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与小阿馨谈起盛唐三大诗人王维、李白、杜甫的人生际遇，予言安史之乱时这哥仨的遭际均颇为搞笑。最搞笑的是李白，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机会到了，却因站错了队，莫名成了叛军，而最后居然是他曾经的好哥们儿高适下令抓获他的。杜甫虽被叛军抓获，但因他名气小，叛军对他看管不严，最后终于逃出了长安，像叫花子一样赶赴肃宗行在。王维也如杜甫一样落到了叛军手里，但他的名气太大了，逃是逃不掉的，安禄山的官也是必须做的，这位大诗人只好服药弄哑自己的嗓子，在伪政府中消极怠工，并暗里写下《闻逆贼凝碧池作乐》: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
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后来唐军收复长安，所有任过伪职人员的一律被处以重罪。王维却因其弟王缙大力让人四处传唱那首诗而仅受轻微处罚，不久即官复原职。
我疑心苏辙苏子由是知道王维这个故事的，并且依葫芦画瓢，成功救下了自己的哥哥苏轼。
乌台诗案时，苏轼与长子苏迈约定，若不会被判死刑，苏迈送来的饭食中无鱼，若可能判死罪，则送一条鱼。某天，苏迈盘缠用尽，自己去筹钱，托一亲戚代送饭菜。亲戚一片好心，送一条鱼以改善苏轼的伙食。苏轼见鱼大惊，自分必死无疑，遂于狱中作诗二首以托弟弟苏子由照顾其家人，其中一首云: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诗除写兄弟情深并托以后事外，还顺便拍了一下神宗马屁，说皇帝是圣明的，自己被杀头完全是自己愚昧，咎由自取。
狱卒将诗交给子由，子由读诗自是泪下如雨，却拒收诗幅，他坚决要求将诗呈给皇上。神宗览诗后心中大慰，觉苏轼虽谤讪新法，但对自己还算忠心，且苏轼襟怀坦荡。神宗最终释放了苏轼，只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苏轼与苏辙兄弟情深，而且政治主张亦相当一致。二人政治上共进退，在诗文上更是互相唱和、惺惺相惜。苏门父子在“唐宋八大家”中占得三席，然苏轼在文学上太过闪亮，老苏和小苏的光芒均为其所掩，尤其是小苏，虽与乃兄一样少年成名，甚至官做得更大，然在论起“三苏”时，往往只是苏轼的陪衬，这对子由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毋庸讳言，苏轼确实天资卓越，当世不二出，王安石曾言“不知更几百年，方能又出此等人物”，对苏轼的赞誉简直无以复加。后世论苏轼，更多的是肯定苏轼卓越的诗书画成就及赞美其乐观旷达的胸襟，对其光芒背后许多人默默的付出，则大多不谈或一笔带过，这实在不是看人看事的正确做法。
诚如余秋雨在《苏东坡突围》一文中言“苏东坡真是好命”，余大师认为苏轼被贬黄州正当壮年，他好好反思，会更有机会沉淀并以此开出新篇。苏轼后来也的确做到了，他在黄州成为了后世很多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也成为普通人的朋友，这时，他成为了苏东坡——一个让后世生出无限景仰的名字。然而，苏轼的天才能够展现，他在逆境中的乐观旷达，其实背后是有好多“贵人”的默默相助的，如蜀中大佬张方平对苏氏昆仲的大力推介，文坛宗师欧阳修对苏轼不遗余力的揄扬，曹太皇太后、高皇太后对苏轼异乎寻常的偏爱，甚至神宗皇帝也因喜读苏轼的诗文而“爱乌及屋”。但是，对苏轼付出更多的是他的家人，特别是他的弟弟苏辙苏子由。
苏轼一生共有三任妻子:王弗、王闰之、王朝云。王弗是爱，闰之是暖，朝云则是苏轼的四月天，是她们无私的付出撑起了苏轼家庭生活的天，让苏轼有更多的时间写诗文、交朋友、游山水。然而，在经济和政治上给予苏轼最大助力的则是子由。
苏辙在
《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言兄弟二人关系:抚我则兄，诲我则师。二人求学时可能如此，为官后的情形可能要打一个颠倒。在政治上，苏轼确有一颗仁者之心，但他常常满嘴跑火车，子由常劝他不要随意发表对政治的看法，以便让别人抓住把柄，苏轼嘴上答应，过不久依然故我。苏轼终于因自己的大嘴巴而遭祸，又是苏辙提前知道消息，冒着被免官的危险派人给兄长送信，至少让官差抓他时多少有些准备。苏轼基本上是“月光族”，常常从子由那儿借钱，比较大的几笔是，苏轼调任常州，借三千贯，贬惠州时，借七千贯。子由并无多少积蓄，也是砸锅卖铁凑给苏轼的。苏轼在惠州要作好事，为百姓修桥，又写信叫弟弟捐款，苏辙此时亦被贬雷州，实在拿不出，只好求助于夫人，让夫人把自己的首饰全部卖掉，甚至把皇帝赏赐的金币也卖了，才最终凑齐苏轼要求的数额，做苏轼的弟弟难啊，做苏轼的弟媳妇也难啊。
苏轼确是天才，逆境并未将其扼杀，反而因其磨砺，更加光辉圆润。但在苏轼成功的背后，苏辙实是功莫大焉，苏辙像是一位疼爱弟弟的兄长，苏轼反倒是一位任性不懂事的小弟。
苏轼的性格其实是有缺陷的。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苏轼章惇相惜相杀的故事。章惇，字子厚，是苏轼的同科进士好友，章惇的进士科考成绩可能比苏轼还要好。二人初为官时，惺惺相惜，时相过从，同游山水。后来王安石变法时，二人分属新旧两党，但当苏轼身陷囹圄时，新党人多欲杀之，而章惇却能不惜得罪自己的同党顶头上司，也要拼力相救，苏轼心里应该是有所感激的。但后来旧党得势，二苏均受重用，苏辙甚至官至副宰相。苏辙上疏坚决要求将章惇逐出朝廷，这自无可厚非，毕竟党派之争嘛。但苏轼在这件事上无所作为，就不应该了，章惇救过他，他也应该救一下章惇啊，救不救得下暂且不论，但起码表一下姿态总是可以的。而苏轼既未阻止苏辙对章惇的弹劾——依二苏的关系，他是能够做到的，又未为章惇说几句好话，此时他竟连王安石也不如，苏轼是攻击新法的急先锋，王安石还上疏神宗“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而苏轼在章惇要求贬地近故乡以便就近照顾老父时，苏轼亦未能施以援手。苏轼在章惇被贬事件上的表现实是他人生的一个污点。
风水轮流转，高太后死后，新党重又掌权，旧党人士纷纷遭贬。苏东坡在旧党中的影响并不是最大的，但却是被贬得最惨的，章惇将他一贬再贬，最后贬至天涯海角——海南岛，章惇是想将苏轼贬死在路上，“东坡谪岭南，时宰欲杀之。”东坡弟子黄庭坚的这两句诗恰可作为一个注脚。照理说，章惇应该更很苏辙才对，但贬苏辙最远也才到雷州。
风云突变，小皇帝赵煦暴毙，赵佶继位，大赦天下，苏东坡又被召还回朝，章惇却是流放惠州，此时，章惇的儿子预料苏轼回到朝廷会任宰相，写信给苏轼，希望苏轼能原谅他的父亲。苏轼回信相当温情，言自己与章惇一直是好朋友，中间固然有些分歧，但友情不变，叫太夫人（章惇的母亲）不必挂心，岭南的瘴气也不足惧，还随信寄了一些药。后人往往以此事言苏轼的大度，但我想，苏轼此时心里想的或许是——“是我先负了子厚啊……”
我自诩思想自由，不会做任何人的粉丝。但又实在太喜欢苏轼了，或许勉强也算东坡粉吧。然而，说事记分明，论理讲曲直，故为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