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分享刘绍华老师在《柬埔寨旅人》里所写的一篇文章《明天》，虽然刘老师所写的是她在柬埔寨与越南的见闻，但背后所讨论的问题却是普范性的：当追求效率与经济增长成为所谓“现代化”的首要表征，那“现代化”本所允诺的生活的提升是否反倒成了次要的东西？
或许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能帮我们看到“现代化”背后的一些重要元素，并带来一些故事。且听刘老师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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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不能只是拼经济，重要的是生活
文/刘绍华
节选自《柬埔寨旅人》
标题为编者所加
现代化的发展标准到底是什么？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不过，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把经济发展指数列为主要标准。“拼经济”可能是全球化中最普遍的心态，而效率与勤奋，常是经济是否拼得起来的关键。渗入东南亚及中国大陆的台商，最常断言一个地方欠缺经济前景的说法便是：“人太懒、太笨，工作没效率。”也许吧，当这些标准成为既定的“现代化”准则时，游戏规则已决定了比赛结果，还有什么好玩的呢？
我想看的却不只是经济因素。许多令人宁愿不要所谓现代发展的非经济理由，让我思索经济发展的迷思。
我又想把柬埔寨和越南这两个世敌、同为前法国殖民地、差不多同时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对照一下，说说我对发展的感想。
我曾异想天开和朋友完成两千公里的越南长征。两千公里？！台湾南北也不过三百多公里。光是路程就花了四十六小时，累到我抵达河内时腰酸背痛，还发了一天烧。
柬埔寨的普通乡村
……
终于过关了，走出海关又是别有洞天，绿树凉荫下有许多饮食凉水摊贩，还有接驳的小巴士等着客人出关上车。终于找到了接驳我们这一行人的小客车，报上要下车的地点后，我们就坐在后座。一路上的自然风景和柬埔寨很相似，只是人很不同，尤其是老农顶上的越南斗笠，说明了我们所在之处，路旁的屋子和中国南方的民宅颇类似。
又颠簸了两小时才到胡志明市。从金边到胡志明市，这一段路约两百公里。
后来又从胡志明市坐火车到顺化，花了二十二个小时，再从顺化坐巴士到河内，又是十七个小时，这一段路约一千八百公里。
越南胡志明市夜景
整个旅程在车上的时间，一共是四十六个小时。有两个晚上是在车上过的。一个晚上坐的是椅背成九十度的长途汽车。“九十度”不是随便说说的，那椅背可真是笔直，从没坐过这么不考虑人体工学的长途汽车。另一个晚上坐的是最高级的单间卧铺，这种单间卧铺的价码和飞机票差不多，大概只有我们这种好奇求新鲜的观光客才会愿意花高价受罪。
我对越南的火车卧铺可真是印象深刻。没有空调，车窗打不开，卡死了，火车服务员也没办法，就只好这样一路闷到河内。车上的小贩多得不得了，为了清静，我们把车厢门关起来，谁知道，那门是里面锁了，外面却打得开，小贩们管你关门与否，把你的门一拉，轻轻松松就开了，然后向你兜售东西。除了小贩，路过的乘客也像参观动物园似的，随便打开你的门往里望，像开自家门一样随意。我们累得很，却不得片刻清静。我索性拿出旅行随身携带的晒衣绳，在门闩和车厢内的钩子上努力串绳打结，费尽心思，心想闲杂人等总打不开门了吧！正得意时，乘务员却来敲门查票，狼狈极了。
走了这么一段长征路，首要的感想是，一个国家要发展经济，公路系统要发达才行。越南是个长条形的国家，南北货运交通主要靠公路，当然也有火车及航空。和柬埔寨比起来，越南的主要南北纵贯公路真是笔直顺畅，一路上货车频繁往来。而柬埔寨，靠着先前的法国和苏联以及晚近的日本等国金援或贷款建造起来的公路，以金边为中心，往四周省份辐射散开，至今仍是坑坑洼洼、有一段没一段的。在柬埔寨乡间烂泥路或石子路上开车，有时会突然来上一段令人惊艳的水泥路，没头没脑的，就那十几公尺的好路，说明了预算限制和阶级优势，政府预算被贪污到只剩杯水车薪可以修整十公尺的道路。也有富人自扫门前雪，把家门前的路修得美美的，当成自家钢筋水泥洋房的延伸。
越南火车铁轨
不过几年光景，光是从公路系统的差异来看，柬埔寨和越南两国的落差愈来愈明显，功利态度更是有别。在越南买东西，小贩紧紧地监视你，促促地向你推销。而柬埔寨的小贩，多是等着你慢慢挑拣，不买也没有愠色。
越南人有那种华人缝里插针式的赚钱精神，柬埔寨人（华裔多属例外）却没有。这种精神，让越南如此快速地把柬埔寨甩到后头，也让台商受不了柬埔寨人的“笨、懒散、没效率”，而转移至“勤奋、肯赚钱、学习力强”的越南，更让越南的各大城市都积极往前看，而处于声音失控的状态。
越南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喇叭。不管大车小车，前面有没有车，喇叭都像是接触不良似的随时随地乱按，完全没有目的、无意识似的乱按，连没有喇叭的三轮车夫也凑上一脚摇铃助阵。
赶路赶个没停的越南啊！
柬埔寨僧侣日常照
不论好歹，越南的一切都那么有动力与积极而行。相形之下，柬埔寨就像是仍处于前工业状态的社会，即使也想发展，人心的转变速度仍是跟不上。
也许就是效率低，才与传统的距离靠得稍近，让柬埔寨保留了优美舞动的文字。而向效率看齐的越南，自17世纪殖民时代，就因便利之故，放弃了以华文为主的传统文字，改为罗马拼音，成为一个没有自己文字的国家。
柬埔寨未向法国殖民者主张的“现代化”和“效率”低头。1943年，法国殖民长官乔治·戈蒂埃（Georges Gautier）宣布他想用罗马拼音取代柬埔寨文字的四十七个字母。柬埔寨文源于中世纪的印度梵文，对于外国人而言太难学，被认为有碍行政公文效率。戈蒂埃及其支持者认为，改变柬埔寨的文字是一种“现代化”的做法，认为柬埔寨人想要保留古文的心态太落伍。
但是，柬埔寨人，尤其是佛教僧侣，将法国人的“改革”建议视为对传统的破坏。佛教僧侣在柬埔寨传统社会中扮演教育者的角色，许多古文经典只有僧侣才看得懂，所以在社会中地位颇高的僧侣，对法国人的建议反对最烈。只是，法国人仍于1944年至1945年间，积极鼓吹文字改革的想法。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进攻中南半岛，法国殖民政府才被迫放下此议案。日本人解除法国政府武力后不久，西哈努克国王便应日本政府要求宣布“独立”，将国家由法文名称Cambodge改为柬文发音的Kampuchea。独立后的柬埔寨政府最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取消文字改革命令。
柬埔寨金边街头
当时以僧侣为主的柬埔寨知识分子，视法国的命令为对柬埔寨文明的打击。僧侣在这个小乘佛教国家，不只扮演了宗教传承的角色，更是维系传统文化及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绝大多数的柬埔寨村庄，包括金边在内，都有各式寺院佛塔，大小不一，乡村学校通常都和寺院建在一起。第一次拜访乡下住家附近寺院里的老和尚时，曾担心我的女众身份不宜登堂入室，结果和尚们不仅没有禁忌，反而争先恐后地和我聊天。老和尚说，近几十年来出家的和尚多是孤儿，“红色高棉”时期的孤儿尤其多。
柬埔寨是东南亚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国家，目前有些国际组织也和寺院合作，收容照护艾滋病人或其孤儿。寺院就像是柬埔寨乡村的孤儿院，收容这个国家的受难灵魂。
在寺院里，我好像看见了柬埔寨的历史缩影。
小乘佛教的兴盛使得这个国家寺院林立，长年的内乱让寺院成为人们暂时安身立命的喘息空间。随着恐怖统治与流离失所的时代结束，开放发展的磁力却让年少的和尚们浮动，想要放下传统奔向经济前途。我见到的年轻和尚，都没什么心思读经，倒是成天想着学英文、电脑。他们告诉我，如果有机会学习别的技能，就不要当和尚了。
就像是这个国家曾经历过的宗教变迁一样，现在新一批的国际传教士也相继涌入柬埔寨，传递新的信仰——基督教、技术、经济与发展。连和尚们都想站上这股新教浪潮。
柬埔寨青年
只是，经济发展的浪潮由金边起伏到农村后，也只剩下泡沫幻影。柬埔寨乡间的发展，仍停留在也许是台湾20世纪50年代的光景，农村生活困难，雨季又常逢大水，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动到金边寻求生路。年轻有机会者，可能到工厂打工，没门路者只能流落街头乞讨或偷窃。不少农村少女被人口贩子拐骗到金边甚至泰国卖春。我在湄公河畔的Neak Leoung工作，就眼睁睁地看着经常拜访的家庭中两个青春期少女“不见了”，家人说是经人介绍到金边的成衣厂打工，但从此无下落，我回到金边时也找不到那家所谓的成衣厂。经常处理被诱拐贩卖孩童的“小水滴”孤儿院的Fabio说，“到金边成衣厂打工”是人口贩子到农村拐卖少女的惯常伎俩。其实很多父母都知道实情，只是，弃贫从娼，是贫穷乡村迈向经济发展时常见的“慢性病”。
不可避免地，柬埔寨继续往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上走去，但在其跌跌撞撞的现代化历程中，我却看见一些美丽的“非现代性”残存。
回忆起来，越南之旅至今仍历历在目，去时我坐了四十六小时的陆上工具；回程时，我是一路搭飞机由河内经胡志明市转金边，马不停蹄。我简直是逃出越南的。在越南时，我极度想念柬埔寨人的单纯。
虽然五年过去了，我相信柬埔寨的变化不大，只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终究会将柬埔寨转型成什么样，我不知道。只好祈祷，小乘佛教的精义仍会留在当地人的血液中，存其优美的温厚及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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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旅人》
三辉书系·行路人
刘绍华 著
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
ISBN : 978-7-5117-3339-9
已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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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华叙写惊心动魄的柬埔寨经验
一个充满惊喜与苦痛的世界
一个饱受苦难的文明古国的当代生活
在柬埔寨，风光秀丽的巴萨河畔，人们脸上常见神秘的微笑，但人口拐卖、赤贫、文盲，以及内战的后遗症亦如影随形；当地人央求国际组织为其修缮寺庙，年轻的和尚却对外面的世界蠢蠢欲动；来到这里的外国人，既有国际组织志愿者，也有自我流放者和淘金者……
1998年，刘绍华加入“台北海外和平服务团”，提着一只皮箱便来到柬埔寨，在那里生活了两年。之后，她以人类学家的视角、散文家的笔法写下自己的柬埔寨记忆：这是一个迅速变化的社会，走向全球化的同时仍有美丽的“非现代性”残存。这里是“天堂与地狱的写实，就如同吴哥窟的石雕故事一般，上演着人世历史中的喜怒哀乐、罪与罚、堕落与超脱”。
《柬埔寨旅人》里不只有生活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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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弓背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