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周至人惠雅丽通过当地微信平台发了一条《弟弟你在哪里？咱妈眼睛都哭瞎了》的帖子。文章称29岁的弟弟惠刚刚2015年2月外出打工后，至今没有任何消息。父亲思儿心切成疾去世，母亲整日以泪洗面、多次欲寻短见……目前，该文章的阅读量已经超过10万 。
今年2月底，陕西千阳人齐岁乾在当地微信平台上也发了一条类似信息，称自己的侄子张峰2004年离家出走，十三年来音讯全无。信息称，张峰的父亲、67岁的张宝贤如今重病卧床，苦盼着能与儿子见最后一面。
华商报记者在梳理这两条信息时发现，其实惠刚刚和张峰的故事并非个案。中国失踪人口档案库网站上目前有登记的陕西失踪人口为300多人，其中西安地区约30人。中国失踪人口档案库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华商报记者，能上网录入信息的仅仅是很少的一部分家属。
华商报记者采访中发现，相对于失踪儿童的社会关注度极高，成年人失踪后能寻找回来的几率并不是很高，许多家庭除了度日如年的等待，似乎别无其他选择。
帮我把娃找回来 这些钱都给你
每次提及儿子吴东升，出生于1955年的礼泉县农妇吴贵云就会失声痛哭。
吴贵云是家里的独女，和入赘的丈夫李克锋一共有三个孩子，吴东升是老二，出生于1982年。吴东升初中毕业后先是去了西安打工，后来去烹饪学校学了厨艺，先后在西安的一些单位和酒店打工。
2008年年初，26岁的吴东升和邻村一女子结婚了，但很快在半年后又离婚了。吴贵云曾经问过儿子原因，儿子说感情不和，然后不愿再多说。
离婚后吴东升有时候外出打工，有时候回家帮父母务苹果。一家人的日子虽然不是很宽裕，倒也过得去。依照吴贵云的计划，准备等儿子从这段失败的婚姻中走出来后，再谈婚嫁的事。
吴东升离开家的日子是2008年10月底的一天。吴贵云至今记得那年的冬天来得早、也很冷，十月底就已经落雪了。儿子说自己想出去打工，吴贵云很小心地问他想去哪里，他说就在咸阳市附近，还有两个同学一起。结果儿子离开家后就再也没有了消息。吴贵云去找平时和儿子关系要好的同村青年打听，都说吴东升没有和他们联系。
儿子两个月没有打电话，吴贵云还想着儿子可能不好意思给家里打电话。但很快半年过去了，吴东升依旧没有和家里联系，吴贵云和老伴这才着急了。他们一边向当地派出所报案，一边打印了大量的寻人启事在咸阳市一条条街道张贴，希望好心人能提供儿子的信息。
儿子的信息一条都没有，却招来了一群骗子。骗子们隔三差五地变着花样给吴家打电话，说自己知道吴东升的消息，让吴家人赶快给某某银行卡里打钱。由于此前在派出所报案时，警察提醒过他们要防止上当受骗，所以吴家只上当过一次，被骗走了300元。
说起失踪多年的儿子，吴贵云（右）放声大哭
2009年初，有一段时间吴贵云总是做噩梦，梦见儿子被害了。醒来后她哭得一塌糊涂，发誓儿子即便是已经不在人世，也要见到尸体。有一段时间，吴贵云和咸阳市殡仪馆取得联系，说如果有无名尸体送来，最好通知自己去辨认一下。殡仪馆的人很同情她的遭遇，所以每次遇到无名尸体时都会给她打电话。吴贵云说那些年她查看了几十具无名尸体，都不是自己的儿子。从此后她又觉得儿子应该还活在这个世上。
大约是在2011年夏天，已经三年多没有消息的吴东升突然给家里打来一个电话，他告诉母亲说自己在新疆修公路。结果就说了一句话，电话就挂断了。再怎么打也打不过去。吴贵云说她清楚地听到电话那头有老太太说话的声音，还有小孩的哭闹声。吴贵云还把那次的情况给当地警方做了汇报，但后来一直没有结果。
2013年秋天，村里一个在外打工的人对吴贵云说，他在西安南郊好像见过吴东升，但没来得及说话，就找不到人了。这如同在浩渺的大海抓住了一根稻草，吴贵云拿着家里仅有的一张存折找到这人说，我这大半辈子就攒了七千块钱，如果你能帮我把娃找回来，这些钱都给你。也不知道村里人所说的是真是假，反正吴东升至今一直没有音讯。
父亲李克锋说为了印证这位村民的话，他多次去西安在小寨一带转悠了一个月，都没有见到儿子。
十三年来 家人一直盼奇迹出现
这个春天的某晚，妹妹崔巧妮梦见失踪13年的哥哥崔立盟回家了。哥哥拉着她的手说，院子里树上的苹果还是那么甜。
梦醒后的崔巧妮眼泪止不住地簌簌流。哥哥今年已经34岁了，13年前失踪时崔巧妮还在读初中，而今她都已经是孩子的妈妈了。
崔家村位于礼泉县和咸阳市的交界处。在崔家村，出生于1983年的崔立盟曾是崔家的骄傲。因为在许多人的眼里，虽然出生于普通农家，但长相白净、礼貌懂事的崔立盟属于那种人见人爱的孩子。
父亲崔新民介绍说，儿子崔立盟2004年高中复读后去了西安，进入一所民办学校读书，学校位置在红庙坡附近。这是一家以扶贫技术培训为主的民办学校，崔立盟学的是机床数控专业。
2004年10月，崔立盟最后一次回家。妹妹崔巧妮清楚地记得哥哥回来后还在果园里帮家人摘苹果，中途摘了一个最大最红的果子，用衣服袖子擦拭后让妹妹吃，当年崔巧妮才16岁。
崔新民至今保存着儿子中学时代的奖状
大约是当年的11月中旬，崔新民接到亲戚家转来话，说儿子崔立盟在学校找不见人了，问有没有回崔家村。原来亲戚家的孩子和崔立盟在同一个学校读书，几天也没有见到崔立盟，这才让家人带话。
崔家发动所有的亲友聚到西安，以红庙坡为中心，多个方向分开来张贴寻人启事，寻找崔立盟，但找了近一个月都没有结果。
当年12月13日，就在崔家人几近绝望时，他们接到西安一个小灵通打来的电话，对方说他知道崔立盟的下落，让崔家人给他银行卡里打千元，他就告诉崔家线索。崔新民给对方说，只要你能帮我找到儿子，一万元我都愿意给你。尽管许多亲友都判断这个人可能是骗子，但崔新民还是抱着宁信其有的希望给对方的卡里打了300元钱，对方说让他到西安兴庆宫公园的某个垃圾箱里去翻，崔立盟的信息他写在纸上、放在了垃圾箱里。崔家人那天几乎把兴庆宫公园的垃圾箱都翻遍了，根本没有见到对方所说的信息。
“这些年，我们到处贴的寻人启事，应该有一架子车了。”崔立盟的叔叔崔水利对华商报记者说。
大约是2008年夏天，崔家得到一个信息说，长安区郭杜附近有一个流浪青年，和崔家寻人启事上描述的崔立盟很像。放下电话，崔新民和弟弟赶紧租了一辆车就往信息所说的地方跑，结果去后一问，当地人说你们已经是第六拨来打听这事的人了。流浪青年最后在另外一个地方找到了，但并不是崔立盟。
2010年前后，崔家人在寻找儿子途中遇到一位流浪女。经过交流沟通，女子说自己是河南人，因为家庭矛盾离家出走，已经在西安、咸阳流浪半年多了。崔家人就将女子接到礼泉家里给管吃住，然后向她打听流浪者的生活规律，拿出崔立盟的照片让她辨认，流浪女说没有见过这个年轻娃。
后来在崔家人的帮助下，流浪女的丈夫赶到礼泉接流浪女子回家。对方对崔家人很是感激，拿出五千元要作为酬谢。崔新民和弟弟一分钱都没有要，他们对河南男子说，你如果真的想感谢我们，就帮我们把这些寻人启事带到河南到处张贴一下。
找遍了西安和咸阳几乎所有能找得到地方，但都没有崔立盟的任何消息。本来不信鬼神的崔新民决定去找神婆问问，2012年，神婆告诉他说孩子在礼泉的东南方向，活得好好的，五六年后就自己回来了。尽管对神婆的这番话半信半疑，但崔新民还是挺欣慰的，因为他一直感觉儿子应该还在这个世上。
崔立盟2004年失踪后，崔家人向派出报过案，也找过崔立盟读书的学校。但都答复说有消息会联系家人，让他们回家等待。“我们最近这几年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崔水利说。
临采访结束，崔新民说，这些年之所以对儿子的事还抱有希望，一是神婆说儿子会自己回来的，按照神婆的当时的说法，时间就是2017年或2018年。另一个原因是，村里有个男子也在10多年前失踪了，本来家里人都以为他已经不在人世了，结果小伙子去年秋天突然回家了。说自己前几年在外面做亏了生意，无颜回来见父母，所以这些年一直不敢和家人联系。如今新的生意开始有了起色，所以才敢回家。
婆婆失踪21年 如今弟弟又失踪
当弟弟张志诚失踪的消息传入自己耳朵后，55岁的张春芳顿时有天塌下来了的感觉。因为21年前她的婆婆邵忠琴失踪了，至今没有任何音讯。
西安人张春芳是1987年和丈夫刘亚则结婚的。当时48岁的婆婆邵忠琴刚刚从西安豫剧团办理了内退手续。
在张春芳的印象里，婆婆邵忠琴一直是一位很开朗的豫剧演员。有一次自己和婆婆在家里说家常，说到有分歧处，婆婆像孩子们之间玩耍一样把张春芳按倒在了沙发上，让她认错。张春芳不服要反抗，结果由于婆婆毕竟是练过功的人，自己一时间竟动弹不得。
张春芳清楚地记得婆婆失踪的时间是1996年初夏的一个星期一。当时她和婆婆都住在西安市东二路6号的一个家属院里。早晨她把孩子送去学校后回家，结果发现平时这个点都在家的婆婆没有在家。由于那段时间婆婆因为另外一个儿子的意外事故心情不好，张春芳赶紧下楼去问小卖铺的老板，老板说早晨8点多看见婆婆背了一个包出门了，临走还在小卖铺买了一包烟。
从那一天起，婆婆邵忠琴就如同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任何音讯。张春芳的丈夫也向当地派出所报了警，单位豫剧团还在西安的几家报纸上刊登了寻人启事，甚至还组织人力到邵忠琴的亲友家逐户询问，但都没有消息。
张春芳说，找了一阵后她和丈夫都认为，可能是老太太心情不好，出去散心了，也许过段时间就会自己回来的。结果这一等就是20年过去了。这期间，有人给张春芳的老公带口信说，在陕南一个寺庙里见过一个出家人，很像邵忠琴。张春芳和老公就带了家人一起去陕南多个寺庙里寻访，结果都没有找到。
“很多亲戚埋怨我们，说我们不去找老人，可是中国这么大，我们上哪儿去找？连个目标都没有。”张春芳对华商报记者抱怨说，“婆婆现在要是回来，都69岁了！”
同婆婆已经失踪21年相比，弟弟张志诚失踪仅半个月。
最近以来，张春芳到处打听弟弟的下落
张春芳是在3月7日中午接到弟媳李平的电话。电话里李平问姐姐见张志诚没，从弟媳急促的语气中，张春芳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她问弟媳发生了什么事，李平说张志诚不见了，电话关机，找了好多地方都说没有见人。
李平告诉华商报记者，出生于1967年的丈夫和自己以前都是国企职工，后来一起下岗自谋职业。下岗后的张志诚换了好几份工作，这几年主要在太华路一带当保安。
2016年底，李平和丈夫刚申请搬进西安北郊的一套廉租房。在李平看来，相对稳定的日子才开始。
3月6日上午李平去上班，出门前她给丈夫留了600块钱，叮咛他去把物业费缴一下，然后再买一些水。结果下班回家后，她没见到丈夫，买水后的水卡家里也没有。李平随后去小区物业咨询，工作人员说张志诚上午已经交过物业费了，水也买了。
在家里等了一夜，丈夫没有回家，电话也关机。李平这才有点急了，她找到物业公司说明情况，物业公司给她调取了小区周围的监控视频。视频画面显示，张志诚6日上午11点20左右去的物业服务处缴费，之后又去了隔壁小卖铺买烟。从小卖铺出来后一直在打电话，几分钟后将电话装入口袋。这时从路边走过来两个男子，在和张志诚说了几句话后，一左一右拥着张志诚走出了监控画面。
当看到这些时，李平害怕极了，于是她赶紧给张志诚的姐姐张春芳打电话。两人一起到当地的公安浐灞分局浐水西路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工作人员在电脑上登记了张志诚失踪信息后，让她们再问问其他亲友。从3月7日开始，张春芳和李平几乎给所有能联系到的亲友都打了电话，但大家都回复说没有见到张志诚。
由于没有任何线索，李平只好请假，每天待在家里。她希望丈夫能回家。以前经常晚上关机的她，如今晚上也不敢关电话了，担心错过丈夫的电话。
张春芳说她最近一想到弟弟的事情就感到恐惧，因为婆婆当年就是这样毫无任何征兆地失踪的，至今21年过去了，生死未卜。
3月19日上午，西安市公安局浐灞分局浐水西路派出所值班警官向华商报记者证实，李平的确在一周前来派出所报过案，目前张志诚的信息已被录入公安系统的人口走失网。
华商报至少3次报道过，流浪人员在被救助的过程中，由于公安网的人口失踪信息未能与救助站分享，导致寻亲遭遇重重困难，甚至流浪人员遭遇不测。由此带来一个问题——
公安民政何时能联网？
华商报曾连续报道的四川广元13岁女孩琪琪的遭遇令人深思。
琪琪从四川广元出走后，经汉中、安康到了西安。父母追至西安城南客运站，在车站监控中发现女儿的身影，但不知她去了哪里。
在好心人的提醒下，琪琪家人前往西安市长安区救助站。最终在长安区救助站找到了女孩。琪琪母亲说，此前，孩子已经自己走到西安市公安局长安分局韦曲派出所报警，后被送往长安区救助站。但是，此后孩子家属前往西安市雁塔公安分局某派出所查询，被告知没有琪琪的信息。
琪琪母亲感慨万千的告诉华商报记者，如果公安部门的网络和救助站的网络能联网，寻亲的家属们能少跑多少冤枉路呀。
长安区救助站门外大屏幕设立的寻亲信息
河南信阳公安网线已进救助站
据记者了解，从2015年5月开始，河南信阳市公安局给信阳市救助站派入警务室，同时，将公安网的电脑也拉入了救助站。这也是全国首例公安和救助站联网。3月18日，河南信阳市救助站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华商报记者，公安网线进入救助站后，确实方便了。“原来我们要查一个流浪人口的失踪信息，到派出所人家爱理不理，有时候还要各种公函介绍信，现在很方便。”
而这起“首次”的背后，有一条生命的代价。
王新红夫妇住在信阳市一城中村。2014年10月2日这一天，他们13岁的智障儿子王志强出去后再没回来，两人发疯般寻找，却一直没有结果。两天后的4日下午6时，夫妇二人到信阳市浉河区公安分局报警，“孩子腿上动过手术，右脚有烟花烫过的伤疤”，他们将孩子的特点说给警察，并采了血样。接警民警说，“放心回去吧，公安都联网了，有消息会通知你的”。
但个别警察的责任心使得网络暂时失去“信号”——后来当地民政部门通报，“10月3日，强强（王志强）被老城派出所送往（信阳市）救助站，救助站将其送至寄养点新天伦老年公寓进行安置。”也就是说，孩子走失次日，就已经进入公安视线，并被送往救助站。
但智力发育迟缓的强强随后在老年公寓呆了2个月，期间他可怜的父母竟然还在同城苦苦寻找。2015年4月22日，也就是儿子失踪半年多后，《信阳日报》公布一则儿童死亡消息，有亲戚告诉王新红，报纸上孩子的照片很像王志强。王新红立即打电话询问死亡儿童年龄及基本情况，信阳救助站人员带他到殡仪馆辨认尸体。
在媒体的报道下，事件真相越来越清晰。失踪的孩子就在信阳市同城，但是因为公安网络和民政部门的救助站不联网，导致孩子父母虽然多次报警，公安机关也已将孩子送往救助站，但就是亲人找不到孩子。
当年华商报在内的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披露。随后，当地对救助站站长李明等18人进行了追责，其中李明被撤职。18人大多是公安和民政局的官员。也因为此事，信阳市亡羊补牢，在信阳市救助站设立警务室。一条查询失踪人口信息和户籍信息的公安网拉到了救助站。公安机关派人专门帮助救助站查询相关信息。
应吸取母女长安区病饿死亡教训
华商报还曾经独家报道过重庆一对母女在西安市长安区病饿死亡的恶性事件，被广泛关注。
这对母女在长安区病饿死亡
2014年5月24日，住在西安市城中村的重庆人王世菊可能因为和房东吵了一架，就带着3岁女儿苏静怡离家出走。
第二天，王世菊的同居男友苏学明（苏静怡的爸爸）到西安市浐灞分局辛家庙派出所报警，称自己的妻女走失，警方也及时将这对母女录入到了“西安110走失人口查询管理系统”。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对母女被长安区警方送往长安区救助站后，仍然没有得到当地警方和救助站的重视。由于智障的母亲和幼小的女儿不能说清自己的身世，救助站就以语言不通和母女拒绝救助为由，最终在没有查明其身份的情况下，就让这对母女离开了救助站。
救助站的解释是“不能限制人家自由，救助是自愿的。我们看起来这个母亲智力尚好”。
几个月后，这对母女被发现在长安区果园内农民废弃的房屋中死亡。警方得到的结果是饥饿或病死。
此事发生后，长安区并未公布此事是如何对当地民政和公安部门追责的。一些知情者透露，当地可能是对王世菊的家人进行一番安抚后，就草草了事。
在采访中，有救助站内部的员工说，救助站如果能有一条公安的网线，我们就方便多了。
公安网进入救助站将事半功倍
3月14日，华商报记者前往长安区救助站进行采访。刚走到救助站门口，就看到救助站门口的大屏幕，上面不断地显示站内收留的一些流浪人员的照片和信息。
长安区救助站寻亲公告栏
救助站站长韩宏伟说，这个大屏幕是2015年建起来的。一些过往群众看到后，就会拍照发朋友圈，确实通过这个大屏幕还找到过几名流浪人员家属。
目前，救助站还建立起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经常更新上面的流浪人员信息。韩宏伟说，一些家庭发现自己家人失踪后，还是第一时间想到报警，相比起公安机关，救助站不太被失踪者亲属想起。
韩宏伟说，有一次他们接待了长春市一些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发现长春市的救助站已经接通了公安网。而且长春市救助站内的公安网还可以打印流浪人员的《户籍证明》，谈起这些，韩宏伟羡慕不已。
长安区救助站业务科科长刘波说，他们每次到派出所查询流浪人口信息，首先得要排队。因为流浪人员大部分都是智障人员，他们不能说出自己准确的信息。有时候偶尔会冒出几个人名或地名，有时候前前后后会说几十个名字或名称。“我们看到派出所户籍部门有时人很多，也不可能总是麻烦人家，将所有的流浪人员说出的信息都查询一遍。”
3月14日，记者来到西安市救助站办公室主任时锦的办公室时，她表示，发生类似长安区母女病饿死亡的事件，确实令人痛心。她认为，如果公安网能拉到救助站，实现这样的信息共享，既节约了人力、物力，也会加大救助站的工作效率，使更多的流浪人员尽可能的较短时间内找到亲人。
“目前的现实是，我们只有将流浪人员信息传送到民政部建立起来的全国寻亲网。而公安机关将失踪人员传送到他们的失踪人员信息库。公安、民政是两个圈子，只有各自在各自的圈子里面寻人，信息不共享有点可惜。”时锦认为。
华商报在西安市救助站还了解到，救助站还有一些“跑站骗助”的人员，就是一些人员专门冒充流浪人员，前往救助站骗取钱财。西安市救助站曾经发现一男子曾经被100多家救助站救助过。如果和公安“联网”，无疑将杜绝这类骗子。
“公安网联手救助站”已引起警方重视
也许一个例子能说明救助站被忽略的情况——3月14日，华商报记者驾车前往西安市救助站和长安区救助站采访。由于不熟悉地方，出发前开始在手机高德地图上搜索两个单位的地址。
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搜索长安区救助站，竟然没有这个地方。反而高德地图推荐出来了一个“越靓汽车美容中心”。其后面文字显示“西安市长安区惠民街西安市长安区救助管理站西侧100米”。
再搜索西安市救助站，其结果同样令人哭笑不得——高德地图显示没有西安市救助站，但却冷幽默般的推荐出了一个“代淑清流浪狗救助站”。
对于华商报记者反映的上述情况，西安市救助站和长安区救助站均表示将立即整改。他们将联系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尽快在导航系统里面增添救助站的地址。
西安市救助站和长安区救助站都设在长安区，可否在这两个地方设立警务室并拉入公安网呢？
时锦说，2007年长安区公安分局曾经在西安市救助站设立警务室，但是前几年就给撤出了，也没有拉进公安网。
陕西法正平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屈建国多年来一直关注流浪儿童、妇女权益维护等公益事情。他说，如果长安警方能率先在全市将公安网拉入救助站，无疑是对五星级服务员最好的诠释。
当然，屈建国也表示，公安网因为牵扯到国家以及公民个人的安全，所以保密性较强。他建议，为了保密起见，警方在警务室可以安排自己的民警进行电脑操作，同时在权限方面可以考虑仅仅开放户籍查询。“况且国内的信阳市、长春市已经有了先例，期待长安警方的行动”，屈建国说。
3月14日和3月15日，华商报记者多次联系长安区警方，他们表示已经关注到此事，对此正在研究讨论。
设立在长安区的西安市救助站
干救助站工作必须是一副热心肠
据了解，长安区救助站目前仍然有91名流浪人员寻找不到亲人。去年帮助36人寻找到了亲人。寻找不到亲人的流浪人员大多智力有问题。长安区救助站站长韩宏伟说，长安区救助站收留的流浪人员目前有91人，有的不断寻找到家庭，然后又有新人被送回来。在长安区救助站记者看到，站内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视频，看到站内流浪人员的状况。
西安市救助站办公室主任时锦说，西安市救助站收留的流浪人员约170人，由于地方有限，他们将部分人员托养到一些有资质的社会机构，目前救助站里面约有50多人。时锦说，救助站工作需要全社会的关注，特别是公安、城管部门的积极参与。她提出，公安部门这些年对救助站工作提供了大力支持。2016年，当地公安部门主动的到救助站采集DNA，这样再将DNA在全国公安部门丢失人口信息中比对，就会和一些报案的家庭DNA有吻合的，这样就会加快流浪人员家庭的寻找。同时公安部和民政部共同发文，基层派出所将流浪人员送往救助站以前，必须要将流浪人员的信息上报到公安网上。
最令救助站工作难以开展的是，一些流浪人员你问他的时候他什么都不给你说。偶尔发音你要判断这是什么地方的口音。而时锦最担心的是，有一些流浪人员的家庭为了摆脱负担，很可能已不打算让这些人员回家，所以，这部分流浪人员可能永远回不了家。
谈起多年的工作经验，时锦说，“救助站的工作是个耐心的活，不能过于急切。有时候你多问他们几句话，也许就能找到线索。同时，你要根据他们提提供的线索，随着他们的思路去问话，比如对方冒出的是河南话，工作人员尽可能的用河南话和他交流”。
时锦认为，救助站的工作是个良心活，不是每个人都能干好的，“干这样工作的人必须是一副热心肠。只有热心和负责，流浪人员找到家的可能就会多一点。”
华商记者 李勇钢 崔永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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