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就是民群众的意愿，是大多数人的期盼向往。它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和运转方面都有着非凡的意义。在封建时代，民众与国君间的等级与距离都相去甚远，但即便如此，一国之君如果不关注民意，仅凭自己的判断一意孤行，最后也只能落得个千里之坝毁于蚁穴的结局，民众之力不容小觑。
汉代国君建国后十分重视民意，积极采取措施来搜集民意以作为制定国策的依据，这些措施结合起来形成了严密有效的民意上传制度。民意上传制度贯穿于两汉时期，在提高国力和增进人民福祉方面曾发挥过巨大作用，有着许多积极影响，但随着统治阶级的不断腐化，民意上传制度也随之离经叛道，产生了一些与其初衷背道而驰的不利影响。
早在先秦时期，民意一词就出现在了各家典籍之中，无论是法家名著《管子》的“女勤于缉绩徽织，功归于府者，非怨民心，伤民意也。”还是道家经典《庄子》的“中和民意以安四乡。”都曾提到过民意的重要。
远古的部落时代以及夏商时期虽然也较为重视民意，出现过禅让制等考虑民情民愿的制度，但还没有产生系统的民意上传制度。到西周时期，受天命观影响，统治阶层认为民意就是天意，不可亵渎。《诗经·烝民》记载：“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西周统治者认识到民意的重要，便制定了使民意能够顺利上传到帝王那里的制度。《诗经》来源之一的采诗制可以说就是西周的民意上传制度之一，专派官员下访民间，从中搜罗民歌加以改造上传给统治者以警示。
《诗经·劳民》记载：“先民有言，询于刍荛。”
像《墙有茨》《硕鼠》《山有枢》这样的讽刺诗，都是民众对于上层阶级的不当行为所发出的呼唤。
到春秋争霸时期，秦国秉法家思想，奖励耕战，加强中央集权，在吞并六国的征战纵横时期发挥过巨大作用，让秦国得以一统天下建立秦朝。但建国以后，秦始皇仍延续战争时期以法家思想为基础的国策制度，以严苛刑法惩治民众，维护中央集权统治。天下苦秦久矣，民怨越积越盛，最后一朝爆发，推翻了秦朝统治。
西汉建国后，汉皇汲取秦朝覆灭的惨重教训，向前追本析源，领悟到民意的深重意义，开始制定顺随民心的民意上传制度。
《史记》记载：“秦政不改，反酷刑法……故汉兴，承弊易变，使人不倦……”
汉代统治者借鉴西周采诗制等相关的民意上传制度，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充，继往开来，形成了符合自己时代的民意上传制度。
二 、上听民唤，下巡民间汉代民意上传制度的参与者是整个国家的子民，无论是高堂之君，官府之臣，还是幕僚之士，江湖之民在国家运转中都有着自身的职能责任。它的内容也较为系统周密，大致由自下而上的和自上而下的两部分制度构成。
自下而上的制度运作顺序就是从民众到相关官员士人再到皇帝。它包括专职官员访问民间搜罗民情，民众向中央在各地方设立的专门机构诉说意愿，普通百姓通过士人等有知识的群体直接上书皇帝。
分设在各地方的政府官员会定期搜罗民意上报皇帝。像汉武帝时期所出台的“六条问事”就是对各个地方官员的职责的规定。
《汉书》记载：“一条，……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出崩石裂，妖详讹言……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
中央还会在地方设立专门接受民众上访的机构。像隶属于卫尉的公车署，在职官员被称为公车令，负责将一地的上访文书呈现给皇帝。史书记载：“公车令一人……诸上书诣阙下者，皆集奏之。”
除了中央派官员外，汉代统治者也允许各地方的民众自发上书，只不过普通百姓多不识字，一般是由有文化的士人来帮助起草文书的。汉代在用人方面开创了征辟制和察举制的策略，通过“举孝廉”等方式搜集民间品德高尚、德才兼备的贤人进入朝廷做官，如此，汉代的士人阶层更为壮大，逐渐掌握了话语权，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就是通过此方式进入朝廷的士人。
士人作为民意的得力代表，他们的作用不可忽视。士人阶层兴于春秋时期，盛于战国时期。他们多游于王公贵族间，凭三寸不烂之舌将自己的思想学说灌输给将相以求得其青睐，因此，士人与上层的联系相较平民来说更为紧密，其传达所传达的话语陈述更有直观性与说服力，也就能够使民意更好地上传给皇帝，让皇帝有所行动。
由于汉代儒家思想一家独大，士人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这让他们懂得要用自己的头脑知识承担起济苍生的使命。同时主张入世、以“帝王师”为最高政治目的的儒家思想又让士人们争相进入朝廷为皇帝指出不足。向下乐于联系民众，向上热于诤谏皇帝，这些固有观念让士人成了民意上传中的强力纽带。
历史上就有很多这样为民请命的士人，像敢于直言的赵广汉，为了社稷和人民的利益不畏蛮横愚顽的贵族，直言争谏，为民众所称赞，虽然最后因为得罪权贵而处斩，但其名其姓永垂青史。
但百姓也是可以自己直接上书皇帝的，这是汉代民意上传制度中一个最具民主色彩的规定。百姓无论何种身份，心中有所感触都可上书直言于皇帝，而皇帝也不会因为身份地位之差摒弃这些陈言，相反，他们会认真对待来还百姓一满意的答复。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西汉时期有一少女名为淳于缇萦，其父淳于意因触怒权贵而被罗织罪名将要遭受残酷肉刑，缇萦伤痛欲绝便上书汉文帝要求赦免己父，自己甘愿充为奴婢，汉文帝为缇萦的舍己救父精神感动，也深觉肉刑残害良民，有悖仁德，不仅释放了淳于意，还下诏废除肉刑。
自上而下的制度运作顺序是由皇帝到地方，也就是皇帝巡游四方以调查民情。像汉武帝就多次巡游各地来了解民情。
《汉书》记载：“四年春正月，（汉武帝）行幸东莱……三月，上耕于巨定。还幸泰山……夏六月，还幸甘泉。”
可见，一年中皇帝要巡游多个地方来考察民情。这种方式能够让皇帝走出皇宫，进入民间，与民众代表面对面，切身体会民生意愿与疾苦以此来激励自己勤于政事，修改现行规章制度的不妥之处。
同时，皇帝可以通过获得的民情信息来更好地掌握天下大势，制定相关的措施。这样不仅能够开阔个人视野，防止禁锢于狭隘思想，还能将自己塑造为清廉善政、平易近人的明君形象
三、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于各皇帝的勤勉有为，汉代前期的民意上传制度发挥了其应有的理想的效果。首先，中央政府能够及时通过各渠道获取时事的民意民情，能够正确掌握目前的国家局势，以此制定合理高效、能够顺应民意的政策。这样的政策不仅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同时由于其顺应了民心在实施的时候也就畅通无阻。
汉代民意上传制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而儒家思想极为看重民生，主张民本，孟子就曾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此种思想为根基，其政策自然也会更加仁爱，体贴民众，百姓也会大力支持。
其次，汉代统治者通过获取的民情民意来制定相关的顺应民心的措施，可以让广大民众安居乐业，各司其职，盗窃乱贼不作，社会上下运转协调，劳动人民们可安心地发展生产。这不仅能让国家繁荣富强，还可以让社会达到一种大同的和谐之境。
《汉书·文帝纪》记载：“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
再次，汉皇帝积极下访民间，与民同乐，有的皇帝还会亲自下地种田，这让民众感到一丝温情。如此，皇帝就在天下子民心中建立起励精图治、为国为民、勤劳贤良的明君形象，以流芳百世，就像 “文景之治”中的汉文帝与汉景帝，诸人皆知，他们靠的就是为民生找想的善政行为。
最后 ，这种民意上传制度带来的有利影响能够给予后来帝王以启示，帮助他们治理国家。像后来的东汉桓帝虽然骄奢淫逸，也曾效仿先帝下诏“博求直言”，鼓励百姓向政府发表建议，对于国运的维持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到后期，由于皇帝执政能力不足、上层阶级的素质整体下降、民众的武力反抗使得民意上传制度发生劣变。
统治阶层的彻底腐化，朝廷命官通过贿赂以及家世等不正当手段得到权位，上位后仍尸位素餐，民意上传制度剥离初衷，成了徒有其表的摆设。皇帝懒政怠政，不再勤于考察民意、处理问题。各地官员为了博取皇帝欢心，就把上报的民意层层加工、修枝剪叶，剔除掉问题和困难，留下喜事再大肆纹饰，皇帝对此也不加疑虑，毕竟自己也可以少一点事。
同时，皇帝还开始亲奸邪远贤人，宠信官宦，盲信于神灵，寄托缥缈虚幻，不再关心百姓生计。《后汉书·孝桓帝纪》记载：“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奋威怒，天下犹企其休息。”
除此之外，汉末皇帝换位频繁，年龄越来越小，甚至襁褓之儿都被推上皇位。皇帝的幼龄化实际上是朝廷权臣的阴谋，他们为了私利，将皇帝视为自己的傀儡，将皇宫越搅越浑，自己一手遮天，远在朝堂之外的百姓更是不在他们眼里，民意上传制度形同虚设，根本运转不起来。
一时间，民间荒芜一片，“人吃人的现象时有发生”，而百姓和平上传民意的渠道又被堵塞，上层阶级根本不愿顾及民间，现世由此愈来愈糟，他们维护统治的意念便也越来越弱。当他们对当局朝廷失望的心理得到共鸣与响应时，一方民众便会起来反抗上层阶级，以暴力来换取自己的话语权，而腐化的上层只顾及私利，不问青红皂白，只会以军队镇压，周而复始，苍天暗黑，生灵涂炭。
《汉书》记载：“孝昭帝始元元年，益州廉头、姑缯民反，杀长吏……遣水衡都尉发蜀郡、犍为本命万余人击牂柯，大破之。后三岁，姑缯、叶榆复反。”
长此以往，皇帝的无能加上连年的战争让汉朝国运渐于衰颓，这些情状的发生都是建立在民意上传制度劣变异化的基础上，皇帝掩耳盗铃、不再听取民意，臣下自欺欺人、腐败无能只会讨帝上开心，其制度自然会变味，原本具有的有利影响也会转化为不利影响，民众不再拥护国君统治，而因积怨太多，暴动频频，将一朝大国倾于末路。
结语：
汉代民意上传制度在西周采诗制等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形成周密的运作系统，既有民众通过各种方式将民意上达到君主自下而上的方式，也有皇帝下游四方亲自收集民意的自上而下的方式。它以儒家思想为基础，以民为贵，促进了各个顺应民意的国策的产生，也促进了和谐社会的发展，让“天下大同”不再是梦。
国家是由大多数民众组成的，只有顺应了民众呼声，才能真正掌握国家大势，真正制定出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国策。此原则亘古不变，实为治国理政之箴言。
参考文献：
《尚书·泰誓》
《诗经》
《史记·高祖本纪第八》
《汉书·武帝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