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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时期不能讲工资看成绩(职分之内不可惰)

非常时期不能讲工资看成绩

南宋的吕祖谦认为做官应该“爱百姓如妻子,处官事如家事”,尽一切可能将本职工作做好,“职分之内,不可惰”,否则即为“旷职”。

“职分之内不可惰”,对于为官从政者来说,所做的事情,关乎国家兴亡、社会发展和百姓生活。一个政策,能成事也可能坏事;一人之力,能惠民也可能祸民,当然就更需要勤政敬业。“百职如是,各举其业;千官如是,各得其人;则何忧事不允釐,何虑民不受赐。”也就是说,如果所有的官员都做到勤政敬业,则事情就能得到妥善处理,老百姓就会得到好处。反之,“当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此身苟一日之闲,百姓罹无涯之苦”。

我国历史上,雍正堪称是勤政敬业的皇帝。他要求自己“以勤先天下”,每天工作到深夜,睡眠时间不足4小时。现存雍正时期汉文奏折3.5万多件,满文奏折6000多件,雍正皇帝“躬操笔砚,不仰小吏,手阅簿书,不辞劳役”。在位不到13年,光朱批就写有400万字左右。明代的朱元璋也非常勤政,据统计,他平均每天批阅20余万字,处理400余件事。他曾说:“凡事,勤则成,怠则废;思则通,昏则滞。故善持其志者不为昏怠所乘,是以业日广,德日进。”

袁守定在《图民录》中指出:“疲是居官大病。所谓疲者,如疲马然,策之不动也。然疲生于挨,朱子所谓挨得过时且过是也。”意思是说,官员一旦得了懒惰症,就像一匹鞭打不动的老马,怎么赶也是步履蹒跚,踌躇不前,而其根源恰如朱熹所说,是因为抱着得过且过的态度,挨一天是一天。

官员是否勤政,是一个朝代兴衰的风向标。南宋的真德秀在《西山政训》中,把古代的圣贤与当时的官吏作比较,前者为了公事“犹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而后者当中有勤于吏事的官员似乎成了另类,“反以鄙俗目之”,而那些整天“诗酒游宴”的官员,“则谓之风流娴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 。

“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官职高一步,责任更大一步,忧勤便增一步。”唐代诗人韦应物曾被派去云阳这个地方赈济灾民,一路上他顶着烈日,马不停蹄地赶往灾区,正如他在诗中所写:“夙驾抵府命,冒炎不逞息。百里次云阳,间阎问漂溺”“周旋涉涂潦,侧峭缘沟脉”。其跋涉之苦、使命之重可见一斑。

曾国藩在治军中提出“五勤”之说,即“身勤、眼勤、手勤、口勤、心勤”。他本人“未明即起,出巡营垒,阅操练,日中清理文卷,接见宾僚,以其余时披览书史,不使身心有顷刻之暇。尝称时局艰难,惟劳动心力者可以补救”。

干部干部,以干为先。勤政是对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也是其应有的精神状态和工作方式。没有干部的“辛苦指数”,哪有群众的“幸福指数”。一名干部如果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形如“政坛摆设”,状若“公堂木偶”,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沓沓混日子,年年都是老样子,不仅个人蹉跎岁月、庸碌无为,而且贻误了党的事业,破坏了政治生态,损害了群众利益。

周恩来总理的敬业和勤勉举世皆知,他平均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工作16个小时以上也司空见惯,以至于有外国友人称他为“全天候总理”。1974年3月26日,他当时身患癌症,饱受病痛之苦,而且已是76岁高龄,体力和精力都很弱。但就在这一天,他下午3时起床,连续工作整整23个小时。

将怠兵必娇,将奢兵必逸。强军兴军的征程注定是一场寂寞的长跑、艰苦的接力,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官兵奋发进取、夙夜在公的敬业奉献,离不开功崇惟志、业广惟勤的勇毅笃行,离不开“朝食不免胄、夕息常负戈”的备战状态。“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燃,将不言寒;军幕未施,将不言困。”古代将帅尚且有如此见识和情怀,今天我们更应该做到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多流“皮肉之汗”和“思想之汗”,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真想打仗的事情,真谋打仗的问题,真抓打仗的准备。

(作者单位: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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