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悦在许多国家，信用卡是必需品但是，有的国家还在争论信用卡算不算违禁品比如在土耳其，该不该有一张信用卡，怎么用信用卡，都还是有待讨论的问题以《古兰经》和《圣训》等为核心的沙里亚法，在当地社会生活中有很重要的地位，而前者是明文规定禁止利息的而信用卡这种类型的金融工具，设计中很难完全避免利息比方说，逾期了银行要收取罚款，是否违规？，现在小编就来说说关于利率市场化指数构建?下面内容希望能帮助到你，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利率市场化指数构建
朱悦
在许多国家，信用卡是必需品。但是，有的国家还在争论信用卡算不算违禁品。比如在土耳其，该不该有一张信用卡，怎么用信用卡，都还是有待讨论的问题。以《古兰经》和《圣训》等为核心的沙里亚法，在当地社会生活中有很重要的地位，而前者是明文规定禁止利息的。而信用卡这种类型的金融工具，设计中很难完全避免利息。比方说，逾期了银行要收取罚款，是否违规？
土耳其银行内部，都设了由有声望的教法学者组成的，专门的沙里亚法委员会，但他们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有的学者认为就不该用信用卡，有的学者认为可以用，但一定不能逾期，还有的学者认为，银行可以对逾期还款收费，标准是相应的“失去的利润”，各执一词。而土耳其和其它伊斯兰国家，这方面规定又不完全一致。
这类争端不是哪个国家独有的。对高利贷的负面评价，以及限制“过高”利息的主张，在世界各地、各个年代都能找到。柏拉图在《法律篇》里提到：人们不该在没有当作朋友的人那里存钱，也不该放债取利，因为借钱的人完全可以既不还利息，也不还本金。他在同一本书里讲：钱是不能自我繁殖（barren）的，影响了亚里士多德。后者提出：引入货币是为了便利交易，但收利息却让货币自我增值。这是最不自然的赚钱方式，应该反对。
除古希腊哲人外，对西方文化影响深远的另一源头《圣经》，也反对收利息。《申命记》强调：兄弟间（指两个天主教徒之间）借贷，不应该收利息。1179年的第三次拉特兰公会议正式颁布教会法：放贷的天主教徒要被开除教籍。一直到16世纪规定松动，之间很长一段时间，借贷生意只有犹太人在做。
这些都是绝对禁止收利息的，如果说只是给利息设一个上限，例子就太多了。包括美国很多州，到今天，利率还有法定的“天花板”；我国法律也不保护年利率超过36%的这部分利息。如果我们把借贷，看作资金使用权的暂时转移，利息看作为此支付的价格，可以总结出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思想层面，资金使用权的价格应该限制，这个观点得到广泛支持；政策层面，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许多国家，都在执行着这个限价政策。
对这一限价政策，可以问两个不同的问题。一是这样做有什么效果，二是当时的统治者，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规定。前一个问题探讨限制价格之后，借贷市场的供需双方具体会受到什么影响。同时，也要分析政策对社会各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影响。认为限制高利贷可以保护弱势群体，这类观点很常见。后一个问题具体探讨统治者有什么激励去执行这个限价政策。统治者也是社会组成之一，这一问是前一问的深入。
对前一点，李金铮教授对抗日根据地借贷的研究，是个很好的例子。当时有两项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一是禁止高利贷，既禁止“利滚利”、“驴打滚”、“臭虫利”等容易导致高额利息的复利计算方式，也禁止“现扣利”、“出门利”等预先扣除利息，实际提高利率的借贷方式；二是减租减息，规定年利率一律不得高于10%或15%。旧的债务积欠，利息如果高于这个水平，要降到这个水平；如果不足这个水平，按原利率计算。
粗看起来，这应该是改善农民处境的政策：一是借钱的利率下降，二是旧债需要偿付的利息减少。事实却并非如此。1942年，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下称《决定》），一语道出其中利害：“抗战以后，是借不到钱的问题 ,不是限制息额的问题。各根据地都未认清这个道理，强制规定今天息额不得超过 1 分或 1 分半 ,这是害己的政策。”当时晋察冀边区的工作报告提到：利息降低后，借贷关系一般停止了。
有息借贷相当于买卖资金的使用权。市场上有资金供给方，也有需求方，后者在当时，常常是当地的农民。从供给者角度来说，借钱有风险。一方面是旱涝等灾害，可能导致借款人无力偿还，另一方面是对方可能赖账。此外，用自己的钱经营生产，自己要负担全部风险。如果是借来的钱，即使破产，自己也未必要负担全部风险，决策会因此更加冒险。考虑这些因素，借出资金的一方，会要求一定利息，来补偿承受的风险。
从需求方来说，能否借到钱也是性命攸关的事。许多工商业需要依赖资金周转，而当时的农民，如潘光旦先生所言，“（借债）是为了维持全家大小的生活，往往包括当天的夜饭在内。利息低固然要借，利息过高也不能不借。除了马上自杀，完全不做苟延生命的打算。在借债和不借债之间，是丝毫没有选择的自由和权利的。”用经济学的话来说，就是需求弹性非常小。
这样，减轻利息负担，效果不明显的原因就明白了：首先，当时供给方出借的风险不低。如卜凯言及：“贷款风险甚大。而贷款来源，大多漫无组织，致放债人不得不高其利率。”当时的乡间，银行等金融机构也不甚发达，互相竞争的资金供给机构有限。其次，需求一侧弹性很小。两个因素叠加，导致均衡利率很高。
限制最高利息，相当于限制资金使用权的最高价。在标准的供需框架中，如果最高价高于或等于市场均衡价格，限价没有影响；如果低于均衡价格，会发生配给，有一部分借款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这正是政策的实际效果。但是，借不到钱对农民生活负面影响很大。所以，1942年，中央在《决定》中提出：“抗战后的息额 ，应以当地社会经济关系 ，听任民间自行处理 。政府不应规定过低利息额，致使借贷停滞 ，不利民生。”
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是个例，但基于价格理论的分析可以一般化。经济史学者Lyttken在2013年出版《古希腊制度变迁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ncient Greek）一书中提到了古希腊梭伦改革的例子：债务奴隶制，相当于农民用自己和家人的人身自由作抵押来借债。废除这一制度，相当于禁止这种抵押方式。虽然这一举措防止了自由民沦为奴隶，但当时雅典的下层民众并不满意，因为现在借钱变得更难了。
出台限制利率的政策，影响不止于配给。首先，政策无法覆盖实际中每一侧面，需要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不断补充完善。市场参与者可能采取各种办法绕过限制，比方说，用其它金融工具来隐藏利息。其次，一笔资金借贷，除了利率，还有许多其它条款，比方说有无抵押、借款金额、借款利率、逾期罚款等。如果利率上限被政策卡住，借款者可能在其它条件上让步来争取贷款，比方说提供更多的抵押品。
教会法对“高利贷”这个概念的处理，能很好地说明第一点。按第三次拉特兰公会议的结论，要惩罚的是“明显的高利贷行为（usurarii mani-festii）”，这两个词都需要解释。仅以“明显的”一词为例，有的认为需要本人公开坦白，有的认为需要在主教面前坦白。还有法学家认为，只要有两名证人指证，所谓高利贷行为就是“明显的”。解释如此繁杂，会给司法实践带来很多成本。
借贷市场的参与者也会尝试掩盖高利息。最简单的是私下交易，像1940年的《晋绥边区》总论编就提到：农民之间借贷，由表面转入地下，同时仍有利滚利现象。Helmolz的经典研究《高利贷与中世纪的教会法庭》也提到：当时英国有一种叫mutuum的合同，形式是附条件的借贷：借100镑，不收利息，前提是必须买一件其它商品。这类合同常常是隐蔽的有息借贷。
许多在商业中不可或缺的金融工具，也可以用来隐藏超出规定的利息，这一点给执法机构造成了更大的困难。按经济史学者Koyama在《辩“高利贷污名”》一文中整理的结果，当时欧洲，包括合伙制、匿名账户、海事贷款、抵押贷款、远期合同等，都曾经被用来隐藏利息。而禁绝这些金融工具，几乎不可能。
以合伙制为例。这一起源于古罗马的古老组织形式，今天还在法律、审计等行业有所应用。如果多个合伙人投资额相等，承担同等程度，这完全合乎教会法。但是，在当时盛行的commenda合伙中，一般是一方提供船舶、货物和所需资金，另一方负责航行和经营，双方利润份额不等，出钱的人拿大头，出力的拿小头。资金和人力的回报比例，很难断定“应该”是多少，因而也很难准确判断，合同里是不是隐藏了利息。
其它金融工具，性质也很难准确识别。像匿名账户，指的是存款人匿名将资金存到银行家那儿，而银行家会每年送上“礼物”。如果一家送的礼物少，存款人就会把资金转到另外一家。抵押贷款中，放贷的人每年可以收到拿来抵押的土地上的收获。海事贷款，本来是集资做航海生意，船到港偿付，出了意外则一笔勾销。通过调整集资总额和偿还额，这类合同很方便隐藏利息。后来还有所谓干海事贷款，和航海，关系实际上已经不大了。
因为这些安排也有用于合法目的的可能，实际的司法过程很复杂，双方要斗智斗勇。像mutuum在英国就是非法的，而部分以土地为抵押的借款在当时也被判为非法，因为土地上的收获物可以隐藏利息。一方出了禁令，另一方会想方设法绕过禁令；一方钻到了法律的空子，另一方又会设法去补上这个漏洞。后果是相关规定越来越复杂，看懂这些安排的门槛越来越高，社会耗在这类“猫捉老鼠”游戏上的资源也越来越多。
除了配给和规定日益繁杂，限制利率政策，第三个后果是导致借贷条约上其它条款变化。如果利息不能完全弥补风险，贷款方可能会要求更多、更优质的抵押品，同时调整贷款规模、缩短还款期限。展期的条件更苛刻，逾期的惩罚更严重。同时，贷款也会向富人集中，因为借给这些人更保险。限制价格这项因素，会把市场双方的竞争引向价格以外的其它因素。
经济史学者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兹举两例。Temin和Voth，在《一场有关利率限制的自然实验》一文中研究了英国的情况。1713年，英国收紧高利贷法限制，最高年利率从6%降至 5%。霍尔银行（Hoare’s Bank）利率应声而落，但平均贷款规模和客户群体结构都有很大变化。单笔贷款金额，平均数翻了近一倍，总贷款金额下降。能在名人录里查到的顾客比例明显上升，有抵押的情况也增加了。
Zegarra即将刊出的研究《高利贷法与秘鲁的私人信贷》，利用新整理的档案中，公证过的借贷合同，研究了19世纪秘鲁的情况。独立后，秘鲁摆脱了宗主国西班牙的统治，1838年时彻底废除了限制高利贷的条款。利率随之从6%左右，上升至约20%。小额贷款的利率上升最明显。借款期限比原来延长了约20%，而借款人中，政府官员、军官、律师等精英群体的比例下降了6%。
因此，文章开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限制利率的政策有什么效果，这里可以给出一个比较全面的经济学的回答。一是配给，能借到钱的人变少；二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借贷市场参与者会想方设法钻空子，而统治者也会回应；三是竞争转向其它因素，卡住利率，贷款规模、还款期限、有无抵押等条款都会随之调整。
这一政策，对社会各群体福利，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前面列出的三项影响提供了相应的答案。第一是配给，也就是利率限制以后，借不到钱的这部分人。他们的福利状况一般是变坏了，因为现在想借钱，借不到了。在抗日根据地和古希腊梭伦改革这两个案例中，借不到钱的都是比较贫困的农民，但他们借钱的需求常常是很迫切，要等着开锅的。因此，这部分福利损失可能很大。
第二是上有政策，下有政策。从这一项得利的可能有三个社会群体。一是懂得并能够利用这些复杂规定的人，比如律师和商人。二是能够请得起这些专业人士的人，比如能利用匿名账户的富豪，或者能够聘请好律师的商人。Seabourne 的研究《中世纪晚期伦敦的商业道德监管》里提到了一个事实：到15世纪，法官已经看不懂相关的案子了，需要请其它商人来帮忙。
统治者中的一部分也可能从中得利。这实际上也是开篇第二个问题答案的一部分，为何统治者会执行限制高利贷的政策。此处先举一个例子：Lunt的经典著作《1327年前英国与教皇的金融关系》（Financial Rela-tions of the Papacy with England to 1327）提到，英国主教不喜欢当地的意大利银行家，因为向他们借钱要收利息。但是，把这些人抓起来，或者开除教籍都不容易，因为他们有教皇撑腰。De Roover 的研究《经院法学、高利贷与外汇》（The Scholastics, Usury and Foreign Exchange）明确指出：高利贷法打击的，只是那些小规模的放贷人，而不会为难那些有国际关系的大银行家。他们为自己为教皇跑腿而自豪，是教会“特别钟爱的孩子”。
第三部分是借贷市场的竞争转向其它因素。以前面提到的，Temin和Voth的研究为例：银行现在更乐意放款给那些拿得出足额抵押，或者自己就很有声望的人。利率限制，将竞争引导向了对这些人更有利的方向。他们可以享受更低的利率，但没那么富裕，或者没那么有声望的人，可能就没法从霍尔银行借钱了。而穷人的福利相对来说要受损，因为他们可能原本就拿不出抵押。承诺多付利息，或者干脆放弃自由，是仅有的筹码了。
有研究验证了这一点。美国到现在还有高利贷，叫领薪日贷款（payday loan）。一般形式是带上身份证明和银行流水，到放款人那里，写一张下一个发薪日兑现的支票。到手的钱款数目，就是支票面额减掉利息。这种贷款的年利率最高可达400%，贷款者一般都是急用。Morse的研究《领薪日贷款：英雄还是恶棍》发现：提供领薪日贷款服务的地区，抵押按揭破产率（还不起房贷）和盗窃案的案发率，都要明显更低。
一言以蔽之，限制利率，对社会中各个群体的福利影响不一致。一般来说，放松限制，能够让穷人获得更多贷款的机会；收紧限制，富人、大的放贷人，以及法律和商业等方面的专业人士都会从中获利。一部分统治者也可能得利。
因此，对第二个问题，解释之一是设租和寻租。限制利率的法律，相当于抬高了市场的进入门槛。有能力跨过门槛的人，可以从竞争激烈程度下 降 中 获 利 。 Benmelech和Moskowitz用美国各州的数据实证了这一点：经济形势越困难，融资成本越高，州议会越可能通过限制利率的法案。需要借贷的工商业企业是重要推手。此外，在教会法规定的，惩罚放高利贷者的措施中，包括要求将利润用于“虔诚目的（pious purposes）”，这一般意味着捐给教会。部分世俗法的禁令，也允许政府没收放高利贷者的财产。
经济学家给出的第二种解释是避免道德风险。前面提到：如果资金是来自另一个人，自己不必承担所有的风险，决策时就有可能更冒险。如果政府机构或教会为社会提供广泛的福利，相当于有个“安全网”。一方面，个人陷入窘困时可以有所保障；另一方面，比起没有福利的情况，个人承担的风险变小了，冒险的可能会增加。而借高利贷的人增加，无力偿还，需要依靠福利的人数也会随之上升。机构为了减轻自身负担，有动力去抨击和限制高利贷。Rubin在《社会保险、承诺与法律起源》一文中指出：在罗马帝国，随着基督教福利体系扩张，教会也开始抨击有息借贷，同时要求将福利给予真正需求的人。
最后，更容易借到钱，不等于生活一定会变好。仍以领薪日贷款为例，也有一些学者发现了负面作用，比如说影响工作表现、增加当地破产家庭数量，等等。如果有人是要借钱去赌博，更容易借到钱未必是好事。如果贷款条款很复杂，让人很难理解准确的利息和罚款等开支究竟是多少，个人可能陷入意想不到的债务危机。如果法制不健全，借贷市场也可能出现“债主越蛮横，放债利率越高”的怪象。一般来说，违约风险越低，要的利息该更低，但按李金铮老师研究：民国时湖北省怀宁县，军官“因握有枪杆，不怕不还”，但放债利息反而特别大。土改委员会所作农村调查中，颇多此类记载。如果这些因素影响很明显，政府也会采取措施，限制贷款利率或其它条款。
总之，限制利息的政策，会限制一部分人，尤其是穷人借钱的机会。富人，以及法律、商业等领域的专业人士都会因此受益。统治者则可能出于多种目的，颁布和执行限制政策。至于实践中此类政策的制定，一是合理的限制水平不易确定，彭真在1941年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就指出：“利息率究竟以多少为适当 ,这却是一个很难普遍规定的问题。”二是需要考虑利率之外的其它因素，比方说要求贷款机构明确展示有关利息及偿还条件，以保证条款公平；或通过《公平债务催收法》（美国联邦法，后以《消费者金融保护法》修订）一类的规定，来限制催收人采取暴力、威胁或骚扰等手段。如果缺乏配套措施，政策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作者系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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