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3日，孙传芳在天津遇刺身亡，消息一经传开，社会各界舆论反应强烈。作为北洋军阀中的后起之秀、前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可谓名噪一时，其遇刺事件立即引起了全国关注。
各大报刊的评价“一边倒”
《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妇女月刊》等报刊皆在14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孙传芳被刺身亡的消息，但从各大媒体的评论看，对孙传芳其人是大言其过而少言其功。对于行刺的施剑翘则多给与了同情与支持。
《大公报》以“孙传芳如此下场”为题，指出孙传芳之死是罪有应得，是10年前一时快意之举埋下的冤冤相报的祸根；《大众生活》杂志发表感言称:孙传芳皈依佛门，一面做和尚，一面当间谍，是今天“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明天“放下佛经，立地成屠”的典型屠夫。
主流媒体也贬低孙传芳
代表中央喉舌的主流媒体《中央日报》虽然不便公开表明立场，却也在11月26日刊发题为《孙传芳火烧万福桥》的文章，专门对孙氏残害生灵、祸害百姓之罪过及生前“燕赵卫士，左右环侍，不离跬步”的奢靡生活进行谴责，并详细介绍了孙传芳生前不顾民生的一桩恶行。
“民国十六年，孙兵败途经此桥，忽手谕其留后段成式旅长。于经过此桥时，用火油柴草浇到桥腹而摧毁之。于是此艰难缔造仅有之长桥付之一矩，从此每当发水之际，渡河者无不视为畏途，偶不慎浪涌船翻葬身腹者，时有所闻皆孙氏火烧桥腹所赐也。”
贬孙赞施的原因有四
全国各大媒体，包括《中央日报》都一边倒的为施剑翘开罪，报道其个人时多以“为父报仇”忠孝之形象，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与当时中国所处的形势密不可分：
为北伐正名。北伐军起兵之初，集中全力攻击盘踞两湖地区的吴佩孚，孙传芳趁机集结五省联军于江西，随时准备断北伐军之退路；北伐军连战连胜，保卫华中重镇武昌后，孙传芳命部队四面合围，企图一举围歼北伐军于武昌城下，后因部下纷纷倒戈而未得逞。
北伐军转向攻打孙传芳期间，孙军数独反扑，并重新占领九江等地，对城内的革命群众展开大屠杀；1927年8月，孙传芳趁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之机，勾结奉系军阀倾巢出动，带领11个师又6个混成旅反攻南京，幸亏桂系第7军等部拼死抗击，才未让其得逞。
孙传芳罪有应得。孙虽然恶行累累，但由于长期避居天津租界，身家豪富，因此生活依然安逸，竟然还建起居士林，每日参禅礼佛。广大群众和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对“有些军阀得意时残民以逞，祸国殃民，失意时又专事勾结，数典忘祖”的情况早已深恶痛绝，此番孙传芳被杀，正是遂了全国人民的心愿。
拉拢冯玉祥。冯玉祥的鼎力帮助是“施剑翘案”处理结果的关键因素。1935年，华北局势日益危急，全国要求抗战呼声很高。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上，冯玉祥因坚决主张抗日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12月28日，再次当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成为国民政府高层的核心成员，加上冯玉祥在西北军中的威望和地位，蒋介石迫切需要冯的鼎力支持。此时，行伍出身的冯玉祥深深为施剑翘的坚毅行为而感动，公开呼吁为其减刑，要求政府特赦，蒋介石也就乐的顺水推舟。
顺应时代潮流。20世纪30年代，女权思想在中国大地上已经悄然兴起，施剑翘苦等十年为父报仇的精神和义举被誉为“女中豪杰”、“一代侠女”，多个省市的妇女代表公开通电，要求特赦。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当时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中，中心思想就是倡导国民道德，忠孝节义。在“施剑翘行刺案”中，其行刺的理由“为父报仇”“为国除害”，各大团体也纷纷以此请求:“孝之诚，其行之勇，特为请特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