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定一生航空缘
就在陆孝彭满怀梦想步入大学殿堂之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继东三省沦陷后，日本又占领了华北，继而华东、华中失守，日本人攻占南京、武汉，侵略者的铁蹄直逼桂川滇。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进攻。南京危在旦夕，朝野上下，纷纷忙着迁都重庆，百姓扶老携幼纷纷逃往内地。1937年秋，日本飞机轰炸南京中央大学，于是学校暂迁至重庆。
关于中央大学西迁，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后来在《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中这样记录：我们这次搬家，或者可以算是较有计划有组织的几千个人，几千大箱东西，浩浩荡荡的西上，于不知不觉中，竟做了国府为主持长期抗战而奠定陪都的前驱。这次搬来的东西，有极笨重的，有很精微的；还有拆卸的飞机三架（航空工程教学之用），泡制好的死尸二十四具（医学院解剖之用），两翼四足之流，亦复不少。
若是不说到牧场牲畜的迁移，似乎觉得这个西迁的故事不甚完备：中大牧场中有许多国内外很好的牲畜品种，应当保留，我们最初和民生公司商量，改造了轮船的一层；将好的品种，每样选一对，成了基督教旧约中的诺亚方舟（Noah's Arc)，随着别的东西西上，这真是实现唐人“鸡犬图书共一船”的诗句了。可是还有余下来在南京的呢？我以为管不得了。所以我临离开的时候，告诉一位留下管理牧场的同人说，万一敌人逼近首都，这些余下的牲畜，你可迁则迁，不可迁则放弃了，我们也不能怪你。可是他决不放弃。
敌人是十一月十三日攻陷首都的，他于九日见军事情形不佳，就把这些牲畜用木船运过江。由浦口、浦镇，过安徽，经河南边境，转入湖北，到宜昌再用水运。这一段游牧的生活，经过了大约一年的时间，这些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牛、英国猪、美国猪和用笼子骑在它们背上的美国鸡、北京鸭，可怜也受日寇的压迫，和沙漠中的骆驼队一样，踏上了他们几千里长征的路线，每天只能走十几里，而且走一两天要歇三五天，居然于第二年的十一月中到了重庆。我于一天傍晚的时候，由校进城，在路上遇见它们到了，仿佛如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绪。领导这个牲畜长征的，是一位管牧场的王酉亭先生，他平时的月薪不过八十元！
事实证明，中央大学搬迁自救的决策是有远见的。抗日战争时期，战区内保护最好的就属中央大学等几所高校。后来搬迁的其他学校，如撤到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搬到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等，他们的办学物质转移程度，就远没法与中央大学相比。临开学时，陆孝彭接到中央大学通知，要求先到武汉，再到重庆沙坪坝新校址报到。此时，哥哥陆孝伦也从唐山铁道学院毕业回家了。兵荒马乱的年月，让陆孝彭一个人去重庆读书，翁氏实在是放心不下；陆孝伦也不愿意在沦陷区工作。于是，一家人商量搬迁重庆的事情。“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对于翁氏来说，一家人的团聚比什么都重要。
随着西迁的难民激增，去重庆的船票也价格猛涨。翁氏变卖了值点钱的家具，凑足了陆孝彭的盘缠。于是，陆孝彭独自一人先到学校报到，也为举家西迁打前站。从南京到武汉，再从武汉到宜昌，再从宜昌到重庆，逆水行舟，拥挤不堪的轮船，沉重而疲惫的汽笛声，直让人心里发毛。惴惴不安的水流，在峡谷中惊惶四散。忧愤，满腔的忧愤，像一个个旋涡，越旋越急，撞击在礁石上，溅起了惊骇！一路上，目睹官商百姓颠沛流离，纷纷逃往大后方避难，陆孝彭深感祖国积弱太深，发誓要学好本领，奋发图强，航空救国。到达重庆后，因为学校还没有建好，陆孝彭和同学们暂时住在川东师范。
11月中旬，陆孝彭从川东师范搬到中央大学，满心欢喜到了学校，却不想见到了一个寒酸凄凉的重庆中央大学。
原来，中央大学借了重庆大学的一个小山包，由于山包上种了很多松树，叫松林坡。中央大学围着松林坡修了一条环山路，路两边就是教室。房子很简单，砖不多，一大块一大块的石头累起来的地基，上面用竹子编起来的墙，糊上泥，教室都是这样子建起来的。
宿舍30米左右长，10多米宽，横梁加柱子撑起房子的结构，下面是半截石头，有一点砖，中间是玻璃窗户。一间大宿舍住200多人，里边只有床，其他什么都没有。临时的教室、临时的宿舍、临时的食堂，这简直就像是一个避难所……
松林坡中央大学旧址
陆孝彭有些失望，他想，这个地方，能承载他宏大的“航空救国”理想吗？他充满了疑惑。
所幸的是，高中同学赵世诚和李铸与陆孝彭在同一个班。高中快毕业时，他们三人相约一起报考航空工程系，在这乱世之中，三个人的约定尽然能够实现，实属不易，这多少冲淡了陆孝彭心中的失望。中央大学1937年才第一次亮出“航空工程系”的名字。此前，中央大学早就有办航空系的打算，但因日本人的阻挠，1933年、1934年只好把学生招到中央大学办的“机械特别班”（实际上是航空技术培训班）培训两年，然后送到国外深造。
1937年，国民党开始不买日本人的账，首次公开招收航空系学生了，后来，又从别的系高一年级的学生中调一部分进入航空工程系。因此，陆孝彭及其同学成为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招收的首批本科生，也是中国本土第一批系统学习航空技术的大学生，日后，这些人在不同岗位上都颇有建树。不久，陆孝伦带着一家人和舅舅一家全部迁到了重庆，在一处偏僻的乡村找到了住房，陆孝伦也在一家兵工厂的营缮科找到工作，一家人算是安顿了下来。
陆孝彭兄妹与母亲翁氏在重庆时的合影
事实上，全家举迁重庆，这使得陆孝彭比其他很多同学都要幸运。要知道，就在陆孝彭开始上课的时候，上海失守了。随后，兵败如山倒，南京沦陷，1937年12月13日，日本人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陆孝彭的同学之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江浙一带，与家里完全失去音讯，根本不知道家人是死是活。当时，重庆人习惯把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称呼为“下江人”，这些流落异乡的“下江人”相互照顾，相互依存，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感情。陆孝彭和同学们住在仓库式的集体宿舍内，拥挤不堪，潮湿更甚。
但最让陆孝彭印象深刻的要算吃饭问题，中央大学校史有记录如下：抗战初期，国家粮食部供应中央大学每天30担（包括教职工）平价米，一担为五十公斤，这种平价米质量极差，杂有沙子、裨子、霉变米、老鼠屎，煮出来的饭难以下咽，同学们戏称为“八宝饭”。贷金、公费伙食标准低，菜蔬少，八人一桌，常年食用的是萝卜、白菜、蚕豆、豆芽、牛皮菜（甜菜）等，难得有几片肉放在菜面上，成了点缀品，有大字报上说：“伙食六块还算好，加了两块（元）吃不饱，肉片薄得风吹了……”在学生中广为流传着“顶天立地”、“空前绝后”两句极为形象的话，是战时重庆中央大学学生现实生活的写照。“顶天”，就是下雨没有伞，光着头淋雨；“立地”，是鞋袜洞破，光脚着地；“空前绝后”，就是裤子前膝或臀部穿破了，大学生赤贫到衣衫不整，添置鞋袜都不能够，这是怎样的窘困啊！随着战火的蔓延，大片国土的沦陷，涌入大后方的人越来越多，中央大学在校人数激增。
入川后的第二年春天，在松林坡顶端，修建了图书馆、阅览室。站在图书馆门口，可以俯瞰学校全景。后来，又陆续修建了专用教室、实验室和学生俱乐部等。此时的松林坡房舍相连，层层叠叠，再也无法插足了。于是，在沙坪坝镇上修建了小龙坎男生宿舍和教职工宿舍，又在松林坡对岸的磐溪（隔嘉陵江）修建工学院的大型实验室等，将航空工程系和艺术系迁至磐溪，这样校舍的紧张状况得到暂时的缓解。
后来，又在离重庆市60华里，从沙坪坝沿嘉陵江而上25华里的柏溪建立了分校。这些都是陆孝彭没有想到的，这个避难所一般的学校，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发展规模空前，使中央大学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之一。而航空工程系精英荟萃，人才辈出，学校教授大都曾留学国外，知识渊博，且年富力强。其中，著名的黄玉珊教授1940年受聘重庆中央大学时年仅23岁，同学们美称他为“娃娃教授”。他们思想敏捷，眼界开阔，给学生们带来了欧美等国最为先进的航空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在与老师的接触中，陆孝彭深感出国学习是提高自己的一个好途径。
战时的沙坪坝属重庆磁器口行政区管辖，称为沙磁区。中央大学与重庆大学毗邻。穿校南行，是教育家张伯苓于抗战前夕创办的南渝中学，抗战爆发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就设于此。北行至磁器口，是一小河与嘉陵江的汇合处，这儿有四川教育学院。松林坡的对岸，是风景优美的磐溪，嘉陵江从坡下潺潺流过，有一小规模的蓄水库，是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工业实验所的所在地。各校所常有演讲会、歌咏会、话剧、土风舞等演出，每次活动海报一贴出，师生均可自由参加，关系融洽。当时的沙磁区是重庆学术、文化中心，而中央大学是这个文化区的核心。
学校每周日借重庆大学或南渝中学礼堂，敦请学界、政界或来华外交使节等社会名流作讲演，还有各种类型的学术讲座，陆孝彭经常和同学们一起听讲座。当时社团很多，有文艺习作性的、学术研究性的，有联络感情、砥砺学行的，有宗教研究性的，也有宣扬三民主义、研究战后建设的等等。尽管条件艰苦，但陆孝彭的大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为了弄清楚陆孝彭大学时代的真实生活，笔者专程赴北京采访了陆孝彭大学同学陆元九和丁钊。今年91岁的陆元九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陀螺、惯性导航及自动控制专家，是我国自动化科学技术的开拓者之一。
94岁的丁钊曾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高级工程师。两位老人非常热情地讲述了在中央大学时的学习经历以及对陆孝彭的印象：从年龄上来讲，老陆（陆孝彭）是1920年出生的，在我们班上算比较小的，他17岁进入大学，还是未成年吧。但他非常活跃，很开朗，兴趣爱好多，活动面比较广，他喜欢写诗，喜欢唱歌，参加过学校歌咏队。当时，什么娱乐设施也没有，学校便组织学生唱歌、排话剧等。老陆运动也不错，他大学时喜欢打篮球，虽然他很瘦小，但很灵活，脑子转得快，动作灵敏，反应迅速是他的特点。
在社会活动方面，他也是比较积极的，曾经在班上担任过班委职务。他口齿伶俐，说话有条理，思维清晰，是有领导能力的一个人，也是我们同学中比较杰出的人之一。老陆很聪明，学习并不是特别用功，但成绩总是偏上等。为什么说他聪明呢？从教授上课提问时他的回答，从向教授提出的问题，从考试成绩等，都能看出来，但要说具体的例子是讲不出来了，时间太久了，但有这个总体印象。
要说学习，陆孝彭最感兴趣的是航空工程专业知识讲座和各种实验课程。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隶属工学院，首任系主任是罗荣安。陆孝彭在这里接受了系统的航空专业知识，他如饥似渴地吸收每门学科的精华，沉浸在空气动力学、流体力学、航空理论、飞机制造等课程的奥秘之中，他甚至开始试着动手做实际工作，为后来打基础。学习中，陆孝彭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事实上，由于受条件限制，航空工程系二九级的实验课程并不多，学生自己动手的机会更是很少。但相比在教室里看课本，学理论，陆孝彭对实验室里的一切更感兴趣。
当时，学校拥有发动机试验室，风洞试验室，结构试验室，仪表试验室、修配厂和小型图书室。发动机试验室有9台飞机发动机，直列形、V形、星形俱全，设备堪称国内一流，但基本都是美制、苏制或日制的。每次看到这些外国的发动机，陆孝彭都会在心里提醒自己，将来，中国一定会造出自己的发动机，中国的飞机一定会装上“中国心”。
最让陆孝彭感兴趣的是风洞试验室。风洞是航空教学科研的基本试验设备，要求严，造价高，旧中国仅有三台。据说，中央大学设在南京校址风洞试验室里的是我国的第一座风洞，1934年由南京中央政府航空委员会从意大利买进，以资助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创办航空工程系。这座风洞是用钢板制成的单回流式风洞，试验段为开口式，剖面圆形，直径1.2米，收缩比为5；用55千瓦柴油机带动50千瓦直流发电机，转动一个木制的4叶螺旋桨，形成气流，气流速度达可到55米/秒。
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自行安装的试验风洞
1935年底，中央大学开始安装这座风洞，1936年开始运转，用于教学试验，测试流场分布。1937年中央大学西迁时，由于这座风洞尺寸大，难以搬运，因而就埋藏在郊外。航空工程系主任罗荣安顶着日机的轰炸，冒死将设备全部拆卸后运送至重庆，才得以保全这些珍贵的教学用风洞设备。
陆孝彭大学期间，这座风洞一直在安装，陆孝彭多么渴望这座风洞能够尽快装好，进行试验。但据说，直到陆孝彭毕业后一年多，风洞才安装起来，进行吹风时还没有电，直到配了一个柴油机发电才能正常运转。非常可惜的是，陆孝彭盼了几年的风洞试验课程，最终也没能在学校里进行。然而，客观来说，这些风洞设备的保存，为后来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的教学科研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见证了中国早期航空教育的历史。
对于陆孝彭注重实际工作的学习特点，陆元九院士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在学校里，我们都比较注重课本理论，但老陆在学校的时候就开始注重实际工作了。我记得很清楚，他是我们班上唯一一个毕业论文做试验的，他这种做毕业论文的方式，在整个工学院，甚至是在全校，也是很少见的。做毕业论文时，老陆和张阿舟两个人联合做了一个课题，是结构强度方面的静态试验，导师是系主任罗荣安。论文的细节不记得了，但当时，就全校的条件来看，很少有机会做试验工作的。大家都以为读读书，搞搞公式就可以了，不习惯动手。但老陆是主动动手的，他的论文，有试验，有分析，要知道做这样的论文，既费时间，又费事。当时我经常会去试验室，见过他做试验。有时候，试验室放不下了，他会搬到外面去做。可见，老陆从学校起，就注重实践工作。
在大学毕业的时候，老陆是比较出名的。陆孝彭在学好专业的同时，很注重英语的学习。中央大学的英语属必修课，实行强化训练，分为英语阅读和英文作文两门课程，学分差不多占一年级学分数的三分之一。除外，外语训练几乎贯穿整个大学四年过程，各门课程都指定外文参考书，教师讲课同时介绍中、英文名词，陆孝彭记笔记也采取“雨夹雪”的办法，即中英文混合记录。到了大三大四，陆孝彭会按教师要求自行选题，查阅外文文献，然后归纳整理成论文。论文写成后上台报告，教师坐在台下听讲并提问。
中央大学这种教学相长的方法，有效地培养了学生英语阅读和文献综合的能力。英语能力也为陆孝彭后来出国留学扫清了语言障碍。从陆孝彭进入大三的那一年开始，日军大规模空袭重庆，敌机狂轰滥炸，正常的教学受扰，师生寝食不安，甚至还会遭遇灭顶之灾。森林系一位教授对沙坪坝的空袭进行了详细的统计，有一个月空袭高达28次，最多的是27架飞机同时轰炸沙坪坝，师生最多一天之内钻了5次防空洞，钻防空洞成了师生们的“必修课”。陆孝彭清楚地记得，一次，一个防空洞门因关闭时间过长，硬是憋死了呆在里面的人。
在中央大学的校史上曾这样记载：为了减少人员的伤亡，学校修筑了防空洞，成立了中央大学防护团。防护团有健全的组织、缜密的防范措施和严明的纪律。每逢空袭，防护团发出预备警报，师生必须迅速进入附近的防空洞。若紧急警报发出后，仍有逗留在外的，须按情节轻重予以处分。于是，钻防空洞又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时紧急警报响过，大家也进入了防空洞，飞机却没有来，师生们只得坐洞（防空洞）窥天，飞机来了，就往里钻；飞机飞远了，再出来。最让人头痛的是一天空袭几次，就得进出几次。洞内空气污浊，即使装有通风机，也令人作呕。头顶是轰鸣的飞机，地上是逃离的同胞，遍地的鲜血，呼啸的炸弹……这就是陆孝彭对重庆陪都的印象。
罪恶的敌机在头顶作威作福，作为航空工程系的学生，陆孝彭隐隐觉得这是一种耻辱，他多么想早日学成，设计制造属于中国的飞机，与敌机交战，扬我国威，守我疆土。然而，他很清楚，要实现航空救国，必须先练好本领。敌机来了，学生们钻进防空洞；敌机走了，立刻出来上课。敌人可以炸毁物质，却炸不毁师生们的意志……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陆孝彭和同学们以大义相劝勉，以感情相维系，学习的氛围非常浓厚。四年中，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困难，但陆孝彭的学习却从来没有停顿过。
面对苦难的生活，陆孝彭没有消沉，而他坚毅、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性格品质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锤炼。这为他后来在航空事业上屡遭重挫，却从不言放弃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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