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美育是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思想的内在有机构成。只是由于城市美学视角的阙如，他的城市美学美育思想并没有得到充分关注与深入研究。蔡元培早在旅欧期间就已经关注到了巴黎、柏林、佛罗伦萨等都市的规划建设问题，并从艺术、美学与美育等维度对城市进行了长期的深入思考。基于此，形成了他中国现代美学史上深刻且富有启发性的城市美学美育思想。
城市是复杂的公共艺术
蔡元培关于城市归属于艺术的定位，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或者说启蒙史观进步观念的影响。这集中体现在他对艺术演进的认识：“观各种美术的进化，总是由简单到复杂；由附属到独立；由个人的进为公共的。”即从艺术的内容与形式、艺术自律和艺术价值三个维度，指出了艺术发展演进的方向。蔡元培在《民族学上之进化观》一文明确认为：“人类爱美的装饰，先表示于自己身上，然后及于所用的器物，再及于建筑，最后则进化为都市设计。”可见，他认为人类对美的追求，自然而然地促使艺术由简单走向复杂、由个体走向公共，以促成城市艺术、城市之美。所以，蔡元培在1935年8月撰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中，对城市归属于艺术的论断作出明确表述：“自狭义的美术：建筑、雕刻、绘画等等以外，如音乐、文学及一切精致的物品，美化的都市，皆得以美术包括它们。”
蔡元培将城市定位于公共艺术，明确将城市与“美的艺术”一起纳入“广义的艺术”之中，既为美学理论将城市纳入研究领域提供了依据，又为美育实践诉诸城市路径奠定了基础。所以，在《美学的研究方法》中，他认为美学研究艺术但不能局限于艺术，必须向“美的文化”拓展，即考察民族、时代、宗教、教育与都市美化对艺术的影响。这不仅意味着城市是美学的研究对象，而且作为艺术发展进化结晶的城市反过来能够影响艺术的发展。如他所说：“现在欧洲各国，对于各都市，都谋美化。如道路与广场的修饰，建筑的美化，美术馆、音乐场的纵人观听，都有促进美术的大作用。”在论述中，蔡元培以雅典、威尼斯、罗马、巴黎等城市为例，说明艺术与城市美化之间的双向互动影响关系。
城市美化必须重视规划
蔡元培对城市的美学关注虽是从欧洲都市出发，但现实落脚点却是中国城市问题。
第一，准确地指出中西城市建设价值追求的差异。他在《华工学校讲义》中说：“都市之装饰，如《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所以求均称而表庄严也。巴黎一市，搅森河左右，纬以长桥，界为驰道，间以广场，文以崇闳之建筑，疏以广大之园林，积渐布置，蔚成大观；而驰道之旁，荫以列树，芬以花塍；广场及公园之中，古木杂花，喷泉造象，分合错综，悉具意匠。是皆所以餍公众之美感，而非一人一家之所得而私也。”中国城市规划旨在“求均称而表庄严”，审美处于次要地位。而巴黎所代表的欧洲城市，则是诉诸建筑、园林、道路、广场、公园等的设计与绿化，追求满足“公众之美感”，审美价值至上。
第二，强调中国城市建设应提升规划水平。蔡元培主张在城市美化方面应当学习欧美经验。他说：“我们虽不能和欧美一样讲究，总得通盘打算，有一个完善的计划，街道多少宽，可以过车，可以通轿，两旁有树，树下设凳，供人坐谈，适中地方应有图书馆、博物馆等，图画、铜象、雕刻，都有独立的美，不仅作装饰品而已。这类东西可陈列博物馆中，供人研究。”
第三，明确提出城市美化的卫生与艺术原则。蔡元培1916年11月在《在绍兴各界大会演说词》中，便对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给予了高度重视：“世界大都会……至于建筑屋宇，开辟道路，在在留有空旷余地，以植花木；且一城市中，必有多数树林。” 1920年11月，他在湖南醴陵以“美化的都市”为题的演讲中，明确提出了建设“新的、美的、有进步的”城市，要“一合于卫生”“二合于美术”。“合于卫生”，便要重视城市生态建设；“合于美术”，则是要遵循艺术与美的规律，将城市建设为适宜居住的公共艺术空间。
城市是美育实施的重要路径
蔡元培在《美育实施的方法》（1922年6月）一文中讲述“社会美育”的内容时，从道路规划、建筑设计、公园建设、名胜布置、古迹保存和陵园美化六个方面强调“地方的美化”。这不仅关乎城市规建问题，而且明确关注到了城市美化发展的世界趋势：“现在各国都有‘花园城’的运动，他们建筑也大概如此。我们的城市改革很难，组织新村的人，不可不注意呵。”显然，蔡元培认为城市环境美化是开展社会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城市建设应以“花园城”作为美化的方向。至于城市在美育实践中的地位与价值，蔡元培在1931年5月发表的《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中直接指出：“美育的基础，立在学校；而美育的推行，归宿于都市的美化。”这里强调了学校美育在美育实践中的基础作用，但更强调“都市美化”在整个美育实践中的综合推动作用。城市之所以在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中如此重要，根本就在于作为复杂的公共艺术的城市，能够从艺术、环境、生活等多个维度推进美育的实践和提升。
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主张
从蔡元培对城市美育的重视可知，他是在更为宽泛的内容与路径上讲述美育，并非是局限于“美的艺术”的审美教育。“以美育代宗教”命题中的“美育”是不能用“美术”来代替的。
蔡元培对“以美术代宗教”的错误用法，曾多次予以纠正与澄清。1930年12月，他在《现代学生》上发表的《以美育代宗教》中，开篇即言，“我向来主张以美育代宗教，而引者或改美育为美术，误也”。同是这一时间，他在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发表主题为“以美育代宗教”的演讲时，亦明确指出：“又我所说的美育，并不能易作美术。”后在《近代名人言论集》（1932年）发表的《美育代宗教》一文中，他再次强调“只有美育可以代宗教，美术不能代宗教”。至于不可替代的原因，蔡元培主要从美育与美术的范围不同、作用不同两个层面加以解释。如他所言：“我所以不用美术而用美育者，一因范围不同，欧洲人所设之美术学校，往往止有建筑，雕刻，图画等科，并音乐、文学，亦未列入；而所谓美育，则自上列五种外，美术馆的设置，剧场与影戏院的管理，园林的点缀，公墓的经营，市乡的布置，个人的谈话与容止，社会的组织与演进，凡有美化的程度者均在所包；而自然之美，尤供利用；都不是美术二字所能包举的。”
概而言之，蔡元培的美育涵盖有“美的艺术”之美育、“非美的艺术”之美育、日常生活美育、自然美育等多个维度，远比“美的艺术”的审美教育丰富、宽泛。其中，城市作为复杂的公共艺术，是美育实践路径从“美的艺术”向日常生活拓展的关键环节，可谓凸显了“以美育代宗教”与“以美术代宗教”之间的根本性差异。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传统礼乐文明与当代文化建设研究”（17ZD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席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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