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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昧旦
概述
谈及中日古代的文化交流，不管形式如何，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汉文化占据着“开创者”的地位，而日本文化更多扮演着一种“模仿者”的角色。日本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如宗教、政治制度、文学艺术，自古以来便接受着来自大陆的影响投射，并在其历史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建筑交流作为文化交流的一个子题，自然也遵循着同样的规律。
唐代是中日文化交流极为繁盛的一个朝代，遣唐使、鉴真东渡的故事长期以来为人所熟知，唐代的建筑风格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日本建筑。但也正是这种繁盛，使得很多人，甚至是文化工作者，对于中日间的建筑关系陷入了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忽视了中日建筑交流并非止步于唐代，而是一个长期互动的过程，从稻作时代的干阑式建筑，到近世的黄檗宗，不同年代和地域的中国建筑文化都会留下自己的印记；第二个误区，是忽视了日本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必然会基于自身独特的自然条件和社会需求，对建筑形式的本土化改造，在两国交流较少的间隔期，这种现象尤其显著。如果不能以进步的眼光看待中日建筑交流，而是陷入狭隘的误区中，就会得出“日本建筑风格等于唐代风格”的错误结论，乃至于移花接木，将一些日本自己发展出来的建筑、园林形式，当作“唐风”“请”回国内，不仅贻笑大方，更是对一般观众的强烈误导。
这期的主题预计会分为三篇，分别讲述古代中日建筑交流的三个重要时期，也包括这三个时期之外的间隔期中日本建筑的流变。这三个时期分别为公元6-7世纪受中国南北朝建筑影响的飞鸟样时期、公元8-9世纪受中国唐代建筑影响的和样时期（注：日本一开始并无“和样”的说法，这个名词是12世纪为了与新引进的样式作区分，对这一时期的建筑样式，以及后来在此基础上改进的建筑样式的总称）以及公元12世纪受中国宋元南方建筑影响的大佛样、禅宗样（又称唐样，没错唐样指的是宋代而非唐代的样式……）时期。由于中日建筑交流与日本建筑源流这个题目相当庞大，因此本文只是科普性质的简略介绍，受学术水平与参考资料所限，难免有错漏之处，恳请读者斧正。
早期的日本本土建筑
关于早期日本的建筑形式，我们能了解到的大多是神道教建筑，一开始，日本的神明居住在自然中，人们把神明禁地用石块、注连绳围合起来，祭神使用的是作为宫殿建筑的“神宫”。佛教传入后，神道教有意识地模仿佛教寺院，为自己的神灵建立社殿。这些早期神道教建筑中，代表作有“神明造”的伊势神宫、“大社造”的出云大社和“住吉造”的住吉大社。现在能看到的神宫已经经历了数千年来的“式年迁宫”，早已不是原物，但依然保留了上古时代的一些特征。
日本建筑史学家伊东忠太认为，神宫的建筑样式是由上古时代的原始茅草屋住宅“天地根元造”演变而来的，将茅草屋下部用干阑结构垫高，就形成了悬山屋顶。由于没有瓦，一般使用茅草或者桧树皮铺设屋顶。屋顶上有斜出的千木（有的有结构功能，有的是纯装饰构件）和垂直于屋脊的方形鲣鱼木。人们需要通过阶梯登上干阑式的底座，入口也位于山面短边的一侧（伊势神宫的入口则位于我们熟悉的长边）。由于建筑技术原始，构件大多是直线构造，也很少使用色彩装饰。
这一节所述建筑，虽然是日本本土化的建筑，与主题关系不大，但其中潜藏的日本本土特色的风格特征，将始终伴随日本建筑的发展历程，乃至演化出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构件，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述。
[1]原始的茅草屋住宅“天地根元造”（图源：伊东忠太《日本建筑小史》）
[2]住吉大社本殿
[3]住吉大社本殿（图源妻木靖延《图解日本建筑》）
飞鸟样时期：佛教、圣德太子与法隆寺
6世纪，佛教传入日本，永久改变了日本建筑的发展轨迹。关于佛教在官方层面传入的时间，有壬申说（公元552年）和戊午说（公元538年）两种说法，但不管是哪种说法，都离不开朝鲜半岛上的一个国家——百济。百济是扶余人南下在朝鲜半岛西南地区建立的政权，是朝鲜半岛三国之一，长期与高句丽和新罗并立。公元4世纪末，百济就向晋朝派出了使者，胡僧摩罗难陀自晋朝来到百济，开始弘扬佛法，后来百济又向刘宋、萧梁遣使朝贡，并向南朝请求毛诗博士、工匠、画匠等专业人才。《梁书·东夷传》载，梁太清三年（公元549年），正值侯景之乱，百济使者不知，仍来建康进贡，见宫城坍圮，在路旁痛哭流涕，侯景便将他们拘禁了起来，直到侯景之乱平定才被释放。由此足见两国联系之深。
百济与日本的联系也由来已久，为了寻求与高句丽对抗的支援，不仅曾派太子到倭国作为人质，还送上陶器工匠，日本列岛从此获得了烧制瓦片的技艺。6世纪百济向日本进献佛像经书，南朝——百济——日本的文化交流从此翻开了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页。在经过国内关于佛教存废血腥的权力斗争之后，佛教最终在大臣苏我氏的强力推动下，在日本站稳了脚跟。在百济同时送来的寺工、瓦工、画工等工匠的协助下，公元588年，法兴寺（又名飞鸟寺）建立，正式标志着日本进入了飞鸟时代，这一时期的建筑形式也被称为“飞鸟样”。
推古天皇时代（公元592年-628年），日本重要的政治人物圣德太子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在摄政期间积极引入中国文化，特别是当时在隋朝盛行的佛教。据说圣德太子拜高丽僧人慧慈为师，亲自学习佛教经文，并为《胜曼经》和《法华经》撰写义疏。公元607年，圣德太子创建法隆寺。如今留存的法隆寺虽然是在被火灾烧毁后，于公元8世纪初重建的结果，但依然遵从了飞鸟时期的建筑形式，因而被视作飞鸟样建筑的典型代表。其金堂与五重塔作为世界最为古老的木构建筑，让我们得以一窥飞鸟时代的建筑风貌。
法隆寺展现的是早期佛教寺院的布局形式，与我们现在常见的中轴线布局的寺庙形式有很大不同：整座寺院以塔和金堂为核心，塔殿左右布局，外圈用围廊环绕，这种布局与佛教草创时期信徒“舍宅为寺“的习惯有关。与同时代的中国乃至其它日本建筑相比，追随一百年前圣德太子时期建造形式的法隆寺无疑是”落后于时代“的，这主要体现在薄弱的榫卯结构和横向构件上。法隆寺金堂的横向构件没有分化，截面大小单一，并不像后来建筑的梁架那样直接起支撑作用，而是依靠多达四层的十字形层叠铺设，形成像井干式建筑一样的“墙”，承接上层荷载。与之对应的是，垂直构件极度粗壮，五重塔内部甚至使用了一根贯通全塔的”心柱“。斗栱则采用了所谓“云形斗栱”，可以视作一种简单的单层斗栱，斗栱雕刻成云饰样，在中国及朝鲜并无相似案例，可能是建造者即兴发挥的结果。
关于法隆寺及其代表的飞鸟样建筑与同时期中国建筑的渊源，虽然国内没有同时期的建筑可以印证，但仍有许多旁证：位于现在韩国扶余郡的百济时期定林寺五层石塔，与法隆寺五重塔外形上有非常相似的近缘关系；傅熹年与张十庆教授均在研究中通过对法隆寺建筑尺度的推算，证实了工匠在建造时使用了来自朝鲜的高丽尺作为基本的尺度模数；上下收分的梭柱，勾栏上一斗三升和人字栱的使用，在北魏云冈石窟的雕刻中也有迹可循。种种迹象，都呈现了与后面将要讲到的传承自唐代的建筑样式迥然不同的特征，暗示着它与中国南北朝建筑，尤其是南朝建筑可能的渊源。
这一次的建筑传承注定是短暂的，圣德太子去世后，奈良时代的日本人开始马不停蹄地追寻更为先进的建筑技术，这次他们将要效仿的，是日益强盛的唐王朝。公元630年，第一批遣唐使渡海前往中国。公元645年，效仿唐朝制度的大化改新开始。当新兴的法相、华严、天台诸宗与归国的留唐僧人一起来到日本时，日本的建筑也将随之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未完待续）
[4]日本第一座佛教寺庙——飞鸟寺复原图
[5]法隆寺金堂及五重塔
[6]法隆寺细部（注意云栱，云栱上方承载的木枋层叠部分和勾栏下的一斗三升与人字栱的组合）
[7]图源：穗积和夫绘《法隆寺》插图
[8]日本的井干式建筑
[9]北魏云冈石窟中五重塔形象
[10]扶余定林寺五重石塔
[11]北魏云冈石窟一斗三升与人字栱
参考资料
[1]（日）伊东忠太《日本建筑小史》
[2]（日）妻木靖延《图解日本古建筑》
[3]曹汛. 中国南朝寺塔样式之通过百济传入日本,百济定林寺塔与日本法隆寺塔. 建筑师. 2006,(01)
[4]傅熹年. 日本飞鸟、奈良时期建筑中所反映出的中国南北朝、隋唐建筑特点. 文物. 1992,(10)
[5]张十庆《中日古代建筑大木技术的源流与变迁》
[6]（日）西冈常一 宫上茂隆《法隆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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