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解传统社会的庶民自治共同体之前，需要对父权制问题给予必要的澄清。
父权即家长之权，常被用来作为证明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家长制为基础不重视妻妾子女人权的的社会（今天的“封建”一词大多取此意）。果真如此吗？
我们从井田制和均田制中可以知道，这或许并非事实。
事实是，在一个家庭中，男性长辈到了 60 岁、最多到 65 岁（五代时期后魏规定）要将授田还给官府，一个不再有分田资格的爷爷或父亲，只能依靠子女的孝顺来生活，这样的爷爷和父亲会有十分大的家庭权力吗？不得而知，各家也不相同。
要是子女孝顺则还罢了，如子女不肖，一个已经失去土地分配资格且将要失去劳动能力的老男人，有什么办法来保证他晚年生活的安定和幸福呢？土地制度是不能给予他保障了，诉诸于道德教化以及舆论压力就成了一项选择。
好在中国人的法天则地思想里就包含了对祖先的浓烈崇拜情感，在这一基础上，为了防止子女抛弃老父老母的不孝行为出现，在道德观念上强化对父权的尊重是必要的。
至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这一三纲伦理，是否与此有关，则难以判断。
不管是井田制还是均田制，授田均以家庭为单位，这可保证家族中的年老成员在还田后还可以得到家庭的扶养。
实际上，在一个以农耕为主的社会里，由父母、妻子、兄弟三种关系构成的家庭中，家庭生活的中心人物是青壮年男子及妻子儿女，父亲不一定必然是这个家庭的占支配地位的成员。①
在为了协调三方关系而做出的努力中，以自律伦理为核心教化内容的家庭伦理，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在这一伦理支配下的中国社会中，鼓励和赞赏三代以上家庭成员的共同居住。
这就形成了中国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父母、妻子、兄弟及其第三代子女共同生活在以父亲姓氏为名的一个家族中。
这个亲族关系实际上包含着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姓氏，其中父姓是这个家庭的主干。
而这样的家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依据父姓血缘关系与其他同姓氏家族共同构成更大的宗族。
而在宗族之外，是血缘较为疏远的家族，或非血缘的姻亲家族，它们又共同构成乡里（乡党）社会。
在家族、宗族和乡里这三种形态的社会秩序中，存在着一个被称为“父老”的主导层，他们肩负着指导和协调宗族和乡里共同生活秩序的责任。②
与“父老”对应的是作为“子弟”而存在的一般成员，父老与子弟的关系，类似于家族内的父子关系或宗族内的长辈与晚辈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自律性道德体验基础上的那种社会自律关系，非同于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关系。
这种以自律关系为基础、以父老自治为特征的乡里社会，是一个自治形态的庶民生活共同体。
庶民生活共同体是一个自律的世界。在自律世界中，生活秩序和谐稳定的基础是道德自律，因而它也是一个自治的世界。
董仲舒对这个自律社会的理解是：
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与此相对应，这个生活共同体中的作为个体存在的“民”与帝王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他律性质的关系，在包含着自律世界的他律世界中，社会秩序和谐稳定的基础首先是道德自律，其次是作为保证道德自律的法度以及惩戒违反道德自律行为的刑讼。由此，这个他律世界便成了一个政治的世界。
在王制时期，自律世界与他律世界之间的关系是简单而直接的，因为构成政治世界的那个他律世界，实际上是由庶民共同体与王族共同体结合而成的一个更大的社会共同体。
在这个社会共同体中，王族共同体扮演着父老的角色，而庶民共同体是父老的子弟或子民，子民与王族之间的关系是以家族内的父子关系或宗族内的长辈与晚辈关系为表象的，其中又蕴含着一种人间的自律关系。③
在帝制时代，自律世界与他律世界的关系要复杂些，因为在庶民共同体与皇族共同体之间，存在着一个以文官官僚制为特征的士大夫集团。
在这个集团中，已经出仕者被纳入皇族共同体，但他们相对于皇亲国戚来说，却是一个非皇族血缘又非皇族姻亲的群体，实际上类似于王制国体下的“子民”；而这个集团中的未出仕者作为出仕者的兄弟，却留在了自律世界，成为自律世界中父老一极的存在。
这或许便是文人官僚对皇帝以“臣子”谦称、而对百姓又以“父母官”自称的原因。自汉初开始臣僚向皇帝行跪拜礼的朝堂礼仪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意见。
子女向父母行跪拜之礼是天经地义的。
而庶民向父母官行跪拜之礼，官僚向皇帝行跪拜之礼，则与作为“天子”的皇帝向“天”行跪拜之礼一样，都来自于子女向父母行跪拜之礼的古老观念。
在这种以家族关系为表象的帝制时代的政治关系中，皇帝代表着父权，文人（士大夫）官僚类似于庶民共同体中的子弟，而庶民共同体则类似于子女。
正像家族中青壮年男子是中心人物那样，文人官僚则充当了帝制政治中的中心人物角色——他们是干活的主要劳动力。
这样的理解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而中国的帝制国体与王制国体的真正区别，并不像西方的王制（君主制）和帝制（僭主政治）的区别那样明显，这或许也是长期以来中国人帝、王不分的主要原因。
但就社会形态和社会秩序的基本结构来说，帝制和王制还是不同的，当然这绝对不是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区别，而是自律世界与政治世界的区别。
中国王制时期的社会共同体主要由王族共同体和庶民共同体按家族（部族）关系结合而成，因而它是一个以道德自律为主的社会。
而帝制国体则有皇族共同体、庶民共同体以及衔接这两个共同体的文人士大夫共同体构成；由于士大夫共同体与庶民共同体本质上可看作是家族关系的一种表象，而皇族共同体和士大夫共同体则是一种超越家族关系的对立统一关系；
至于士大夫共同体本身，其内部除了门生和同窗关系外（未必是一个团结因素，恰恰是党派产生的原因），却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政治共同体，因而帝制国体是一个政治形态的社会。
如果用共同体概念而不是用奴隶制或封建制那样的欧洲概念来理解中国古代社会，中国的社会结构便会像历史事实那样清晰而不含混。
而散落在庶民共同体、士大夫政治共同体和皇族共同体中的奴婢现象，也便不会构成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困难问题，因为奴婢本身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或政治性群体，特别是作为私奴的奴婢，他们在官方的认知里与普通的庶民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因为奴婢获得土地的权利并不曾被政府所剥夺（即通过立法而剥夺）——如北魏授田奴婢与良丁相同，在授田之后奴婢同样按照普通税负交纳田亩税。
另一个可能会作为反证理由的是大地产者的存在。实际上，大地产者的存在，对于各个朝代来说，是远比我们更为头疼的一个棘手问题。
由于土地集中必然导致对地方势力控制的困难、税收的减少和有碍于社会安定的饥民的出现，历代帝王都是持尽量限制和打击立场的，如隋文帝限田令、唐太宗限田诏，宋仁宗限田诏等，均田制本身正是为了限制土地集中而采取的制度措施，而对地方豪门的严厉打击也从没有间断过，宋代的王安石变法、范仲淹变法、明代的张居正变法，都包含着限制和打击土地集中的重要内容。
但无论土地如何集中，都不影响庶民共同体的自律性质和形态，也没有形成新的政治共同体及其政治力量。至于一般的士大夫家族因皇帝的恩赐或职分田的存在而拥有比一般的庶民较多的土地，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因为士大夫本身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是帝制国体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
【本文完】
注释
①[日]谷川道雄著，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第 67 页。
②[日]谷川道雄著，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第 67 页
③[日]谷川道雄著，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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