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黄埔军校刚刚成立不久，负责该校教职人员招聘的廖仲恺就犯了难。
学校的政治部主任要离开了，他必须要为学校招聘到一位新的政治部主任。
此前，黄埔军校的政治部是由在国民党内有极高威望的戴季陶负责的，但他在上任后不久就因忙于其他事情而辞去此职，改由邵元冲负责。
但邵元冲干的并不是很好，廖仲恺必须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的人选接下这份工作。
彼时，中国的留学生群体含金量很高，廖仲恺就想，是否能从留学生中选出一位优秀的人才，于是，他就给长期在法国的张申府写了一封信，希望对方推荐一名人才。
很快，廖仲恺就收到了张申府的回信，只见他在信纸上洋洋洒洒写下了十五个名字，其中排列第一的就是：周恩来。
拿到名单后的廖仲恺不禁想问：周恩来是谁，为何张申府会觉得他能担任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很早就表现出常人难以企及的气魄与胸怀。
出身于没落官僚家族的他自幼便在良好的家庭氛围中长大。
虽然周恩来在幼时因小叔父周贻淦病重，被过继给小叔为子，但他却是在长辈的关爱中长大的。
无论是他的养父母还是亲生父母，都给了周恩来足够的关爱。
在这样良好的家庭氛围中长大，周恩来养成了健全的人格。
但天不遂人愿，随着养父母和生母的相继离世，周恩来不得不远赴东北，投奔在沈阳的伯父。
在这里，他接受了伯父们的进步思想教育，进入了不错的学校学习——沈阳东关模范小学。
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就在这所教会学校学习的过程中，周恩来得以接触到更加先进和开明的知识。
他在伯父周贻谦、周贻赓的影响下，知道了当时中国水深火热的处境，也在教会学校的教育下，接触到了外面的世界和先进的理念。
在学校学习的过程中，周恩来一直保持着优异的学习成绩。而他也因此受到了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尊重。
真正让大家刮目相看的，不仅仅是周恩来的学业，更是他那高远的志向。
一次，学校校长问同学们一个问题，到底为了什么而读书。
同学们给出的答案很多。
有的人认为，学而优则仕，读书可带来功名。
这个答案无可厚非，毕竟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传统和价值导向。
有的人则取：“书中自有黄金屋”之意，认为读书可以带来财富的提升。
这么说也不能算是错误，毕竟，读书也许的确可以为人带来物质财富的改变。
大家五花八门地讨论着，总之都没将读书的目的跳脱出功名利禄这些范围，就在此时，年少的周恩来说出了一句令人振聋发聩的话：“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周恩来之所以能说出这句话，也是因为他到了沈阳后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压和剥削。
饱受压迫的同胞和破碎的山河激发了少年周恩来的爱国志向，于是当校长提出此问题之时，他便说出了这句流芳百世的名话。
这话让在场的人都对他刮目相看，感叹他如此少年却有如此志向，将来定然能成大器。
要知道，当时的周恩来才刚刚遭遇了养父母、生母等人的离世，自己要操持家中琐事，他却能跳脱出自己生活中的那些柴米油盐的琐事，关心起天下人来。由此可见，周恩来的胸怀和气度要远胜于普通人。
1917年，周恩来远赴日本留学，想在那里考取公费留学生，在离开中国时，周恩来给同学留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时”，表明他对祖国的热切希望。
在日本备考期间，周恩来家中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他必须要申请到公费留学的名额才能继续留学。
周恩来的学习压力非常大，他恶补日语，每日除了读书外，便是关心天下大事。
这一时期《新青年》杂志畅销，远在日本的周恩来也成为这本杂志的读者之一。
他通过《新青年》，知道了国内正在发生的变化，新文化运动即将把人们从破旧的思想中解放出来。
周恩来是十分认可新文化运动的，而新文化运动也加深了他对于新时代，新科学的了解。
在日本学习的这两年，周恩来不仅仅是在补习日文和准备考试，也接触到了共产主义的消息。
这些消息是随着俄国十月革命被传到日本的，周恩来也就在那里接触到了共产主义，启蒙了他的共产主义理想。
1919年，周恩来在日本接到了南开学校将开设大学的消息，决定从日本回国，进入南开大学学习。
在回国后不久，国内便爆发了“五四”运动，周恩来积极响应“五四”运动，他参与发起了觉悟社，积极领导学生运动，尽管他因此而被捕入狱，但依然没有改变他一片赤诚的报国之心。
学生运动中的周恩来，早早地表现出了过人的领导智慧，受到了大家的赏识。
曾在北大当过助教的张申府在觉悟社与周恩来有过一面之缘，自此就对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他欣赏周恩来，经常向别人提起，当1921年，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周恩来与张申府重逢，张申府不仅介绍他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也推荐他成为了后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张申府在北大当助教时，曾与李大钊有过接触，也可以算得上是我国最早一批接触到共产主义的人。
他在巴黎筹备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时，将早就见过面的周恩来发展加入共产主义小组成员。
张申府认为，无论是从谈吐气度，还是从人品志向、实践能力上来说，周恩来都是一位十分杰出的年轻人。
因此，张申府就成为了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
张申府对周恩来的欣赏由此可见。
当国内在积极筹备黄埔军校时，张申府就向当时负责教职人员招聘的廖仲恺推荐了十五位优秀的共产党人，而其中位列第一的，就是周恩来。
1921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中国，在桂林见到了孙中山，向对方提出了改组国民党，建立军官学校等建议。
马林的建议，引发了孙中山的思考。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王体制，但依然没能彻底改变中国的面貌。
华夏又陷入了军阀混战的泥潭。
1922年，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因此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也意识到了军队对于革命的重要性，他于是决定建立一直军官学校，进而组建一支新式的部队。
1923年，蒋介石、张太雷等人奉命组成“孙中山博士代表团”远赴苏联考察，此次考察，为之后的国民党改组和军官学校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经过长期的筹备工作，陆军军官学校在1924年6月16日举行了开学典礼，这所在广东黄埔建立的军校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能够完成这所学校的历史使命，黄埔军校在建立之初就成立了政治部。该部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对在校学生的政治教育，激发他们的爱国理想，提升他们的政治素养。
但政治部在一开始并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一使命。
原本主持政治部工作的戴季陶因忙于他事而离职，继任的邵元冲工作做得并不好，使得黄埔军校在开学后的一段时间内在政治教育上的工作却没有太大的进展。
于是，黄埔军校就打算另聘他人主持政治部的工作。
这可让廖仲恺感到烦恼，他在蒋介石离开广州期间负责黄埔军校的校务，为了能找到适合的人来担任政治部的主任。他就想到了从国外留学生中寻找人才。
廖仲恺写信给张申府，要求他为自己推荐优秀的人才加入黄埔军校，张申府就向对方推荐了周恩来，恰逢国共第一次合作，让共产党人担任黄埔要职也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
于是，在当年11月，周恩来就正式成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在来到黄埔军校后发现，有人觉得他年轻并不服他，但后来周恩来在工作中的表现却令大部分人折服。
在来到黄埔军校后，周恩来发现军校的政治教育非常落后。
这主要是受到了校长蒋介石等人的影响。蒋介石信奉的是旧式的军队管理理念，他在主管黄埔校务之时，还依然信奉曾国藩等人的治军理念，导致黄埔军校的学生没有受到先进政治理念的熏陶。
周恩来在经过一番细致的调研工作后，着手对政治部进行改组，他将苏联红军的先进经验引进黄埔军校的工作中，成立指导、编纂、秘书三股。
指导股负责政治知识的教学工作，编纂股负责制定训练计划，编纂革命书籍；秘书股负责日常行政事务。
各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大大提高了政治部的工作效率。
周恩来还深知宣传对于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他还特意培养出了不少优秀的宣传人才。
除了这些举措外，周恩来还定期召开会议宣传先进的政治理念，邀请社会名流到黄埔军校进行演讲。
正是这些名人的到来，更加调动了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提高了军校内学生主动学习政治理论的热情。
为了增加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周恩来组织了“血花剧社”，增加了政治教育的灵活性与趣味性，让更多的同学自愿参与到其中。
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工作取得了质的飞跃。
一批优秀的军队人才被培养了出来。
1925年，周恩来随军一起讨伐陈炯明部。
在讨伐陈炯明部时，政治部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制定了严苛的军事纪律，印发了《敬告士兵同志》传单。
通过这份传单，士兵们明确知道了此次作战的目的，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理想与斗志。
当士兵们对作战的目的有了了解后，他们的荣誉感被激发了出来，作战自然勇猛，这是过去的士兵在部队中的士兵所没有的。
此外，为了与旧式军阀区分，政治部还要求士兵在作战途中不能扰乱人民的生活。
在这样的情况下，军队很快就取得了讨伐陈炯明部的阶段性胜利。
但到了当年九月，陈炯明残部卷土重来，周恩来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军队中建立政治部。
军中政治部的建立大幅度增加了军人接受政治教育的机会，提高了他们的政治素养。
而由较高政治素养的军人组成的这批军队也因此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
而这种经历让黄埔军校的学生更加明确了自己来参军的目标，他们是为了挽救中国人民的，而不能和旧式军阀一样，做个兵匪。
有了先进思想武器的武装，黄埔军校出来的这些学生就成为了当时非常优秀的军人。
由于在政治工作当中的出色表现，周恩来在不久后就升任为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不再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回顾他在黄埔军校内的工作，我们会发现，周恩来不仅仅是在政治教育工作上卓有成效，他还积极推动了共产主义的发展。
周恩来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黄埔支部（即后来的黄埔特别支部），在黄埔军校内秘密组织了一批学生军。
而这些武装力量也在日后的革命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少有大志，青年时积极参加学生革命，是以能在而立之年前就能获得别人的认可，将重要的任务交给他。
而周恩来也确实能够做到不辱使命，不辜负别人对他的期待。
当他说出那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后，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高远的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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