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常江夏刘焉见王室多故，建议以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以致离叛。宜改置牧伯，选清名重臣以居其任。”
《资治通鉴 · 卷五十九 · 汉纪五十一》
东汉王朝分崩离析，最终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并不是因为张角的黄巾起义，而是因为以上刘焉的这段建议。
所谓的平定黄巾之乱，其实是指消灭了黄巾军的主力，以及首恶张氏三兄弟。但实际上，此后的几十年间，各种各样的黄巾余党层出不穷，祸乱四方。
因此，时任太常的刘焉向朝廷建议：
将刺史改为州牧。
这个提议，直接导致了汉末的军阀纷争。具体原因何在，我们今天试着来解释一下。
首先，我们要解释一下行政区划这回事。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推行郡县制，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三十六个省。
三十六是一个很好的数字。为什么呢？因为秦汉之交，数字以六为尊，所以才会有秦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铸金人十二、徙天下豪富於咸阳十二万，等等。甚至于在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作为全书总纲的本纪都是十二篇。此外，他还有一篇表，叫《十二诸侯年表》（里面有十三国）。
秦行政区划图（来源于网络）
秦郡的实际数目，历来众说纷纭。但是“秦三十六郡”是最初的说法，是郡县制在全国获得成功推广的标志，流传也最广，故我们采用此说。
当然，这只是表面的好处。真正的好处在于，三十六这个数字不多不少，作为中央下一级的行政区划，很便于中央管理。多了，管理起来很困难；少了，又容易造成地方集权。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东汉时候，郡以及同一级的国，逐渐发展到了九十八个。这时候，中央直接管理起来就很是不便了，但是又不想过度分权，怎么办呢？于是便产生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设立刺史。
具体而言，就是将天下的近一百个郡，划分为十二个刺史部及司隶校尉部。在郡中，行政依然由郡太守负责，但诸如郡中官员考察、地方风化、稽查捕盗等行为，则上归由负责该郡的刺史负责。
东汉行政区划（来源于网络）
这一制度在汉武帝时期设立，到东汉时职权设置已经十分成熟。一直到黄巾之乱以后，其运转才出现问题。
承平之世，尽管刺史的职责之一是捕盗，但所谓的盗贼团伙能上百人就不错了，刺史只要带点正规军，消灭这群贫困人口是分分钟的事。
可黄巾之乱以后，情况大有不同。地方上动辄就有几十万的黄巾余党，刺史手里那点人，对上了简直就是羊入虎口。
下面的郡守倒是有兵，但是一来兵力不足，二来地方官虽然守土有责，却没有剿匪的义务。所以大部分时候，郡守只要把黄巾贼赶出本郡地界，就完事了。
刘焉的提议，正是针对这样的现状而提出。他建议将刺史改为州牧，最大的区别，不是州牧的爵位提升了，而是职权发生了变动。以前郡为一级，行政直接向中央负责；如今却是降了一级，改为向州牧负责。
也就是说，在国家本来的两级行政体系中，硬生生的又插入了一级，郡县制变成了省-市-县制。
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一州之内，权责得到了统一，有利于剿灭黄巾余党。但问题在于，这项制度，也直接造成了军阀的割据。
最初中央在划分行政区划时，就是考虑到防止地方坐大，才把郡国刻意划小。中央宁愿面对近百个郡国，也不愿意将其合并，本来就是强干弱枝之计。如今为了平叛，反其道而行之，给大汉朝的统治带来了极大隐患。
当然，刚开始的时候，这种隐患并不明显。毕竟，州牧的任命还是掌握在朝廷手中的。
但是，马上就不是了。——这个锅，我们有请董卓来背。
袁绍召集诸侯反董卓，董卓为了避其锋芒，从洛阳迁都长安。以此事为标志，中央从此再无力号令地方。
通俗的说就是：此前中央任命的官职，任命了就是任命了。但从此以后，中央再做任命，地方就不一定接纳了，而是看谁的拳头更硬一点。
- 所以我们才能在《三国演义》里看到陶谦与刘备的私相授受。当时的真实情况是，陶谦一死，地方官吏就把徐州牧的印信直接送给了刘备。刘备呢？给朝廷写了一封信，然后就大摇大摆的当起了徐州牧。
- 而刘焉之所以给朝廷提出“改刺史为州牧”的进言，本身也没安什么好心。他打着为大汉朝着想的名义，实际上是因为自己看中了交州。这个时候，有人跟他说“益州分野有天子气”，他便又转而求取益州牧的位置。
- 后来的历史我们就都知道了：刘焉最终获任，并在死后将这个位置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刘璋。再后来，就转到了刘备的手里。
董卓自己，在进京之前，便是并州牧。
那其他的地方呢？答曰：董卓自己送人了。
在废立了皇帝以后，为了换取官僚集团对自己的支持，董卓任命了一大票的士人为地方官。
结果，这些人一到地方上，就马上和袁绍串通起来，联合反董。“初，卓信任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伍琼等，用其所举韩馥、刘岱、孔伷、张咨、张邈等出宰州郡。而馥等至官，皆合兵将以讨卓。卓闻之，以为毖、琼等通情卖己，皆斩之。（《三国志·魏书·董卓袁绍袁术刘表传》）”
流氓没文化，始终是个硬伤。
说完了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的肇始。接下来，流年君想说说“土崩”和“瓦解”之间的区别。
这两个概念，由《汉书》里一个叫徐乐的人提出。此人无生卒年月，无生平事迹，只留下了一封奏折。但因为这封奏折写得实在是太好太好，因此经班固之手得以流传至今。
奏折里，徐乐提出了两个概念：一个叫“土崩”，另一个叫“瓦解”。土崩瓦解，于今人而言，无甚区别，但在徐乐的奏疏中，差别巨大。
什么叫土崩？
徐乐举了秦末的例子。他认为当时百姓流离失所、困苦不堪，对统治者怨声载道而上层却不知；地方上，也是行政混乱，道德沦丧。正是因此种种，才会有陈胜的揭竿而起，然后遍地星火燎原。（“秦之末世是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此之谓土崩。”）
什么叫瓦解？
徐乐举了七国之乱的例子。七国虽然兵多将广，粮草精足，但是，他们上得不到其他诸侯的支持，下没有普通百姓的响应。面对朝廷的大军，自然容易败亡。（“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权轻于匹夫而兵弱于陈涉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竟外之助。此之谓瓦解。”）
不准确的概括一下就是：
“土崩”，是中央对基层组织能力的丧失；
“瓦解”，则是对中层控制能力的丧失。
那么东汉末年，属于哪一种呢？
前篇文章我们提及了黄巾之乱，看上去很像是“土崩”。张角披着宗教的外衣，在全国范围内都形成了巨大的组织能力。
但实际上，东汉的灭亡，是“瓦解”。
董卓以后，军阀割据要津，招兵买马，拥兵自重。
运气差的，
在混战中身死族灭，如袁氏兄弟；
运气一般的，
四处征伐，三分天下有其二，这是曹操；
运气好的，
则守着一块地从始到终，譬如孙权；
当然，还有运气好到爆的，
五十多岁了，人生居然还能焕发第二春，从一无所有到绝地大反击，这就是刘备了。
纵观三国的军阀混战，除了刘备等寥寥几人，你会发现，其余都是体制内的官僚，如曹操、袁绍等，他们很早就在朝廷内任职。说白了，他们用以争夺天下的资本，基本上都是公款公物。
这也是三国混战近百年方能统一的原因之一。其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根据地，期间大部分的战争都只是局部战争，胜败与否，无伤全局。
这与秦末相比，已经不同。陈胜起事后，天下响应，各地均陷入权力真空的状态。你只要有人有枪，就能称王称霸，但是统治却并不稳固，经常是一仗战败，属下即散。
兼有“土崩”与“瓦解”的，则是明末。
明末北方连年干旱，李自成转战千里后，北方已成“土崩”之势；但南方却不同，崇祯死后，几年间，沿江有四大总兵，基本上已经是独立王国，南明朝廷根本无可奈何。
清末民初，天下又一次陷入“瓦解”之局。民元军阀，多是晚清旧吏。哪怕到了1928年东北易帜，民国政府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内部其实也一直都是派系林立的。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预想的处置手段是：先内部停战，发展经济，强化中央权威，然后对军阀之间分化瓦解。这一举措假以时日，应该是能够消除地方割据的。
然天下已无宁日。
云暗瀛洲秋肃杀，举国北望九一八。
关注小树，读精彩历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