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石斋画报》内容丰富、题材庞杂，吸引了众多读者，被誉为“中国近百年很好的‘画史’”（郑振铎：《近百年来中国绘画的发展》）。其中有165幅关于日本的图像，内容大致可分为中日战事、日本社会、日本奇闻三类，而其给大众的印象首先就是“日人的风流”。《纪日本女子阿传事》中阿传手持长剑刺杀吉藏的插图便被视为“情杀”，属于“情欲与暴力”的主题。尽管“情杀”“情欲”主题并不符合阿传故事，但这可能是大众喜欢的主题。“日人因情变而发生的谋杀”“日人风流的品性”成为晚清民众对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女人的基本看法。
需要提及的一点是，王韬观剧的所在地新富座剧场，在明治初年时，该地被开设为新岛原的花柳街。明治四年七月，花柳街被撤除，之后重建为新富町，而后在新富町建造了剧场。但是东京人熟悉了从前的地名，直至明治二十年依旧称其为“岛原的剧场”。王韬在明治十二看戏，可以推测当时还处于比较浓郁的花柳街的氛围中。阿传故事在这个地方上演，无疑更增添了一分“情色”。
其实，阿传杀人的场景，王韬仅一笔带过。但在吴友如的画里，这却是值得着力渲染的对象。“吴友如选择的这个瞬间，正是整个故事中最紧张刺激的时刻——画家深谙怎样最能吸引观者的眼球。”（边茜：《故事的再生产及其与媒体的关系》）
阿传杀人是血腥的。此女子不仅性格刚强果断，以其学习剑术之水平来说，用剃刀割断喉咙当然不难。在鲁文版中，趁着酒足饭饱的吉藏沉睡之际，“阿传左手抱住吉藏的头，右手拿着剃刀，刺穿喉结。只听‘啊’的一声，便魂消魄散了。阿传用力用手捂住其嘴，仔细见其断了呼吸，便修饰了尸体的形状，将其做成蜷缩着睡觉的样子。”之后收拾案发现场，对酒店女佣撒了谎之后，不慌不忙地离开了。
如果说，吴友如仅仅凭借王韬一笔带过的语言“阿传憾甚，乘其醉寐手刃之”便绘制出一幅亭台楼阁中奇装异服的日本女子杀人的场景，未免有些夸大了。吴友如画的阿传手里拿了一把长剑，吉藏的脸上似乎有微笑的神情。鲁文所写的阿传故事，因为版本诸多，各家出版社的插图并不相同；如果再加上报刊媒体、锦绘，那就更多了。比如明治十二年金松堂、十九年自由阁、十九年金泉堂、二十年金松堂、二十一年赤松市太郎、二十二年野村银次郎版的插图均不同。笔者所用文本是明治十九年自由阁，插图由望斋秀月（明治时代的浮世绘画师，歌川派）所绘，可见阿传手里拿的真的是一把剃刀，而吉藏则挥手抗拒，露出一副恐惧的神色。不过这个杀人主题的构图，中日是非常相似的，吴友如还增加了清五郎为阿传埋葬立碑的场景。可以推测，吴友如/王韬可能获得了鲁文版的绘图，因为阿传事件是当时引起社会极大关注的事件，而鲁文版也是其中最早最著名的；也可能获得了阿传的锦绘，当时这种商品在日本也是风靡一时。
阿传的一生可谓波澜万丈，她是一个“狡才欺诈”的毒妇，也是一个被收敛于文学史文化史的“毒妇”。《高桥阿传夜叉谭》被收入《明治文学名著全集》第五册，但是这部小说的文学性艺术性肯定达不到“杰作”的地位。之所以能名列“名著”，其一是因为毒妇阿传成功地引起了社会关注，成为世间兴趣的焦点；其二是因为“毒妇”在文化史上的意义。换言之，这样的恶女怎么会产生的，怎样的社会才会诞生这样的恶女，这些赋予了“阿传”重要意义。
与阿传差不多的时期，明治十一至十三年间出现了很多“毒妇物语”，吸引了众多读者。可以说，这个时期是“毒妇”最为兴盛的时期，而这个趣味与维新后不久社会对“新闻”的关注及时代氛围很有关联。并且，作为江户时期延续下来的配有插图——残忍血腥、猥琐艳情——的读物，“毒妇物语”具有异常的魅力。
晚清文人王韬偶然观看了歌舞伎，撰写了《纪日本女子阿传事》。“阿传”便这样来到了中国。但是由于作品本身的差异、观者的感受、中日文学审美、社会文化的差异性，可以说，“毒妇”并没有进入中国。
作者：李艳丽编辑：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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