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能够同时给人带来新奇体验和感官刺激的优质题材，盗墓小说的火爆可以说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其中的两本力作《鬼吹灯》和《盗墓笔记》至今依然拥有非常多的拥趸，成为了影视改编的热门IP，衍生出多部优秀的卖座剧集。
因为盗墓小说的流行，很多人不自觉地带入了主角团，因此这些年网络中有不少为盗墓行为粉饰的言论。好在真理越辩越明，在专业人士的科普下，这些“洗地”言论都不成气候。
在大部分的盗墓小说中，主角所处的年代多为民国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至于很多人觉得盗墓团伙已经被彻底击垮，只有零星残存，不会有太大威胁。
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虽然公安部门不断加强打击力度，但是伴随着当代盗墓技术的提升，高度职业化的团伙依然在四处流窜犯罪。河南、陕西和山西三省已成为高危地区。
盗墓是个古老的行业，虽然贼人背负极大的道德压力，还要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但是其惊人的利润回报太有诱惑力，历朝历代都不乏参与者。以至于它在封建王朝不断发展壮大，甚至形成了不同的派别。
盗墓的出现和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之后形成的厚葬之风有很大关系。
从秦朝开始，无论是王侯将相还是富户商贾都会在陵寝中放入大量的陪葬品，这些珍宝吸引了源源不断的盗墓者。
在封建时代，盗墓者的技术大多比较粗糙，对墓葬分布也不熟悉，因此单个团伙的作案能力并不强。
但是因为皇权难下乡的缘故，官府对他们的态度一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打击力度极低，导致西汉和清代都曾经出现过波及全国的盗墓狂潮。
新中国成立后，出于保护文物和维护社会治安的目的，党中央对盗墓团伙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打击，一度让其绝迹。
然而，进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装备的更新，一些集团化、职业化、智能化的盗墓犯罪团伙悄然复苏，让河南、陕西和山西等历史大省成为了高危地区。
和建国前的“杂鱼”不同，新世纪后兴起的盗墓团伙虽然数量上大为减少，但是单个团伙的破坏力却急剧提升。在知识和强有力装备的武装下，他们的盗墓效率明显提高。
建国前的盗墓贼基本上都是农民或者失业赋闲的工人，掌握的知识较少，全靠古老相传和一些粗浅的风水知识在盗墓。
但是如今的盗墓团伙却有了很多突出人才，这些人的老本行风水术数掌握地更加深入，有不少对《易经》的研究极其深入。
而且随着信息化的发展，过去只有专业人士才能掌握的考古知识都可以在网络中找到。
不少盗墓贼被捕后交代，类似《中国文物地图集》这样的考古学名著已经成为每一个盗墓团伙必备的“圣经”，会有专人来花时间阅读和分析。
2005年，陕西警方破获了一起特大盗墓案，其团伙的核心人物——杨斌在没有所谓师承的情况下，凭借对风水术数和历史知识的自学，成功推断出武则天的侄女、李隆基的皇妃唐贞顺皇后等人的陵寝位置，盗取了大量珍贵的陪葬品。
而且他在地质学方面的造诣也极高，对不同省份的地理结构了解得一清二楚。虽然在深度和广度上不如地质专家和教授，但是已经不输优秀大学的地质学硕士。
除了用专业的知识武装盗墓团伙的“大脑”，他们的硬件设备也更新换代，实现了“鸟枪换炮”。
这个行业的核心设备——洛阳铲，伴随着冶金工艺的进步，不仅性能变得卓越，用途也更加广泛。
据悉，一些顶级的文物盗窃团伙甚至配备了探地雷达、金属探测仪、气体分析仪等专业的考古设备。有了这些利器的加持，盗墓成功率随之提升，风险也大大降低。
职业化明确分工如今的盗墓团伙之所以具备极强的破坏力，除了他们越来越高的专业水平，还和其职业化的分工有很大关系。
一个架构清晰、各司其职的专业团队，战斗力自然成倍提升。
根据陕西警方提供的消息，如今的盗墓团伙内部权责清晰，基本上可以分为支锅、掌眼、腿子和下苦四个部分。
所谓的支锅，可以理解为一个盗墓团伙的总负责人。他就好像工地上的包工头、剧组里的制片人，负责搭建起一支专业的盗墓团队，主要的工作就是招募人员和协调内部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支锅有点像盗墓团伙的背后金主，他需要负责提供盗墓过程中所有的花销，包括设备的采购和人员的报酬。
作为金主，支锅不需要亲自参与到寻墓、下墓的实际行动，只需要提供后勤支持就可以。
因为负担了整个盗墓活动的基础成本，所以在完成陪葬品交易后，他们可以获得两到三成的收益。
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星罗棋布着各类墓葬。
但是经过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的盗墓风潮后，即使是河南、陕西和山西这样拥有大量地下文物的省份，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墓葬也极不容易。
因此，一个优秀的盗墓团队必须有人能掌握墓葬的信息，帮助团队快速定位。
而这个人就是所谓的掌眼，属于团队内最核心的成员。这种人掌握了最硬核的知识，完全没有替代者，所以在盗墓成功后他可以拿走绝大多数的利益。
之前提到的专业能力极强的盗墓贼杨斌就是其团队的掌眼，他们不仅可以根据历史、风水和地质学相关的知识找到隐藏的墓葬，还能够对文物进行鉴赏，搞清楚陪葬品的真实价值。
与此同时，掌眼也是一个盗墓团队中人脉最广的成员，他们往往有一条属于自己的销售渠道。
在挖到有价值的陪葬品后，能够在短短几天时间就完成销赃，把文物成功送到国外。
为了自身的安全性，掌眼和支锅都藏在幕后，从不去盗墓现场，实际负责指挥的其实是“腿子”。
这些人可以看做盗墓团队的工程师，他们掌握了最实用的下墓技术，对各类设备也颇为精通。
“腿子”在团队中也是不可替代的，作为盗墓现场的负责人，他们更多是指挥别人，自己很少动手。
真正参与到下墓和挖掘工作的，其实是整个盗墓团伙的最底层，也就是“下苦”。
他们往往是团伙雇佣的当地农民或者是刚刚入行的新手，干得活最多，但是收入却不高，事成之后并没有分红。
在盗墓的过程中，参与挖掘的“下苦”也需要明确分工，才能发挥出最好的效果。
这些人可以分为踩点、望风、掏洞、安炮眼和摸宝等职业，他们在配合之下完成盗挖工作。
有了近乎职业化的分工后，盗墓团伙的行动效率会明显提升，利益的分配也会更加明确，变相增加了公安机关的侦破难度。
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虽然盗墓团伙的专业性在不断加强，但是公安机关的办案能力也今非昔比。
对此类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一直维持在高位，盗墓的风险绝对是与日俱增。
为了避免暴露，国内的盗墓团伙建立了一个非常隐秘的圈子。这样的圈子可以方便他们在全国流窜作案，大大降低长居一地后露出马脚的可能性。
而且盗墓团伙销赃的时候必须在远离作案地的外省进行，这样才能和公安机关的侦破行动打时间差，这也要求他们彼此间建立联系。
淮南警方曾经抓捕了一个大型盗墓团伙，其中的盗墓者交代，他们有众多“圈内人”的微信群。
盗墓成功后，可以通过联系相关人员，从特定的渠道把墓葬送出去。
而且建立圈子后，只要某一处墓葬遗址被一个团队探测出了准确的位置，就会有多个盗墓团伙蜂拥而至。
一些大型的墓葬群不是单个团队能搞定的，唯有“强强联合”才能解决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而且盗墓贼形成全国范围的联动后，有利于他们在交流和合作的过程中“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对方在盗墓上的优秀技术。
淮南警方破获的那个盗墓案，其团伙中除了大量的本地人，还有几个来自河南开封杞县和山西临汾曲沃县的“腿子”。
询问之后才知道，他们之所以勾结在一起，是因为淮南本地人掌握的爆破技术比较粗陋，需要这些“专业人士”来弥补缺陷。
山西省打击文物犯罪的专家韩智慧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国内的文物盗窃圈子已经发展得很大，内部的角色分工越来越明确，层级划分的稳定性也在逐渐提升。
这些人抱团之后有效地协调了全国的盗墓资源，彼此之间的信息互通让跨省抓捕变得困难。
让警方无语的是，这样的圈子建立之后，文物盗窃的利益链条也逐渐完善，各地盗墓团伙的销赃效率正在成倍提升。如果追不到赃物，即便抓了人有时候也很难定罪。
正因为这种利益链条能够顺畅地运行，所以想要彻底覆灭盗墓犯罪就变得几乎不可能。
只要它能带来源源不断的利益，就会有无数人参与其中，不惜铤而走险。
各地公安机关都有类似的发现：不少因盗墓被抓的人在入狱后从不想着反思己过，而是悄悄酝酿着出狱后的下一次行动。
甚至有人会把坐牢当做一次难得的修整机会，抓紧一切时间阅读历史、风水和地质相关的书籍，为之后的盗墓储备知识。
而这样的人服刑期满后，再次踏上犯罪之旅几乎是必然。
盗墓的巨大危害不少人受到盗墓影视剧的影响，总觉得这个过程危机四伏，会遇到一些不详事件，参与盗墓的人不会太多。而且在所谓帮规的制约下，他们会“盗亦有道”。
但这其实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当代盗墓团伙日趋专业化、职业化和智能化，其单体破坏力直线提升，犯罪行为更加猖獗。
根据相关机构的统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国一共有30-40万座古墓被盗，300-400万件文物被偷走、流失海外。
其中，河南、山西和陕西这三个有着庞大地下墓群的省份更是遭遇了重创，已经发生了好几起严重的盗墓案件。
而且新兴的盗墓团队和过去不同，他们更没有底线，对于墓葬主人没有任何“敬畏”之心，破坏起来肆无忌惮。
这些盗墓贼不仅破坏了墓葬中珍贵的文物，将它们拿出去卖钱，对于一些他们并不看重的史料典籍也没有留手，尽数破坏。
在先进设备的支持下，很多团伙下墓手段越来越不讲究，多使用炸药和大型的工程机械。而这些东西的威力是无法彻底掌控的，对墓葬的破坏极大。
一些重要的墓葬在被盗后很快就会有考古专家深入进行修复，但很多时候都于事无补。那些古墓早就在炸药和机械地摧毁下一片狼藉，重要的信息早就已经化作飞灰。
而且盗墓会催生出很多恶劣的行为，比如利益分配不均下的内部火并、彼此黑吃黑。
再加上其组织越来越严密，很多盗墓团伙都有“黑帮化”的趋势，成为了威胁社会治安的毒瘤。
好在国家对此类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逐年加强，各种新型技术手段的使用也让案件的侦破难度迅速下降。
如果能打破其背后的利益链条，相信能让这些罄竹难书的盗墓团伙彻底消失。
一直以来，盗墓都是让所有中国人咬牙切齿、不断唾弃的丑事。
在封建王朝，它是骚扰别人先祖、丧心病狂的恶行；到了如今，盗墓则是损毁文物、滋生犯罪的温床。
只是其越来越专业的行事和严密的组织，让打击的难度逐渐走高。
即便如此，国家也从来没放弃在这方面的努力，而民间对其的抨击也从未停止。
虽然大众支持影视题材的百花齐放，但还是希望影视制作者有底线、讲分寸，不要无形中给盗墓的行为“洗白”。
参考资料【1】郝涛.特大盗墓团伙落网记.北京支部生活
【2】靳平川.盗掘古墓葬犯罪及其应对.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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