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庄

克诺罗佐夫1922年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7岁就进入莫斯科国立大学历史学专攻埃及学,但很快他的学业被二战中断,而他本人则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担任炮兵侦察员。在一个对外公开的版本里,克诺罗佐夫宣称他1945年5月随苏联军队进入柏林,从一座燃烧的图书馆里设法取出了一些书,当中包括《德累斯顿抄本》《马德里抄本》《巴黎抄本》的复制品,正是这次遭遇,引起了他对玛雅研究的兴趣。让人疑惑的是,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说他的军事记录中没有柏林的痕迹。不管如何,战争结束后克诺罗佐夫回到了大学,1947年写了篇关于“德·兰达字母表”的论文,5年后的1952年,他在《苏联民族志》期刊上发表了论文《中美洲的古文字》,后来被证明是该领域的开创性著述,其中主要见解是:“德·兰达字母表”的玛雅象形文字不是字母表,而应作为音节表来对待。

克诺罗佐夫并不是提出该观点的第一人,更早些时期,美国学者本杰明·霍夫(Benjamin Whorf)和哥伦比亚学者拿破仑·科迪(Napoleon Cordy)都有过对玛雅文中某些符号可作为语音要素的猜测,但只有克诺罗佐夫给出了最有说服力的论点和证据。他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研究院做的是世界古文字古文化的比较研究,古埃及文、苏美尔文、中文和印度河流域古文字的造诣都颇深,作为一名天才语言学家,克诺罗佐夫深知一种文字中的符号个数是破解它的关键:如果只包含二三十种符号,可以视为表示元音或辅音的字母;如果有百来种符号,可以猜测是音节;如果有几千个符号,那么很可能是单纯表意的象形文字。而玛雅文字的字符是800—1000个,对于表音文字来说太多,而对于表意文字又太少,因此它应该是一个表音和表意相混合的系统,类似于汉字。

特殊符号统计 符号个数成破解玛雅文关键(1)

帕伦克玛雅遗址中彩绘灰泥浮雕

克诺罗佐夫提出,玛雅人的象形文字要么是由代表整个单词的符号组成,要么是由语音符号组成,在后一种情况下,每个字形代表一个辅音—元音组合。这使得玛雅文中的一个字可以多种形式写出——想要理解这一情况也不难,想想看,日文就同时有平假名和汉字。举例来说,下图中左右两个字形都可以表示“美洲虎”(玛雅文中发音为balam),左边是一个整体的图形标记,右边则是ba、la、ma三个音素的组合。而玛雅文末尾的音素中,元音一般是不发音的,这一点克诺罗佐夫也在论文中正确地做出了假设。

使用这套方法,他一举破译了此前被认为无法理解的一系列玛雅字符,并纠正了汤普森的一些错误。比如,玛雅文中“西”(发音为chikin)在19世纪末的含义就已经被解析出来了。它由三部分组成:上面是一只两指相合的手,在德·兰达字母表中念chi;下面是一个太阳符号,念kin;太阳的右边还有一个像松鼠尾巴的符号,念ni。汤普森曾做出解读认为尾巴符号表示的是完成,这样合起来就是“太阳完成了”——“日落了”。而克诺罗佐夫则明确指出尾巴只是一个音节。

1956年,他在《巴黎美洲社会学期刊》发表法文论文,并受邀参加了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国际美洲学者大会,他的第一篇英文论文则于1958年发表在了《美洲文物》上,受到了很多同行的注意。因为意识到这套新系统对自己原有理论摧枯拉朽的颠覆,汤普森开始强硬地抵制克诺罗佐夫的学说,并以对方来自冷战对立阵营为由阻挠学界对其的接受。而克诺罗佐夫本人则因为签证问题很难参加各种西方主导的国际活动和会议,也迟迟没法和同行们充分交流。但依然有像耶鲁大学的迈克尔·寇(Michael Coe)和卡尔加里大学考古系的大卫·凯利(David Kelly)这样的一批学者,读到了克诺罗佐夫的学说并认识到它的价值,凯利于 1962年发表了《玛雅文字中的语音》,旗帜鲜明地支持他。1973年,汤普森去世之后,克诺罗佐夫开始受到整个玛雅研究学界的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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