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实行天地合祭之制，时间是正月而祭把所用的乐器、乐章，均为明太祖所亲自制作。明代宫方音乐，分为雅乐与俗乐两种。雅乐备八音、五声、十二律、九奏、万舞之节。俗乐有百戏承应、队舞承应、讴歌承应。一般祭祀的时候用雅乐，由太常寺统领。而宴字.朝会时，则兼用俗乐，由伶人承应。明代朝廷的祭祀之制，由太常寺的道士主持赞礼，而奏乐则由神乐观的道士负责。在地方的府、州、县，则由道士奏乐，儒学生员相礼。
按照传统的观念，乐器之清浊，乐章之高下，必须有一定的制度、节奏加以规范，毫之际都不容少有差错。不过至弘治年间，明孝宗让司礼监传示圣谕，递出“祭三清乐章”，并令内阁大学士徐溥等改补进呈。ll所谓“三清”，其说出自道家之说，谓一天之上有三大帝，而且以周时的柱下史李耳当之。“三清乐章”尽管出自永乐时期所修《永乐大典》，但在永乐年间，尚未闻以此乐章用于朝廷的祭天之仪。在传统的士大夫看来，如“三清乐章”一类，不过是“时俗词曲”、“俗曲之音”、“鄙亵词曲”，但自弘治以后确实开始用到朝廷的祭祀大典之中，不能不把它看成是音乐通俗化的一种反映。
自尧、舜作乐以来，传统中国皇家的祭祀乐器，一般是钟必用青铜，磐必用灵璧石。惟有如此，声才可以合众，音方能感格神明。但到了弘治年间，明孝宗命太常寺知音官在内府重新打造大祀乐器，以纯金为钟，以西玉为磐。1这显然是朝廷祭祀乐器的一种俗化现象，也是时尚化的反映。
嘉靖年间，官方的音乐应该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传统时代，往往礼、乐并称。明世宗对礼制的刻意革新，其影响势必及于祭祀的音乐。嘉靖九年（1530）六月，明世宗下诏，将内府所藏金、铜、玉、石之钟、磐下发到神乐观，专门考正音律。此外，由于缺乏深谙音乐之人，又令科道官各自举荐谙晓律吕之人。]嘉靖十七年六月，山西辽州同知李文察向世宗进状《乐书四圣图解》2卷、《乐记补说》2卷、《律吕新书补注》1卷、《兴乐要论》3卷，希望“兴正乐以荐上帝，祀祖考”。李文察进献乐书，被礼官员认定为“其于乐理、乐声、乐原，多前人所未发者”。鉴于此，世宗下诏授予他太常寺典籍，协同太常寺官员一同修订祭祀音乐。
从总体上看，自嘉靖以后，音乐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正如明人磨道南所言，“新声代表，俗声杂附，胡乐杂俗”。换句话说，就是新声、俗声、胡乐三者并出。二是朝延的祭祀音乐，如孔庙丁祭时所奏之乐，尽管还是诸器俱备，但正如明人顾起元所言，“第所奏音律多弗克谐，畴人子弟，庸妄羽流，实不晓钟吕为何物”，使祭祀之乐如同虚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