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明朝是继唐朝之后，宦官势力最大的一个朝代。明代先后涌现出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这些著名大太监，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可是，鉴于历史上宦官们带来过惨痛的教训，明太祖朱元璋明明曾经下令：内臣不许读书识字。并在宫门口挂了一个铁牌：内官不得干预朝政。为什么还会出现太监专权的事呢？
这事与明宣宗朱瞻基大有关系。
宦官这个群体，在靖难之役中曾为朱棣出力，涌现除了马三保、 这些军功太监。在永乐时期，太监的地位提升了一大截，但识字的宦官还是少数，直到宣德年间，宦官们的命运被朱棣的好圣孙改变了。
具体来说，朱瞻基只是做了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让宦官们学习文化。
“宣德初年，凡奉旨收入官人，选年十岁上下者二三百人，拨内书堂读书。”
之前宦官们的识字率是极低的，只有少数需要从事礼仪性政治活动的太监才能学习文化，除了这些皇帝特别欣赏的太监，其余宦官的地位差不多就是条狗。
识字就识字吧，宦官也要与时俱进嘛，可是朱瞻基一出手，就让大家感觉这事非比寻常。
他为宦官们指定的首任校长，竟然是内阁重臣杨溥。
用杨溥这样的大学士去教不识字的小宦官，岂不是孔夫子教三字经，大材小用得一塌糊涂了吗？
非也，朱瞻基是个贼精的皇帝，他自有考虑。小宦官们在内书堂学习后，合格者会被挑选进入文书房。
文书房，这个机构原来并不存在，它开设晚于内书堂几年，两者都隶属于十二监中的司礼监。
文书房一经开设就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机构，职责是“掌天下章奏”。
可以想象，这是朱瞻基设计好的一个套路，派出杨溥这样重量级的大学士去教育小宦官，绝非认几个字那么简单。他们还要学习收发、奏呈、管理、发行等一整套系统的办公流程，才能适应文书房的重要工作。
以阁臣当校长就此成为定制，杨溥之后是陈山，陈山之后又是杨溥，明朝有19位首辅当过内书堂校长，占到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如此看来，内书堂就相当于宦官们的大学，内廷的国子监了，这样的高等级学府对生源有啥要求呢？
第一有年龄限制——“自弱而下，总角而上”，10-20岁之间的宦官才有被挑选的资格。
第二要进行入学考试，标准是“习诵读，工楷法”，在识字率极低的古代，这一项就能卡掉一大批人。
所以这条特殊通道也是要求极高的，有志向的话一定要趁早应聘，早阉早出头，晚阉有得熬。一定不能长得粗壮，一定要从小学习文化，具备了这些条件才有希望进入内书堂。
入学只是第一步，就算顺利进入内书堂，也绝不等于能顺利拿到毕业文凭。在里面除了要学习四书五经，还要学习《内令》、《忠鉴录》等思想教育课程，以及培养对朝臣奏章进行批答、对阁臣的票拟进行批红训练的判仿。
学习纪律更是严格，寒暑假是不可能的，每月只有初一和十五两天休息，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一个阶段结束还有期末考试。请来评点作业的都是巨咖：翰林学士、内阁大臣是起步，有时首辅大人也会撸袖子亲自下场点评。
有这么多学问大到变态的老师，内书堂学生毕业率之低令人发指。通常每期招生200人，经过短则数年，长则十年的反复淘汰，能有四分之一拿到文凭已经不错了。
这样一所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不比科举考试杀出来的差。成功毕业的宦官大学生会等待一轮新的分配，这时他们的命运已经发生了重大转折。作为宦官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会被安排到各个重要岗位，除了无法娶妻生子，他们将升职加薪走上人生巅峰。
而其中成绩最优，运气最好的学员会被挑选到文书房，去了文书房，下一站就是礼监。有明一朝，司礼监太监只有穆宗时的孟冲，神宗时的张明，熹宗时的魏忠贤、王朝辅四人不是文书房出身。
这么看来，朱瞻基定下的游戏规则就是内书堂-文书房-司礼监。
话说回来，他又为何如此煞费苦心，培养这么一批宦官大学生进入司礼监呢？
因为朱瞻基把批红权分给了司礼监。
明朝的宦官机构是二十四衙门，包括十二监四司八局，以及其他一些下属单位，而在这么多宦官衙门里，最拽的无疑是司礼监。
朱瞻基给了内阁票拟（提案）权，并没有给决策权，阁臣们进呈的票拟意见还需要皇帝朱笔披红。自从有了内书堂毕业，文书房历练的司礼监知识分子，他就把披红权分给了这些太监。每日的奏章自己挑重要的亲笔签批数本，其余都让司礼监秉笔太监按照内阁票拟的意见披红执行。
朱瞻基这么做，可以理解为一是自己懒得工作，需要更多时间玩乐。
宣德是个爱好广泛的皇帝，除了喜好研究房中之术，他还是个诗人、画家、猎人、昆虫爱好者（斗蛐蛐）、铜艺家（参与设计宣德炉），下班时间根本忙不过来，要他向皇祖们学习朝五晚九是不可能的。
二是需要恢复丞相的职能。
丞相已经被老朱干掉了，再恢复已不可能，但这难不倒朱瞻基，他可以不恢复丞相这个职务，仅仅恢复相权。
相权去哪了？朱瞻基聪明地把提案权和决策权分割开来，把传统的相权由内阁和司礼监分享，“监、阁共理朝政”，形成一种二元的相制。内阁和司礼监的权力都是皇权的一部分，他们彼此既需要合作又需要制衡。
内阁和司礼监就是朱瞻基手里的两个提线木偶，哪个不听话了，就把哪个的绳子拉紧一点，大局依然由他本人把控。
第三个原因容易被人误解：朱瞻基对这帮阁臣的能力非常信任，这才是他敢于让太监代为批红的基础。
朱高炽给朱瞻基留下了一个极其优秀的团队，以内阁三杨为灵魂，再加上蹇义、夏原吉等几位非内阁成员。
他们各有所长，分工明确：制度、礼仪多由杨士奇掌握，军旅边事大都由杨荣裁决，经济事务由夏原吉负责，品德修为以杨溥为榜样，人才选拔由蹇义把关，再加上个军事统帅张辅。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这帮人是仁宣时期政局平稳，官场清明的根本所在。
放到整个明朝这也是个名列前茅的团队，三朝老臣的经验和能力都处于巅峰时期，朱瞻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提案大部分时间都是对的，自己只需要打勾就行。
可以得出结论了，不管是内阁还是司礼监，他们并没削弱皇帝的权力，二者的制衡又使得任何一方不可能出现专权的现象。内阁是个提案机器，司礼监是个盖章机器，他们都是皇权上的齿轮，是一个流程上的两个步骤，依附于皇帝本人，皇权依然独断。
赋予司礼监批红权，既能大大减轻他本人工作强度，又能让太监替他出面怼文官，简直不要太好。
真是这样吗？任何制度都不会是完美的，再来谈谈这个设计的负面影响。
“监、阁共理朝政”看上去很美好，可是朱瞻基忽略了一个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制度本身，而是人。
封建社会典型的治理方式不是法治，而是人治，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人治依靠的是执政者个人的贤明，可皇帝们又不是克隆人，是人就有能力高下之分，如何保证代代出明君呢？
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朱瞻基可以信任三杨，把大权控制在自己手中，司礼监仅仅是个盖章机器。问题在于，一旦皇帝本人缺少理政能力，或是耽于玩乐，政治上的决策权便会逐渐落入司礼监太监手中。
票拟和批红显然不是一个平等的政治合作关系，当司礼监控制了决策权，可以不按内阁的提案批行，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和意见来决策政务，甚至可以变乱成法、扰乱朝政、迫害大臣、流毒天下。
朱瞻基估计做梦也想不到他的子孙会罢工，赋予司礼监批红权的负面影响，很快就会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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