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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上的五星红旗 001：神秘的采访任务
开国大典上的五星红旗 002：孟氏儒商
开国大典上的五星红旗 003：红旗诞生始末兴许是因为前一天睡得太晚，去拜访安国老先生的路上，我居然在车里睡着了，还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在梦里我走进了一家装饰豪华的店铺，抬头看去，可以见到三块大匾，左书“裁云锦”，右书“织衣裳”，中间四个大字“云汉天章”，门口则放着长凳，那里有伙计正在沏着大碗茶，两边是一副对联——“劝饮西城蒲桃酒，净拂东方短褐尘”。
走进门去，便看到两排钢骨做成的货架，上面摆满了形形色色的丝绸和布匹，留着短发的伙计殷勤地在向客人介绍着商品，而我的目光却注视到柜台后面的一个老儒身上，他的左手拿账本，右手却莫名其妙地按着一台手提电脑，一边摇头晃脑地看着，一边口中念念有词，一念，脑袋后面的辫子便会轻轻晃动。
这梦境于此有几分相似，只是先生拿的不是二胡，竟然是手提电脑
一瞬间，这里又似乎不是店铺，而是一个学堂。孩童们随着老儒吟诵着：“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就在这一瞬间，随着车子的一个颠簸，我醒了过来，安国先生的家已经到了。
一边向楼里走，我一边想，刚才那个梦中的店铺应该是烟台瑞蚨祥，陆昭润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过那三块匾，只是那副对联又是北京瑞蚨祥的，是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的手笔。而我所看的那位老儒分明是执掌瑞蚨祥王朝达70年的那位大商孟雒川，他带着孩子们读的，应该是《孟子·告子下》。
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据说是瑞蚨祥的常客
这显然是把他的形象和他的祖先孟子混为一谈了。从我看到的资料而言，真正历史中的孟洛川似乎不太喜欢读书，反而有记载他每日不好烟酒，不好饮茶，唯有看账本打算盘为乐。梦中的他手中多了一台电脑，大概也是由此引发的联想吧。可是孟夫子的后代怎么会不喜欢读书呢？
不等我想得明白，已经到了安国先生家的门前，扣按门铃之后，安国先生的夫人前来开门，老先生自己却在忙碌着。他的一本线装书散了页，他正在忙着把它重新装订起来，让我稍等一等。
抬头看去，老先生，书柜里大多数是这种带着淡淡墨香的线装书。尽管参加革命算到现在大概有七八十年了，还亲手抓过特务，但看来老先生那一代人早年受的国学教育依然给他们的人生留下了极深刻的痕迹。
等安国先生收拾完了自己的书，我们略作寒暄，我便把自己所带来的材料递给他看，并且问了那个“袁绍”总编疑惑的问题——制作国旗。为什么要找瑞福祥？当时国旗上的五角星，会因为材料尺寸不够，而不得不拼接吗？
听了我的问题，老先生并未直接回答，而是问我：“你知道为什么咱们毛主席升起来的这一面国旗，尺寸是长五米，宽三米三（实际为3.33米）吗 ？”
这倒是个我从来没想过的问题。安国老告诉我，原来这是根据旗杆的高度确定的。如果和旗杆的高度不匹配，则旗帜要么显得过于庞大，要么显得不够威严，总之过大过小都不合适。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前的旗杆高度是22米半，与之相配，旗帜的尺寸就这么定了下来。可是开国大典最初设计的期刊高度并不是22米半，而是35米。
在我不明白老先生为何把话题扯得这么远时，安国老这样对我讲：“35米就是天安门城楼的高度。按照要求，旗杆的高度应该与天安门城楼是同样的。按理说35米并不是很高，今天制作起这样一根旗杆来根本没有什么困难。但是在当时刚刚解放的北京物资极为短缺，天安门广场整修工程的负责人林治远是北洋大学的高材生，后来的中国设计大师，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也无法在规定的时间里竖起一根35米的旗杆来。最后是在自来水公司找到了一些水管，可以用来制作旗杆，大家精心选用了四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管，一节一节的套起来焊接，焊接完一看，长度仅有22.5米，并没有达到35米高的要求。于是最终旗杆的高度就被确定为22米半了。”
他拿出一个文件夹，如数家珍地从里面取出一张开国大典的老照片来，继续说道：“讲这个是为了让你知道当时我们的材料短缺到了什么程度？如果不是瑞蚨祥，当时在北京，恐怕找不出第二家能做这么大国旗的企业了。即便如此，瑞蚨祥的红绸子，也没有五米宽的，只好采用拼接的方法，把它做出来。黄缎子更是只有一尺多宽，做五角星最大的那颗星的确稍微小了一点。不拼接不行啊。”
天安门广场的旗杆因此一直是22米半高，直到1991年才换了新的旗杆，高度也改为了36米
“那么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升起的这一面国旗真的出自瑞蚨祥吗？”我问。
安国老听了我的问题，点点头道：“当然。”
说着他递给我一份采访报告。这是1999年9月18日，由记者采访年已八旬的宋树信时所了解到的情况，他在北平解放后，被安排进北平市国营永茂实业公司业务科工作。这家公司当时是中共北平市委、市政府所属的领导全市生产的一个部门，负责接管敌伪工商产业，是北京市纺织局的前身。
宋树信在文章中详细地描述了自己怎样承接制作开国大典所用国旗的经过，他是这样讲的：
“我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明的身份是做生意，暗地里我是给北岳区地下党前门支部做宣传工作。”
“那是9月29日上午，我刚一上班，经理甄树德就找到我说，市委指示，10月1日毛主席要在开国典礼上亲手升起一面特大规格的国旗，长460厘米，高338厘米（实际制成长5米，高3.33米）。制作任务交给了我们公司，公司领导研究决定，让我负责完成。甄经理还说，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必须在10月1日下午3点前，把旗帜送到开国典礼筹备处。”
“接到任务后，我又是激动、又是紧张。您想，党把这么光荣的任务交给我，这是信任咱。就是苦死累死，也一定要完成！”
“找红绸还容易，但刚解放时，黄缎子不容易见着。接到任务后，我骑着自行车，整整跑了一天，跑遍了王府井、东四、西四、西单、前门等商业区的所有布店，都说没有。”
“找不着黄缎子，我心里那个急哟！还有一天半就要举行典礼了，临时到外地去买黄缎子也赶不及啊！于是，我就把希望寄托在那时北平城最大的绸布店——瑞蚨祥了。”
宋树信真的找对了地方，第二天一早，他到了瑞蚨祥说明了来意，一位老职工立即带人去翻库存。大概过了两个钟头，终于找到了唯一一卷三米多长、不到二尺宽的黄缎子。有了材料，还要将其缝好，为了完成国旗的制作，宋树信骑车找到西单北一百多米，路西一个胡同里的一家缝纫社。
他回忆道：“那家大概叫新华缝纫社。这家缝纫社的案面大，能铺得下这面国旗。一位三十来岁的女技术员听明白我的来意后，向我保证，一定能做好。”
“旗是连夜用缝纫机赶制的。他们一边干活，我就一边看着。做到一半时，我们发现，黄缎子的宽度不够，做不了最大的五角星。我们左比右量，总有一个角需要拼接。”
“根据这个情况，我又马上向公司作了汇报，经过一层层的请示，最后同意我们的拼接方案：在大五星的一个角上接一个尖。接好尖后，如果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那个尖是拼接缝的。”
这一点与王强先生的描述完全对上了。
此时，已到了10月1日凌晨，把两面国旗整齐地包裹好后，宋树信便急忙将其送往设在天安门城楼后西侧的开国典礼筹备处并进行了验收。
他还记得一个细节——一位50来岁、操着南方口音的同志笑着走近宋树信，亲切地问道：“小同志，是党员吗？”
宋树信答道：“是。”
于是，这位中年人拍了拍宋树信的肩膀，说：“你为党立了一功呀！”
“当时，我激动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宋树信回忆说：“事后才听说，这位中年同志，就是当时北平市市长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同志。”
原来如此。
“那么另外两位同志所说制作国旗的事情是否也有依据呢？”我问。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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