，参加部队文工团，我行吗？”
他们回答：“你比我们强多了，准行！”
我又问：“什么行？”
他们说：“参军！”
我说：“我出身不好！”
他们说：“现在部队不那么严了，现在缺文艺人才呀！”
我心中的火又烧起来，我觉着希望在向我招手，我要去当文艺兵。
济南军区话剧团的一个伙伴，答应在那边为我活动。我则回到北大荒，积极地投入准备工作。
兵团战友江帆
在三连我又当了班长，兵团战士委员会还选我为文艺委员，兼搞报道。
白天，我要带着全班劳动；晚上，我一个人到连队的一个小学校，点上蜡烛，先写上两篇连队的报道，然后就搞副业——写剧本。
写什么呢？得写适合部队生活题材的呀，可是我一点部队生活都没有。
一天，报上有一条新闻“越南九号公路大捷”。
我脑子一动：我不能写个越南题材的吗？过去看过多少遍《南方来信》这本书，那里边的人物栩栩如生，印在我的脑子里。
我开始构思了：南方人民配合北方的军队，在九号公路上粉碎美国的“天蓝”号计划，剧名就叫《在天蓝号行动计划前面》。整整一个半月，蜡烛不知点了多少支，四万字的独幕剧写成了！
我的高兴劲儿甭提了。尽管付出了心血，但整个剧本却全是凭空杜撰，多么幼稚的“创作”！
到了1971 年，又有许多值得高兴的事儿。
我被评为“五好战士”，我所在的三连宣传队，被评为全团的”优秀连队演唱组”。七连的账目也查清了，根本没那么回事。
我的心痛快极了。就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头脑膨胀得过分了，作出了向“奋斗目标”最后冲刺的决定。
9 月15 日，我不辞而别，来到一个小镇上，卖掉了手表，几个要好的朋友给了我点儿全国粮票，我踏上了南去的列车——投考济南军区文工团。
在济南军区文工团的排练室，我接受考试，先交了“见面礼”——剧本。然后朗诵，独唱，吹笛子，拉手风琴，表演小品，他们考了我整整一个钟头。
从大家满意的欢笑中，我得到了安慰，我觉着，希望在向我招手。
我实在不是“幸运儿”。就在我擅自离开边疆的前两天，林一一彪叛国了。这一年的征兵，军一一委下令全部停止。我只好回过来去啃自己种出的苦果。
虽说年轻人干的蠢事，容易得到宽恕，但今天回首往事，仍然不免脸红。
这也是那个年代的产物，是我这个有狂热追求而又鲁莽天真幼稚的青年人难免要走的弯路。
我追求艺术错了吗？不！只是我还不懂得生活，我的脚步还歪歪斜斜。
四
回到连里，处境自然非常困难，每天默默不语，低头劳动。有的人告诉我：“没什么了不起，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
有人说：“好好干两年，你还是你。”
还有的人劝我：“姜昆，该说说，该叫唱，听不见你唱歌，我们可闷得慌。”老职工还把我请到家里去，吃上一顿饭，劝我打起精神。
可是，宣传队不让我搞了，报道也不让我写了。
我怎么办？没事就写点儿小品，记记生活的素材。
一天，我把连队一个老贫农积肥的事写了一首小诗：
屋外，黄土几筐，屋内，烟灰迷茫；大爷一个劲儿整炕，大娘进门儿就嚷：“老头子，鼓捣啥？屋里搅成这个样！”“炕洞铺黄土，熏肥一筐筐。连年夺高产，俺要献力量！”“嘿！咱们一起干，家里办个化肥厂。”大爷忙掏炕。大娘运灰忙；鬓角眉梢挂烟灰，滴滴汗水地下淌。屋内，红心精造炕洞肥，屋外，跃进歌声嘹亮！
给大家一读，大家咂咂嘴，“有点意思”。但我当时是那样的处境，连里的黑板报肯定不会发。灵机一动，我把它装进信封，投到《兵团战士报》社，这是我生平的第一次投稿。没一个月，报上居然刊登了。
那个时候，报纸上能登我们小山沟里的一个作品，可不是简单的事。连里开始传开了：“嘿！姜昆的诗，报上都登了。”“这小子还是有点‘水儿’。”
我受宠若惊，一连写了十几篇小品，全投到报社。
没些日子，又陆陆续续地登了几篇。
我拿着报纸，看着自己的作品，手都颤抖了。
我想，我二十刚出头，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事要我去做，我该不懈地努力，只是要冷静地总结过去，不能像没头的苍蝇那样去乱撞。
大概由于我没有自暴自弃，1972 年8 月份，我被调到团宣传股的创作组，从事创作。
离开连队那天，大家摆酒席送我，烈性的“北大荒”一进肚，全身的血都沸腾起来。
但痛定思痛，对于如何做人，对于艺术的理解，似乎清醒了一些。
五
在连队时想上来，一上来还真怀念连队的生活。不错，几年中跌了不少的跟头，可这也是不可多得的磨练啊！
我在宣传股搞创作，把在连队里生活的积累一点一点地倒出来写节目，供宣传队演出，效果还不错，于是我又写呀，写……
1973 年，我加入了共青团。
一天，我写了一个故事《小王探亲》，讲反“返城风”的事。交给宣传队，没人演。宣传队长跟我说：“姜昆，你演吧！正好借这个机会到宣传队来，也算重操旧业吧！”我同意了。
演出引来了不少的笑声，大家特别欢迎。一次，我随宣传队到鹤岗市去演出，我一个人竟演了一个钟头，观众还不让我下台。
演完后，一位热心的观众跟我说：“你说得真逗，跟听相声似的！”相声！我在小的时候听过，但总是一笑就过去。
那时候，电台只播马季的一段《友谊颂》，我几次想试笔写一段，可是不得其门而入，便不敢问津了。
姜昆演出小品《节日相》
事也凑巧，这年的年底，有一天我正在宣传队里排练，有人告诉我：“姜昆，兵团接来了中央广播文工团两名相声演员，今天晚上在兵团演出！”
我听到这个消息，高兴极了，马上找领导请示，要几个宣传队员一起，到兵团去看节目。
因为在山沟里，要看“中央团”的演出，多不容易啊。我们要求得迫切，领导答应得痛快，没有一会儿，我们坐上火车，出发了。
李文华
兵团俱乐部里，观众的情绪热烈极了。台上就是两名演员，一个是郝爱民，一个是李文华。
他们两个人妙语连珠，诙谐幽默，一举手，一投足，都把观众们乐得前仰后合。
我惊呆了，就是你说一句，我说一句，能有这么大的力量，一千五百人的座席里挤了近两千人，个个目不转睛，张大了嘴，伸着脖子洗耳恭听！我一边看台上，一边看周围欢笑的人们。
啊！我想到了，人们需要笑声，在那时的政治气氛中，想这么笑笑哪儿容易呀，生活中也没有呀！有了这么好的机会能酣畅地笑，可以说能忘掉一切地笑，人们能不鼓掌吗？
哪儿还想得起来演员累不累呀？鼓掌，让他们演，让我们笑！我们看完演出，离开剧场已经11点了，可上火车要等到夜里2点半。
伙伴们围在车站的炉子旁取暖，我则把大衣往身上一裹，偎在一个墙犄角儿，闭上了眼。我睡了吗？
不！我在咀嚼郝爱民、李文华表演的每一句话。多有趣呀，相声！多有魅力呀，相声！我寻找那语言排列的蹊跷，啊，……原来这么一安排，“包袱”（相声中的笑料）就响了，人家怎么想的？！
李文华
夜愈深，天愈冷，我睁开了眼，盯住火炉里的小火苗……写相声！说相声！让人们笑！我仿佛越过那火苗，看到我们的伙伴们在怎样开心地笑……我起身叫过了两位宣传队的伙伴：“咱们回去就说刚才人家说的那几个小段行不行？
”伙伴们惊异了：“我们没本子！”
我信心十足地说：“我回去给你们追记下来，放心，保证差不了多少！”
看他们两疑惑地点了头，我撞了他们一人一拳说：“记住，你说郝爱民，你说李文华，李文华真逗，北京味多浓呀！……”我又在想他们的演出。那时，我怎么也没想到李文华竟是我后来艺术生涯的合作者。
快4 点才回到团里，伙伴们倒在炕上就睡着了。
我一点睡意也没有，跑到我搞创作的小草屋里，一点一点地回忆，甲怎么说，乙怎么说……没2个小时，4个小段全记出来了，我把它写在稿纸上。
事后连我自己都惊奇，我那天的记忆力怎么那么争气，居然和舞台上表演的脚本不差几句话。
就是在那几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当相声演员了，而且我说话的那声音和电台里的马季居然一模一样……
马季
六
我为自己立下的理想，奋斗了这么久，这个理想到底是什么内容呢？
我总喊我爱艺术，我爱艺术，艺术就是舞台上的蹦蹦跳跳吗？我写了不少对口词，朗诵诗，小剧，歌曲，写这些究竟是为着什么？说句老实话，我从没细想过。
（1975年姜昆和师胜杰表演相声）
在我当了相声演员，有了一点小名气后，记者前来采访，我几乎全向他们讲了底下的一段经历，可遗憾的是他们都没在文章中反映。
粉碎”四人”不久，《黑龙江日报》整版地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围绕着〈三战校门〉的一场阶级斗争》，对《三战校门》的内容及其在省内的影响作了深刻的批判，而这个作品的作者就是我——姜昆。
1975 年，文化部给全国各省市下了通知，准备节目迎接全国曲艺调演。
于是从最基层调演开始，一级一级往上选拔节目，筛选的结果，我和另两位同志合演的三人相声《大钢连长》被选到全省参加调演。我还担任了兵团代表队的副队长。
1976 年在到省里汇演的前几天，“两报一刊”发表了《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社论，我们当即组织学习。
在佳木斯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上，我一昼夜没睡，趴在卧铺上写下了三人故事——《三战校门》，内容是根据报刊上的材料编凑的。
写一个贫农的儿子，在“文一一革”前被轰出了学校，“文一一革”中又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大学，在1975 年的整顿中，又和学校的领导展开了斗争。为了赶“时髦”，里面还在许多处用了“资产阶级就在党内”。
这个节目一演，就像石头入水激起了波浪。有的大加赞扬，有的尖锐批评，相当一部分同志则保持沉默。
有一位老作家却偷偷跟我说：“姜昆，你太年轻，你前面的道路还长……”我惶惑了。
以往生活的遭遇，使我逐渐有了不断冷静地分析过去的习惯。我开始考虑我创作的原始动机，我这个作品的生活根据，我开始怀疑了，怀疑我自己凭空杜撰和几年来习惯写“标语口号式”作品的真正价值……
后来这个节目终于参加了全国的调演，虽然粉碎“四人”以后，我才认识到《三战校门》的错误。但那个时候，我已经隐隐约约地感到，像写这个作品那样去“创作”，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28岁的姜昆和25岁的师胜杰）
七
正当次数，赶上了1976 年唐山大地震。这场强烈的地震，把我们忙忙乱乱地震回了黑龙江。
临离开北京，家里人嘱咐我：“姜昆，现在形势紧张，写节目可得注意，千万别在这方面出错。”又告诉我，正在给我办困退。当时，我家有五个孩子，三个在乡下，按北京的规定，可以调一个回到父母的身边，爸爸决定让我这个大儿子回来。
这件事，我早已经知道，因为困退的材料好几个月以前已经到了兵团，可是兵团领导一直没有批。我知道，领导确实是舍不得一个比较得力的文艺骨干离开。可是，我没有把这一切告诉爸爸、妈妈，我不愿意在他们希望之火上泼冷水。
代表队回到省城，我们住在哈尔滨市体委招待所。一天晚上，已经10点多钟，我们几个小青年正在屋里说笑。忽然，进来一位民警，要我跟他走一趟。我真愣了，虽然心里坦然，但也仍有点忐忑不安。
走出招待所，马路边昏暗的路灯下，停着一辆三轮挎斗摩托，我刚坐进挎斗，车就开了起来。车开得飞快，风吹得我的身上冷嗖嗖的。这时民警说话了：“别怕，马老师来了！”马老师？谁呀？我实在反应不过来，白白眼，看看他。
只见他用一只手拍拍我的脑袋：“马季！”呵，马季找我？！对了，前几天听省里的记者说，马季和中央广播文工团的领导一起看了我的演出，并且传出了要调我到北京的风。当时我不敢相信。但现在，马季来了，又叫我去，莫不是……
车在大庆驻哈尔滨市办事处的门前停下来，民警带我走上楼。一开门，马季、唐杰忠在里面，他们一见我进来，就热情地招呼我坐下。
马季告诉我，他们去大庆为一个会议演出，路过哈尔滨问我点事。我等着他们问。“你愿意当演员吗？”“愿意！”“你愿意从事相声事业吗？”“愿意！”“你愿意到我们团来吗？”“愿意！”我一连说了几个愿意。难得的机遇，我不允许我的思维和语言有一点迟疑和疏忽。
马季、唐杰忠几乎是诉苦衷地说：他们发现我是个相声演员的“苗子”，想调我到中央广播文工团去工作。但是，当时要调一个相声演员，全要凭在当时适应那种不正常的制度的方法。
他们说“渠道”他们可以疏通，可办手续，全得凭我自己的“神通”。忽然，我想起来了，我有困退的材料，只要兵团领导点头儿，困退回北京没问题。马季、唐杰忠眼睛一亮：“嘿，太好了，我们去兵团汇报，请他们帮忙！”
那天从大庆办事处回到我的住地，已经深夜一点半了。离开的时候，马季、唐杰忠一点儿困意也没有，我听到他们喃喃地自语：”现在，办成一件事，真不易呀……”
为了我，准确地说是为了他们所热爱的相声艺术，马季、唐杰忠带着在大庆演出的疲劳，星夜驱车去了佳木斯。他们的“汇报”可真费劲儿，走到哪儿演到哪儿，坐着火车赶场。
事后，马季和我说：“小姜，为了你这么个人，我和老唐的嗓子在兵团都演‘横’了！”可领导的思想“顺”了，他们说：“我们放！”
一个星期后，我在哈尔滨听见了这个“放”字儿，心呵，像长上了翅膀，在湛蓝的天空中飞了起来。我恨不得扯着那天边几抹轻云去擦拭自己洒在心灵上的泪花。祖国呵——母亲，您的儿子，在您的怀抱中的幸福，莫过能把一颗赤诚的心献给您。
我不会忘记兴安岭那幽幽的山谷，也不会忘记三江平原那一望无际的麦海；我不会忘记那从小走过来深浅不一的脚印，更不会忘记那生活中不断给我温暖的人们。
1976 年的9 月中旬，在我差一个月满二十六周岁那天，我坐上南去的列车，走向了新的艺术生涯。
火车开动时，我把我的脸紧紧地贴在了车窗的玻璃上喃喃自语：北大荒的土地，北大荒的人民，我去了。不是为了离开你们，而是为了更贴近你们。如果说，从我在襁褓中算起，我是吸着妈妈的奶水长大，那么，真正长成为祖国大手大脚的儿子，则是吮着东北肥沃大地的乳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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