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论求知》
现如今，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倡导下，越来越多的人更加注重对历史文化的研习。
读史不仅仅是在追忆过去，更是在尘封的时间里汲取智慧和力量，面对人生不同境遇，我们既可以从历史中找到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也可以从历史中找到突破困境的解决方案。
毫不夸张地说，大到治国安邦，小到钩心斗角，历史经验越多，胜算也就越大。
在历史上的众多智慧先贤中，司马光显然是一个早早就意识到了历史学价值的人。他的著作《资治通鉴》就是最好的证明。
对于《资治通鉴》这样一部影响深远的史学经典，我们都知晓其中的瀚海学识和无尽的历史宝藏，从古至今也有很多人对其进行不断的解读，并借鉴书中的智慧协助自身成长。
如何才能真正地读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将书中大智慧融合自身？
《资治通鉴熊逸版》给出了答案。
在这本书中，作者熊逸为读者逐字逐句解读《资治通鉴》，不但包含书中记载的历史本身，更是从当时的社会、文化、观念、处境等多维度进行了细致剖析，从中解读出符合现代人思维的历史观。
01、细致入微的解读让史书更丰富从古至今，解读《资治通鉴》的书籍很多，大多是对大环境下时局和人物的剖析，翻译出的白话文通俗易懂，但已经超出了书中原文本有文化蕴涵。
《资治通鉴熊逸版》这本书中作者“逐字逐句”的方式对原文的解读真正做到了原滋原味，让人不禁感叹司马迁在《资治通鉴》一本书的小视野中体现出的大智慧。
例如，《资治通鉴》的开篇首句，原文：“起著雍摄提格，尽玄默困敦，凡三十五年。”
总共11个字，除了“起”和“尽”认识，跟在后面的“著雍摄提格”是什么？“玄默困敦”又是什么？
简直高深莫测。
读不懂的生僻字，晦涩难懂的组词，让很多想要了解《资治通鉴的》人望而却步，开始打退堂鼓。
《资治通鉴熊逸版》中，作者借用天文学知识对此作了详细的解读。
至少早在商朝，古人就发现了木星运行的规律：
木星绕行天空一周，大约要花12年，那么，把木星划过的天区平均分成12份，每一份就对应着一年。
人们只要观察木星落在哪个天区的哪个位置，就能基本准确地读出当下的时间，这就是古代中国的木星纪年法。
古人就把木星每年走过的区域称为一“次”，或者一个“星次”。
星次的名称非常古雅，分别是：星纪、玄枵（xiāo）、娵訾（juzi）、降（xiang）娄、大梁、实沈（chen）、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
除了星次之外，古人还把天穹一分为四，称为四象，分别是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和北方玄武。每一象再分为七个区域，四七二十八，这就是我们熟悉的二十八星宿。
太岁的十二星次和十二地支一一对应，但名称很古怪，分别是：困敦、赤奋若、摄提格、单阏（chanyan）、执徐、大荒落、敦牂（zang）、协洽、涒（tun）滩、作噩、阉茂、大渊献。
太岁的十二星次对应十二地支，称为岁阴，那么，还应该有一套对应的天干，称为岁阳。于是十个岁阳就这样被编排出来了，岁阳也有一套奇怪的名字：阏逢（pang）、旃蒙、柔兆、强圉（yǔ）、著雍、屠维、上章、重光、玄默、昭阳。
知晓了以上古人的天文历法，不难理解，“著雍摄提格”和“玄默困敦”都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纪年方式——太岁纪年—里的年份名称。
所以，《资治通鉴》开篇那句话，原句的意思是：记录周代历史的第一卷，开始于著雍摄提格这一年，结束于玄默困敦这一年。
由此可见，司马光为《资治通鉴》选择了一种最具客观色彩的编年方式，力求让这部书永久流传。
通过作者熊逸的解读，我们不但知晓了原文的本意，也对古人的天文学知识有了更深的了解，不但不会对司马迁的记录难以理解，甚至对书中记录的历史更加有兴趣。
02、追本溯源的解读模式让史书更有趣《资治通鉴》几乎家喻户晓，不论从哪种渠道来源，对书中的内容或多或少都有些许了解，当我们想要深入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内心大概都有自己的疑虑和想要寻求的答案。
《资治通鉴熊逸版》这本书中，作者深谙读者求知的内心，采用了“追本溯源”的解读方式，不但让读者可以快速找到自己想问的问题，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还让史书的解读更加有趣。
在书中，作者对《资治通鉴》的解读，每一个章节都是从提问开篇。
例如，全书开头为什么像打哑谜？
得寸进尺为什么是一种策略？
晋阳城人心向背的真相是什么？
司马光为什么不语怪力乱神？
豫让真的是个忠臣吗？
治国靠大道理还是小道理？
周威烈王的真实处境怎么样？
周天子为什么会下令伐齐？
诚信是立国之本还是权谋手段？
正统儒家怎么看乐羊？
司马光为什么简化聂政行刺？
秦国是如何继续攻城略地的？
张仪和商鞅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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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提问开篇，追本溯源在对历史的讲解过程中找到问题的答案，不但可以让读者快速找到自己的问题，还可以按需所求，找到自己想要阅读的片段，阅读自己喜欢的内容，解决自己想要处理的难题。
如果你不想全篇阅读《资治通鉴》，如果你暂时没有时间细细探索古代历史，如果你想借用某一段历史故事解答心中疑惑，《资治通鉴熊逸版》就是一个最全面最核心的选择。
《资治通鉴》的史学价值众所周知，书中的大智慧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知识宝藏，值得我们现代人不断研习和借鉴。
《资治通鉴熊逸版》对史书的解读，包含辨真伪的史料分析、有启发的管理经验、有深度的专题研究、有对比的世界格局、引经据典的利弊分析，让我们能够更加有效地汲取书中的智慧，更好的学以致用。
例如，在《资治通鉴》追叙“三家分晋”的前因中，作者从智氏家族的族长智宣子选立智瑶为“后”的故事，为我们详细解读了“无后为大”的真实含义。
我们都知道一句老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在原始含义上，“无后”不是说没有儿子，比如智宣子当时不但有儿子，而且还不止一个。但哪个儿子才有资格成为“后”，成为家族继承人—下一任的族长，这才是问题所在。
“无后”之所以是最大的不孝，有虚和实两重含义。
在务虚的层面上，“无后”意味着不再有人主持祭祀，已故的历代祖先在另一个世界要挨饿了；在务实的层面上，“无后”意味着一个宗族没有了合法领袖，各种权益不再能得到保障。
智宣子中意的继承人人选是自已的儿子智瑶，但是家族长老智果却不同意。
不是因为智瑶缺乏才干，恰恰相反，智瑶认为智瑶很能干，在五个重要品质上都比别人强：
第一，智瑶颜值高，“美髯长大”，也就是胡子漂亮，个子高，可见当时对男性的审美是以健美为标准的。第二，智瑶力气大，驾驶战车的技术高，射箭也很厉害。第三，多才多艺。第四，文采和口才都好。从这几点的排序上看，当时体育课的成绩比文化课的成绩重要，所以就连孔子的教学都是文体并重的。最后是第五点，做事果断，绝不拖泥带水。
智瑶虽然有这么多优点，但也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不仁”，对别人缺乏爱心。正因为这一个缺点，前面说的五项优点反而变成了劣势。
智瑶是一个有才无德的狠辣角色，这种人才干越高，为害也就越甚，最后只会四面树敌。
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知名度相比，“唇亡齿寒”这个词在现代人的生活同样频繁。
在《资治通鉴熊逸版》这本书中，作者同样为我们解读了“唇亡齿寒”的历史典故和实用价值。
张孟谈在游说时，第一句话就是：“臣闻唇亡则齿寒。”
一旦赵家被灭了，韩、魏两家的末日也就不远了。
张孟谈的说辞，着重体现出了一个为人处世的大智慧：“同情相成，同利相死。”
情感上有共鸣的人才容易彼此帮扶，利益一致的人彼此才甘愿为对方效死力。
对韩、赵、魏三家而言，“同情”就是对智瑶有共同的恨意，“同利”就是只有灭掉智瑶才能保全各自的家族。
但是，要想说服别人，只有“同情”和“同利”做基础还不太够，还需要第三个要素：共同的紧迫感。
张孟谈并不需要苦口婆心，因为韩康子和魏桓子比谁都清楚安危利钝和轻重缓急，也都很想和赵无恤结盟，一起灭掉智瑶。
所以，他的游说成功了，最终出现了“三家分晋”的局面。
对于智瑶的失败，司马光给出了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只有三个字：“才胜德”。
也就是说，智瑶才干很高，品德很差，品德不足以驾驭才干，所以注定失败。
这也是我们现在常常说的一句话：“德不配位”。
根据才和德的不同配比，司马光把人分为四类：德才兼备的是圣人，无德无才的是愚人，德超过才的是君子，才超过德的是小人。
在用人原则上，如果找不到圣人和君子，那么与其用小人，不如用愚人。
为什么呢？
因为愚人虽然做不出多大的好事，但也做不出多大的坏事，小人却不一样了，才干越高，为害越大。
这个道理貌似人人都懂，但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才胜德”的人会被重用呢？
在《资治通鉴熊逸版》这本书中，作者熊逸的观点是：
司马光认为，这是因为有德的人会让人敬畏，有才的人会让人喜爱，敬畏就会疏远，喜爱就会亲近。
所以，作为管理者，必须明辨才与德的关系，明白孰重孰轻，才能在历史故事中知晓失败的教训，汲取成功的经验，做到知人善用。
写在最后《资治通鉴》是一部史学经典，是我们“读史明理”的典范，更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智慧宝藏。
通过《资治通鉴熊逸版》这本书的学习，我们不但可以通读《资治通鉴》中的历史经典，还可以跟随作者以旁观者的视角，更加深刻地理解司马光所处的时局，以及其在《资治通鉴》中的历史故事展现出的超凡智慧。
愿我们都能通过一本书里的小视野，学习到人生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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