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身在香港的“船王”包玉刚，得到一个令他激动不已的消息：姨表兄卢绪章，在北京已担任旅游局局长一职。
说起这卢绪章，确实是我党的一个传奇人物，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就是以他为原型拍的。他曾是我党的一名王牌特工，打入国民党内部多年，被称为我党的一个“钱袋子”。建国后，卢绪章受到国家重用，不但出任了旅游局局长，还负责外资建设等工作。
看到表兄如此受重用，60岁的包玉刚也急切地希望能回大陆看看，希望能为大陆做出点贡献。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包玉刚还不敢“轻举妄动”。
毕竟早前的数年里，大陆是不允许个人随便做生意的。而1978年的新中国，正处在一个选择的关键时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包玉刚不能确定。
想带钱回大陆做贡献，却不知从何入手，包玉刚急得不行。最后，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以妻子的名义给大陆发一份电报。
包玉刚的妻子与卢绪章的夫人是表姐妹，以她的身份发份电报，表达全家人想回大陆探亲的愿望，显然要更稳妥、更低调。
拿着这份电报，卢绪章的反应很敏锐，他立即报告给中央。最后，这件事传到了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耳朵里。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奇怪：一个商人要回大陆为何会惊动邓小平，这是不是有点儿太夸张了？事实上，这一切并非这么简单。
本期，魂说要跟大家说的，正是邓小平跟“船王”包玉刚之间的一段往事。包玉刚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确定好要捐款后，他提出了什么特殊要求？为何众人都不敢答应？邓小平又是如何果断决策的？
一：“船王”的钱，赚得并不容易在人前，包玉刚是无比风光的。他曾是世界上拥有10亿美元以上资产的12位华人富豪之一，英国女王亲封的爵士，比利时国王、巴拿马总统等人也都给他或授过勋、或授过奖。
到1978年，业界公认的“船王”共有10人，包玉刚稳坐第一。业界好友们经常和他开玩笑称：一个商人该有的风光，你都有了。
但了解包玉刚的人都知道，他是个极度自律、极度节俭的人。他每天的生活方式很简单，从不打麻将、不喝酒、不抽烟。他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跳绳100下、游泳20分钟后，开始一天的工作，日日如此。
至于绯闻之类的，他更是从来都没有过，与妻子黄秀英从来都是相敬如宾。对4个女儿，他要求则极为严格。有一次，女儿想让他买双红皮鞋搭配自己的红裙子，他却说：“我看还没破，路走正就够了！”
之所以如此自律和节俭，是因为包玉刚很清楚这一路走来，自己吃过多少苦、承受了多大压力。
包玉刚1918年出生在浙江宁波，父亲包兆龙是一个小商人。当时的宁波商人，属于我国商界最活跃的群体之一，包玉刚从小在父亲那里学了不少，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抗日战争期间，跟父亲在上海生活的包玉刚，无法在战火中继续上学，便早早地进入银行工作。因为早就对商界颇为了解，又踏实肯干，没几年他就成了上海市立银行的业务部经理。
世人都说“性命改变命运”，这个说法用在包玉刚身上，似乎很贴切。在当时的情况下，旁人都认为包玉刚如果继续在银行工作，那银行行长的位置就是他的。要知道，那可是上海市立银行的行长，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
偏偏包玉刚是个极有“野心”的人。1949年年初，他居然向行长递上了辞职信，表示：要举家迁往香港，要闯出一片天地再回来！
当时，很多人都看不懂包玉刚的这一选择。而他和父亲，也确实为这次“任性”付出了巨大代价。初到香港的他们，一开始做进出口生意，从大陆购买肥料、干货都等特产运到国外卖。
在包玉刚看来，做这些事既利国利民，利润也不少，远比坐在银行更有挑战性，所以他样样亲历亲为。遗憾的是，没过多久，我国就开始决行国家统办土产出口，包玉刚的进出口之路被彻底堵死。
一下子，在商场打拼多年的父亲包兆龙，急得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而包玉刚则很快找到了新出路：做航运生意。
当时的航运界，基本上是老外的天下，国内涉足的人极少，所以父亲包兆龙一开始并不同意。后来经不住儿子苦口婆心地劝，才勉强把家底掏了出来，父子俩一起征战航运界。
那段时间，为了借钱买船，包玉刚是四处借钱。他曾千里迢迢跑到英国找昔日老友帮忙，但朋友们一听说他要去做航运，个个都变了脸色。甚至，有朋友拉着他的衬衣说：“玉刚兄，你年纪还轻，对航运一无所知，小心别连衬衣都赔进去！”
好在，包玉刚最后找到了一家银行贷款，才勉强凑足了70多万元，买下了一艘排水量8200吨的旧船，这是他人生的第一艘船。
此后，包玉刚开始了自己的开挂之路。到他写信给表兄卢绪章时，他的船队拥有数百艘船。他每一次的大小动作，都会在业界引来震动。就连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在美国见到他时，都不得不说上一句：“与你相比，我只是一粒花生米”。
二：包玉刚回大陆捐款时，提出特殊要求人人都说包玉刚有钱了、有名了，家庭又幸福美满，应该满意了。但在包玉刚心里，却始终有一个心结：祖国还不够强大。彼时的香港，商界都得看英国人的脸色，中国商人去银行跑贷款和英国商人去银行，完全是两种待遇。
这一切，包玉刚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深知唯有祖国强大了，华商才能真正被人看得起。
1978年，包玉刚以妻子的名义给卢绪章发完电报后，就在香港焦急地等待消息。而这件事之所以惊动中央，引起邓小平的注意，无非两个原因：
其一，包玉刚在香港华人界的影响力太大，他的一举一动都会惹来大量巨商、媒体的注意；
其二，当时邓小平正在下着改革开放的“大棋”，要走好这第一步，太需要像包玉刚这样的商人、
因此，邓小平当众表态：“船王要回来，好事嘛！”。随后，他马上授意专门负责侨务工作的廖承志复电：“热情欢迎包玉刚夫妻回大陆！”
收到复电，包玉刚欣喜万分。1978年10月，包玉刚推掉其它工作，带着夫人踏上了北上的飞机。此次回来，包玉刚敏锐地感觉到了大陆的改革气息。特别是跟表兄卢绪章谈过后，他更加确定了这一点。
于是，在1980年3月，他正式受邀到北京商谈航运合作事宜。整个会谈的过程，是极为融洽的。期间，包玉刚说了这样一句话：“北京缺少旅游饭店，我来贡献，就在北京建一座旅游饭店！”
为建好这座饭店，包玉刚愿意出1000万美金，保证饭店光是客房就达到300间。并且，他还愿意另捐1000万美金，在上海建一所现代化图书馆。
但同时，包玉刚也提出了一项特殊要求：饭店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叫“兆龙饭店”。
在前文梳理包玉刚的发家史时，我们就能发现：父亲包兆龙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若非有他的支持，包玉刚根本走不到这一步。包玉刚提出这一要求时，老爷子已经80多岁了，做儿子的想在捐助祖国大陆的同时，也以这种方式表表孝心，似乎没什么不对。
但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员，都不敢立即答应。于是，这1000万建饭店的钱，一时间竟无人敢接。一边拿着钱，急切地等待回复；一边犹豫不决，不知该怎么办。这种局面，把负责主管旅游饭店建设工作的庄炎林急坏了。
于是，他马上找到了负责管理侨务工作的廖承志，希望他能定夺。这下，则轮到廖承志着急了，他在屋里来回踱步，不知该怎么办。从内心来说，他和庄炎林都觉得包玉刚的要求并不过份，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肯定是会有人不理解的。
廖承志明白，就算他答应下来，将来项目在推进过程中也可能会被人指指点点。到时候，他凭自己的力量是无法说清楚的。思来想去，他认为这个事还是要请邓小平做决定。于是，这件事又被他上报给了邓公。对于这件事，邓公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他顶住压力，一锤定音拍板：
其一，邓公指出：人家无偿捐款1000万美金，这是对我们的建设很有用的事，何乐而不为？
包玉刚一次性捐款加起来共2000万美金，确实是个罕见的大手笔。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笔钱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其二，邓公指出：人家讲孝心，想借此表达对给予自己生命和教育自己成人的父亲的深情和谢意，是好事嘛，我们共产党人要讲人情啊，何况人家对我们有贡献，纪念纪念应该！
在世界范围内，以自己亲人命名的医院、建筑物有很多。从这一点来说，包玉刚的要求也并不过份。更何况其父包兆龙一直热心公益，曾资助多名年轻人深造，在社会上美誉度极高。
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邓公还特意公开表示：“别人不同意，那就由我出面接受这笔捐赠”。同时，让包玉刚更感动的是，邓公还特意大笔一挥，给题下了“兆龙饭店”4个大字。要知道，邓公平时可是不轻意题字的。而他给外资饭店题名，这也是唯一的一次。
三：邓小平此举有多高明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包玉刚2000万美金捐款的事，到邓小平一锤定音也就结束了。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后来的很多事都证明，当初邓小平的决定有多高明。
与大陆方面越走越近后，包玉刚在香港更是“大刀阔斧”，做了一系列让华商扬眉吐气的事。
自从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后，英国商人一直碾压华商。到了上世纪70、80年代，华人巨商纷纷崛起，让英国商人们颇为头疼。但彼时，还没几人敢跟英国商人在大事上公开叫板。而包玉刚，就是那个敢对英国商界说“不”的人。
包玉刚把目光，投向了香港最大的码头九龙仓。只要能掌握九龙仓，那就是掌握了香港大部分物资装卸和储运业务。于是，包玉刚花巨资买下了九龙仓20%的股份，强势进入九龙仓董事局。
英国人一开始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毕竟当时他们占股更多，大事小事还是由他们说了算。直到1980年4月，包玉刚通过各种收购股份后，份额占到了约30%。这下子，英国人真的慌了，他们意识到这个宁波来的华商“来势汹汹”。
英国人马上找到汇丰银行，让他们拿出足够的现金，准备踢走包玉刚。当时，包玉刚正在欧洲，英国人想趁他不在，秘密把这事就给办了。
这一情况，很快就传到了包玉刚耳朵里。他一面假装自己仍要在法国度假，还对外称自己要去拜会一下墨西哥总统。但事实上，他已筹集大量资金，秘密回到香港。
几个小时后，当他出现在记者招待会现场时，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到当铺里转了一转。而后，包玉刚在谈笑间调动了21亿资金，以极快的速度，将英国资本打得再无翻身之力。
包玉刚的这次与英国人“叫板”，如今已成为商界的一个传奇事件。而在当时的香港，更是给了无数华商足够的信心，让他们有勇气跟英国人在各行各业斗上一斗。
大家别以为，这只是商界的事。事实上，最终这些事都与一件大事息息相关，这就是：1997年的香港回归。
早在1974年，毛主席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就曾明确表示过：“香港是割让的，九龙是租借的，还有24年！”当时，邓小平等人也陪同在座。毛主席指了指邓小平等人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他们的事情了！”
此后，香港问题就成了邓公心里最大的牵挂之一。
1982年9月份，邓小平跟“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之间，曾有过一次世界瞩目的会谈。这次会谈原定为1个半小时，但最后因为两方争锋相对，足足延长了50分钟。
当时，撒切尔曾这样吓咱们：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她抛出这样的言论，无非就是要表达：要想维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继续让英国人来管治它。
撒切尔之所以敢这么“恐吓”我们，是因为进入80年代后，当我们正在为香港回归进行一系列谈判时，英国人却时不时在香港散布各种说法。
因为缺乏信心，当时香港出现了不少资金撤离、人才外流的情况。对英国人来说，这样的结果正是他们想看到的，他们想以此为要挟吓得咱们不敢推进香港回归。
在这种情况下，因捐款一事而对邓公颇为钦佩的包玉刚，为稳定商界做了很多事，他频频高调地出现在公众面前。
一方面，他痛批某些人“为了英国人的利益，出卖香港人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一次次在香港加大投资，并多次购买大陆产的船只后，公开表示：“我们不能悲观，无论在航运业还是地产业，我们没有理由停步不前！”
事实证明，邓公果然没有看错人。后来，为表示大陆对包玉刚的支持，邓公曾多次接见他。1985年，兆龙饭店竣工时，邓小平还亲自出席剪彩仪式。
1986年，邓小平在又一次接见包玉刚时，特意请他转告香港商界人士：“国家不会不讲信用，大家齐心协力把基本法搞好，前途就更有保证！”此后，包玉刚每每谈到回归问题，总是念着4个字：相信祖国。
当包玉刚信心满满的样子，一次次出现在各大报纸上时，所有人都意识到：邓公当年同意他以父亲之名命名饭店，是多么高明之举。可以说，邓公用一件小事赢得了一场“大战役”的胜利，可谓四两拨千斤。
除了助力香港回归外，包玉刚还特意向邓公提出，希望在老家宁波办一所大学。邓公很高兴，赞扬他这是有见识。1985年10月份，仅一年时间，宁波大学便举行了奠基典礼，包玉刚捐资高达2000万美金。
一个自己不舍得吃穿，连女儿小时候买鞋的钱都要节约的商人，在无偿捐钱给祖国这件事上，却从未含糊过。这样的人，自然值得邓公赏识。1991年9月23日，包玉刚病逝，享年73岁。邓小平特意发来唁电，称其“功在国家”!
尾声：总有人不清楚，为何邓公总有一呼百应的力量？为何包玉刚、霍英东等爱国商人，每每提到邓公时，总是由衷地佩服？在梳理了邓公与包玉刚的这段往事后，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为8个字：真诚待人，高瞻远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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