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四年（1908）孟冬十月，北京城已是北风阵阵，寒意袭人。当月二十一日，年仅38岁的爱新觉罗·载湉，匆匆走完了他悲惨而又短暂的一生。
可怜这个大清帝国名义上的主人，“威加海内、泽被万邦”的德宗光绪帝，在弥留之际，即没有皇室宗亲、王公重臣在旁殷勤侍奉，病榻之侧，甚至连御医、宫女、太监都踪影全无。
年轻的皇帝被囚禁长达十年之后，最终如同真正的孤家寡人一般，突然而又悄无声息地暴毙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中。
而无独有偶的是，光绪帝驾崩仅仅一天之后，王朝的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病逝于紫禁城仪鸾殿。
皇帝和太后生前矛盾重重，水火不容，又在两天之内相继死亡，当中间隔不到二十个小时，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另有隐情，实在令人感到蹊跷。
尤其是光绪帝正值盛年，虽一直体弱多病，但此前十几日，病情稳定，精神状况良好，绝无生命垂危的迹象。
而随着光绪帝的骤然猝死，一时之间朝野流言四起，堂堂大清天子，究竟是病重不治还是遭人谋害，如果皇帝确实是死于非命，那么这件惊天的弑君案，背后的凶手又到底是谁？
飞来横祸1875年1月12日，清朝第十位皇帝，年仅19岁的同治帝爱新觉罗·载淳，驾崩于紫禁城养心殿。
同治帝生前时常潜出宫外鬼混，最喜流连勾栏瓦肆，出没烟花柳巷，惹得一身风流病。以至临死之际就已经暴露出典型的梅毒发病症状。
这种难以启齿的“恶疾”，已经令大清蒙羞，为保住皇家颜面，对外只能声称天子罹患天花而亡。
而对于孀居多年的慈禧太后而言，被寄予厚望的独子早早离世，更是莫大的悲痛。
只是与这些烦心事比起来，大清皇位的继承人问题，更令皇太后与一众臣工焦头烂额。
载淳并无子嗣，按照父死子继的祖宗家法，应该从皇室近亲中择选下一代“溥”字辈宗室子弟入继大统，而当时最合适的人选是道光皇帝长子奕纬的嗣孙溥伦。
但如此一来，同治的皇后将升格为皇太后，慈禧将彻底失去垂帘听政，继续把持权力中枢的机会，因此叶赫那拉氏以溥伦乃是过继并非嫡出为由，将其排除在继承人之外。
而当时道光帝一脉，溥字辈皇族仅有溥伦一人——父死子继不行，那便只好采用兄终弟及的方案，从同治皇帝的平辈中再继续寻找合适的人选。
同治帝载淳并无兄弟，只能适当放宽条件，在其堂兄弟中确定人选。而按照这样的标准，恭亲王奕訢长子载澄，醇亲王奕譞次子载湉都符合继位的要求。
尤其是载澄已年满17岁，所谓“国有长君，社稷之福”，立载澄为帝，于情于理应该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年仅4岁的载湉意外成为了大清国新的主人。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不仅是因为载湉的父亲、胆小懦弱的醇亲王奕譞比他精明强干的六哥恭亲王奕訢更容易对付。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醇亲王奕譞的嫡福晋、载湉的生母叶赫那拉·婉贞是慈禧的亲妹妹。
载湉即是慈禧的外甥又是侄儿，如此亲上加亲的特殊关系，自然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况且新君年幼，又更利于加以掌控。
就这样，野心勃勃的叶赫那拉氏一手操纵了大清帝国新君的人选，载湉奉旨入嗣咸丰，成为大清入关后第九位皇帝。
但对于醇亲王一家而言，幼子被选为皇帝，绝非什么值得炫耀的幸事，而对于冲龄践祚的载湉而言，意外登基，则更像一场突如其来并导致其一生悲剧的巨大灾祸。
不幸的开端据当时在场翁同龢的记载，醇亲王奕譞得知儿子即将入继大统的圣旨后，“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
这哪里是新皇登基，分明是如丧考妣！
谨小慎微的奕譞，不敢对朝廷的决定表示出任何的异议，只是巨大的恐惧和惊吓，让他难以自持。
载湉为何能成为天选之子，背后的用意不言自明，而对于慈禧这个嫂子的心思和手段，他也是再清楚不过了。
从此以后，他作为皇帝的生父将如何在复杂的政治漩涡中自处？等待亲生儿子的又将是何种命运？实在是不忍细思，细思则极恐。
更为可怜的是载湉的生母，这个命运悲惨的女人，1866年，其未满两岁的长子载瀚不幸早殇，现在又要眼睁睁看着唯一的儿子被送入宫中。
从此宫墙内外，君臣有别，作为一个母亲，还有什么比承受骨肉分离更加痛苦的事情。
而更为不幸的是，其后叶赫那拉·婉贞又育有二子，但都先后夭折，上天一次次剥夺了她作为母亲的机会。
当然，最无辜又最无助的，还是少不更事的光绪帝。年幼的载湉，先是莫名其妙地成为了大伯咸丰的儿子，然后糊里糊涂地被一群王公大臣簇拥入宫，接着便被带到大行皇帝的灵前拜谒。
对于一个四岁的孩子而言，睡梦中被强行从母亲身边带走，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众人，还要做着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此时的大清新君，除了嚎啕大哭，剩下的便只能是任人摆布。
而从法统的角度来讲，光绪已经跟亲生父母没有了关系，因此从其入宫开始，慈禧太后也在有意让载湉放弃和忘记过去的身份，不仅严禁其生母入宫，甚至连其乳母也赶走了。
如此有违人伦、隔断亲情的举动，给光绪帝的童年蒙上了巨大的阴影。再加上慈禧性格强势，对于光绪这个嗣子又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因此对其生活起居、言行举止要求都异常严格。稍有不是，动辄呵斥责罚。
光绪的性格也随其父，比较懦弱，面对慈禧的高压根本不懂也不敢反抗，缺少亲情关爱与呵护，又长期处于孤独、压抑甚至恐惧的宫廷生活之中，导致光绪性格上优柔寡断、患得患失，而精神上也是长期萎靡不振、郁郁寡欢。
据梁启超所撰《戊戌政变记》中记载：“皇上见西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为之胆破”。
而说到底慈禧只是将光绪视作争权夺利和达成其政治愿望的工具，从未真正关心过这个傀儡皇帝的物质需求和内心世界，宫女太监更不敢跟皇上过于亲近。
饮食温饱无人悉心照料，衣着冷暖无人留意看护。光绪帝又自幼身体孱弱，加上精神、心理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不快，就愈发难以抵挡疾病的侵袭，这也给光绪帝留下了许多无法痊愈的病根，终其一生，都被遗精、肺结核和神经性疾病所困扰。
被操纵的人生好在暗无天日的童年中，还有帝师翁同龢能给小载湉带来一点安慰和温暖。
这个温文尔雅、学识渊博的老师，除了传道授业解惑之外，生活上也对年幼的皇帝照顾备至。
师徒二人在毓庆宫朝夕相处，翁同龢给了年幼的光绪帝许多心灵上的慰藉，而载湉在心理上对师傅更是极其依赖。这种名为师生实胜父子的关系，成为了光绪黑暗童年中唯一的光亮。
从四岁登基开始，朝堂之上便一直是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光绪徒有皇帝虚名，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受人控制的木偶和必不可少的摆设。
哪怕是十八岁亲政之后，仍然没有摆脱慈禧太后的控制，凡遇大事必须向“亲爸爸”请示定夺，光绪作为皇帝，其实并没有多少决定权。
除了朝政事务，生活上光绪同样没有自主权，甚至连终身大事都要看慈禧的脸色。
就在其即将亲政之际，慈禧为了归政之后更为有效地控制光绪帝，竟将自己胞弟桂祥之女（即后来的隆裕太后），硬塞给光绪当皇后。
且不说光绪和隆裕本来就是姨表血亲关系，陡然成为夫妻，这让载湉从心理上怎么能够接受，而且隆裕的相貌也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更让皇帝提不起半点兴趣。
而这样畸形的政治婚姻，不仅让光绪的内心无比抗拒，一生未与皇后同房，而对于隆裕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折磨。
童年遭遇不幸，婚姻受人操控，更可悲的是，光绪所处的年代，又正是清王朝最为积贫积弱的一段时光。
先是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国军队取得镇南关大捷，但是清政府不败而败，与法国政府签订了《中法新约》；
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清军战败，清朝政府又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辽东，并赔款白银二亿两。
而随后因反对签署这一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更引发康有为、梁启超号召十八省近1300名举人，联名公车上书。但上书因顽固派的阻挠，并没有送到光绪帝的手中。
1897年11月，德国军队强占胶州湾，民族危机日迫，康有为再度上书，分析形式、痛陈利害，声称如不改弦更张、变法图强，则“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同时，在翁同龢的斡旋之下，光绪阅读了康有为自撰的《日本变政考》和《彼得大帝变政记》，内心被其主张打动。帝国风雨飘摇、内忧外患，而光绪皇帝年富力强，锐意进取，不愿做亡国之君，意欲变法挽救社稷、重振河山。
戊戌变法和囚徒天子但即使万事俱备，要想变法革新，也必须经过慈禧太后的首肯，那慈禧的态度究竟如何呢？
据英国人濮兰德所著《慈禧外传》记载，慈禧对前来请示的光绪皇帝表明了态度“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既不阻止”。
可见，无论慈禧如何的独断专行，但在维护江山社稷这一点上，她与光绪帝是具备共同利益的。所不同的是，其主张在不违祖制的前提下，有限度、有节制的变法。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戊戌变法”正式开始。
但不幸的是，母子二人虽然在变法维新的大方向上达成了初步的统一，但随着变法的深入，他们在思想观念上的差异逐渐显现，更致命的是，变法过程之中，诸多现实利益的碰撞又在所难免。
慈禧支持变法，但不代表她会轻易放权，而光绪为了保证变法的成功，必然会要求更多的权力，这样的矛盾是在整个变法过程中根本无法调和的。
同时，光绪为搬开挡路的守旧派，驱逐异己、提拔帝党、启用新人，这样的举措，激起了保守、顽固势力的强烈敌意，甚至向慈禧哭诉请求其重新训政。
随着帝党势力的逐渐壮大，已经隐隐让慈禧感到不安，而最为致命的是，光绪又召见新军统帅袁世凯，这一变相谋求兵权的举动，彻底触犯了慈禧的底线。
变法第五日，慈禧便强迫光绪连发三道上谕，
其一，任命其宠臣荣禄署理直隶总督，掌握京畿重地兵权；
其二、凡受新职的二品以上大员，均需到皇太后慈禧面前谢恩，直接垄断了高级官员的任免权；
其三、将变法的的关键人物，三朝元老、两代帝师的翁同龢罢黜出京，尤其是这第三条，堪称是对光绪及其帝党的致命一击。
光绪胆小懦弱却缺乏其父醇亲王的谨慎，过于急躁、激进的维新措施使满清权贵的既得利益大受损失，又直接将矛头对准了仍然大权在握的慈禧，帝后两党的权力争夺日趋白热，矛盾更是日益加剧。
反对变法的呼声甚嚣尘上，慈禧虽然也感到变法维新可以使国家富强，但如果要其付出丧失权力的代价，那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坊间更是风传，慈禧将在九月天津阅兵时行废立皇帝之事，光绪自感危机重重，即为变法之成败，也为自身之安危，忧心忡忡的载湉只能找维新派商议对策。
而一介书生的康有为完全没有料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竟然异想天开的暗中联络手握兵权的袁世凯，希望其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颐和园，软禁慈禧太后。
当时满口答应的袁世凯，转身便将维新派的计划向荣禄和盘托出。其实这也很好理解，袁世凯又怎么可能为了无权无势的光绪帝，冒着抄家灭门的风险去和慈禧太后对抗？
9月21日，慈禧太后突然由颐和园返回宫中，发动政变，将光绪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之中，并宣布再次训政。
至此，历时103天的维新运动以失败告终，康、梁逃亡海外，谭嗣同、杨深秀等“戊戌六君子”血染法场。而光绪帝也开始了此后长达十年的囚徒生涯。
突然暴毙戊戌变法的失败，光绪帝的人生走向了更为黑暗的绝路。
瀛台四面临水，仅北面有小桥与陆地相通，实际上就是一座孤岛。
慈禧对于光绪的犯上忤逆之举怀恨在心，对外以皇帝患病为由，将其囚禁于此，更安排二十几名太监，名为照料光绪起居，实则监视其一举一动
只有每日早朝时，慈禧太后才命人将其带上朝堂，但光绪也明白，自己无非就是一种摆设，因此朝堂之上或一言不发，或唯唯诺诺，或择些无关紧要的话语应付两句。
堂堂九五至尊，不仅完全丧失了人生自由，更是被彻底剥夺了处理国家大事的权力。
即便如此，慈禧太后仍然是难消心头之恨，一直想废掉光绪，只是朝野上下反对之声不少，而英法列强也强烈抵制才未能如愿。
此后十年，身为大清皇帝的光绪，除了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随慈禧出逃，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瀛台中孤独地度过。
光绪本就身体羸弱，重疾缠身，再加上心情忧郁，失势后又无人照拂，病情逐渐加重，身体也很快就垮掉了。
见载湉身陷囹圄又缠绵病榻，再也没有能力与其对抗，慈禧也终于对这个“不孝之子”有了一点恻隐之心。
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开始，皇帝的病情日益严重，宫中御医束手无策，慈禧便命令各省名医入京为光绪诊治。
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光绪帝的身体早已受损严重，虽经悉心治疗，但病情仍然是时好时坏。
1908年11月14日，38岁的光绪帝暴毙于瀛台之中，仅仅一天之后，慈禧太后也病逝于紫禁城中。
临死十几日之前，光绪身体并无异常，甚至还数次到瀛台水边散步，却在慈禧死前一日突然暴毙，尤其是此前数日，光绪病情突然恶化，于卧榻之中痛苦翻滚，口舌焦黄、面色发黑且大呼腹痛，似有中毒的迹象。
关于光绪帝死因，其身后百年一直争议不断，直到2008年，各方专家耗时五年，经过对其头发、遗骨、衣服采用一系列现代化的检测手段，才最终确定光绪皇帝确实是死于急性三氧化二砷（即砒霜）中毒。
光绪死因之谜终于解开，至于究竟是谁投毒，虽然已无从考证，但结合其死亡时间，慈禧自然有最大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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