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里的杰出者，一是将才，一是帅才。两者的主要区别在对内关系上最能体现出来，那就是善于将将者为帅。心直口快、说话不讲方式、不高兴时一点就炸，或者打起仗来不要命、冲锋时还需要提醒“指挥位置在哪里”的多是将才。而有“脱队”或“策划脱队”（后文统称“脱队”）经历者，基本是那种不怕事又能惹事的人，往往是将才，并且是情商偏低的将才，能领导这种将才者，须有极大的包容心才行。
“脱队”俗称逃兵，在非战争年代亦是性质严重的错误；在革命战争年代那个特殊的环境里，“脱队”往往会被视为“叛变革命”，如果带枪开小差的话，被抓住基本都是枪毙。在我军历史上有过众多的“脱队事件”，其最终的处理，因为领导者的政策水平、智慧、胸怀、能力、性格、环境、背景等诸多因素，处理结果也各不相同。
一、脱队事件在众多的脱队事件中，许世友是其中最为有名的，也是传播最广的，但许世友并不是其中军衔和职务最高的。比如南昌起义三河坝分兵失败后，当时任连长的林彪对前途感到无望曾离队出走过，因为到处有匪兵拦截走不出去，当夜自己又返回了队伍。出走前他还劝陈毅一起走，但被陈毅拒绝，林彪返回后陈毅让他“仍回原来的连队任连长”（引自《陈毅传》，《陈毅传》编写组著，第28页及注解“陈毅于1971年10月老同志座谈会上发言谈及此事”）。再如在皖南事变突围中的危急时刻，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注：实际担任政委工作）“临时动摇”，率小队脱队出走一天半时间，之后党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潄石二人负总责”，解除了项英的决策权（引自《项英传》，王辅一著）。
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因对清算张国焘分裂主义扩大化，许世友表示不满而策划脱队出走，在被举报而隔离审查时，即便是面对毛泽东主席的亲自上门，他不服气时也敢动粗或以动枪相威胁，当然在口服心服时那就是百依百顺了，用农村的话说成了“顺毛驴儿”了。后来，他虽无限忠诚于毛主席，但还是时不时会找点事。解放后新中国倡导火葬，国家领导人上至毛主席下至各位将军，都在倡议书上签字以示带头作用，许世友却直接拒绝道“我不火化”，对此毛主席也予以了包容，也“觉得情有可原”。去世时邓小平指示“照此办理，下不为例”，因为许世友是“特殊性格、特殊经历、特殊贡献的特殊人物”。
在林彪、许世友脱队问题的处理上，因为毛主席、陈毅都是有大智慧的人，事件都得到妥善解决。而林彪、许世友也未因此受到多少影响。
而叶道志的脱队事件就比较悲剧了。叶道志，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10年生。其前期经历和陶勇、王必成相当，也来自红四方面军。1933年7月起，先后担任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九十二师师长，十师政委（师长陈锡联）。1938年春，他带领陶勇等几十位干部南下，南下途中担任临时党支部书记。到新四军军部后任第四团副团长。新四军初建，各方面还不完善，部队作风与八路军相差很大。他从红军师长转任新四军副团长（后任政委），而一个团也才1000人，仅相当于八路军营级规模，他觉得职务偏低了。另外四团人员都是福建人，语言及生活习惯相差很大。这让叶道志很是失望，于是工作消极，还经常说怪话。陶勇等战友劝他，他也听不进去。上级知道后，将其调到军部担任特务营营长。被降职后心里更加不满。
在这里，他遇到了新四军补充营营长陈康（原第九十一师二七六团团长）和特务营参谋长徐长胜（原九十二师二七六团副团长），这二人都是其老部下，两人也都有回到八路军的想法。1938年7月31日，到新四军还没半年，三人就私自离队，并携带手枪防身，北上寻找八路军。不久，军部追兵赶上，徐长胜被击毙，叶道志被抓回后被当成叛徒被枪毙。只有陈康侥幸逃脱，后回到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并被宣布处分，再后来在陈赓手下屡立战功，1955年为开国中将。据说，陈赓大将还为陈康军衔偏低之事在毛泽东主席跟前抱过屈。叶志道被枪毙后不久，陶勇接替其职位，率领第四团开赴前线，也是屡屡立下战功，1955年陶勇被授予中将军衔。
李先念在豫鄂边根据地创建新四军第五师之前，手下也发生过一起脱队事件，当事人叫钟伟，策划脱队出走前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三团政委。没错，他就是后来林彪第四野战军中的那个名气很大的“小个子”钟伟，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军事类传记文学，哪怕是从战将如云的第四野战军中只抽出十名战将写传记文学，虽然钟伟级别较低，却基本都少不了他。用大家熟悉的《亮剑》里的话来说，因为他是一个“两头冒尖”、极具传奇色彩的人。
关于钟伟的介绍很多，基本是“惹事”加“立功”。比如说钟伟是“《亮剑》中李云龙原型之一，亦是丁伟的主要原型。”也有人说钟伟就是中国的巴顿将军，个性张扬，桀骜不驯，能打胜仗，也是个不让领导省心的主。惹完李先念还不算完，后边他在四野司令员林彪甚至毛主席那里也都挂上了号。
因战功卓著，1948年初林彪有意提升钟伟做纵队副司令员。这本来是好事，但钟伟知道后却不愿意了。钟伟直接跑到林彪面前说：“我钟伟宁当鸡头，不做牛尾。”听到这话，林彪气乐了：“你小子，还想连升两级，回去，回去。”钟伟回部队把这事一说，别人都觉得恐怕是提升无望，可能还会把林彪给惹火了。岂料，几天后，上级的命令下来了，钟伟被升为十二纵队司令员，钟伟于是成为东北野战军（注：第四野战军前身）中唯一从师长破格提拔为纵队司令员的干部。
1955年全军授衔的前一年5月，授衔方案公布，中央军委初步审定中将、少将名单后，将名单发到各大单位党委征求意见。时任广西军区参谋长的钟伟看到自己是少将，尤其是得知自己在四野的老部下温玉成都是中将时，更不高兴了，扬言“我要把那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一来二去，这话传到了毛主席耳中，毛主席并未直接批评钟伟等人，而是不高兴地讽刺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但是，毛主席却没处理钟伟，反而亲自点名将其使用到至少得中将才能担任的北京军区参谋长的位置上去了，“低衔高职”。
笔者多年前就曾在网上看到过多个关于“钟伟”的传奇版本：说其因某某恩怨而郁郁不得志，于是携武器带着警卫班、媳妇一行数10人私自脱离新四军，北上寻找其八路军老部队，一路的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千里野营，等见到其老上级黄克诚时早已是一帮叫花子的模样了。黄克诚大为心疼并给其接风洗尘，说“既然回来了就先好好休息休息，那就暂代抗大分校校长去吧”，后在其坚决要求下又让其带兵上了前线，等钟伟在苏北立下战功的表彰通报出来时，李先念及第五师其他首长方得知钟伟早已脱离部队了……整个过程甚是曲折和离奇。
在钟伟的正式简历里，有这么一句话：“历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二团、第三团政治委员，苏北抗大五分校代理校长……”，这两个任职地点分别在豫鄂边区、苏北解放区，地理位置相差千里之遥。在这两个任职的“中间地带”，就隐藏着钟伟试图“脱离豫鄂挺进纵，单独带队伍到鄂南幕阜山去的活动”的“黑历史”。和李先念一样，钟伟当初也是从延安南下到新四军的干部中的一员，不同的是李先念是这支部队的最高领导者。网络文章中，往往时候说钟伟与李先念“关系不好”，其实不管是钟伟脱队的过程还是与李先念的关系，这些说法都有很大的问题。
二、李先念“二次创业”
李先念在大别山群众那里，其外号“李木匠”其实更广为人知。他曾率众参加黄麻起义，西征川陕时是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军政委，长征时随张国焘南下又北上，后奉命参加西路军远征。西路军失败后，李先念率余部左支队1000余人历经艰险到达新疆，抗战开始后成“建制”返回到延安。到延安后，受西路军的失败以及当时开展的清算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影响有关，总政治部把当年的军政委安排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当营长，连降六级！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时，普遍是降职安置，降两三级是很常见的，但连降六级的还真不多。毛主席在懋功会师时对李先念印象很好、也很深，听到这个消息后便把李先念找了去，问道：“听说要你到第129师去当个营长，有这个事吗？”李先念答：“有。”毛主席说：“这太不公平了！”毛主席便没有同意总政治部对李先念的工作安排，改派到大别山新四军高敬亭四支队当参谋长，再视情委以重任，但最后未能成行。
之后的1938年11月底，李先念随同中共中央指定的中原局成员之一、组织部长朱理治所率部分干部向中原敌后进发，前往桐柏山中的确山县竹沟镇，并留下李先念在豫鄂边区党委工作。新四军第五师的前身，并没有成建制的红军或八路军队伍作基础，是由豫鄂独立游击支队、豫鄂挺进支队、豫鄂挺进纵队这么一步步“滚雪球”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并逐步发展成为万人之师，以至于不了解情况的人甚至把五师当作“统战部队”看待。
1941年皖南事变，新四军受到惨重损失，中央于是决定实施一元化领导，统一整编华中新四军为7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其中豫鄂挺进纵队为第五师，2月18日任命李先念为第五师师长暂兼政治委员，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刘少卿为参谋长。1943年冬，郑位三以华中局代表的身份调过来，但并没有宣布其政委命令，因为郑位三资历更老，任书记，五师上下都很敬重他，称“位老”。
至抗日战争胜利的1945年8月，新四军第五师从零开始壮大为拥有5万雄兵的中原劲旅，这是李先念从延安南下中原后“二次创业”的辉煌成果，表明了他非凡的革命干劲和工作能力，也反映出了毛主席对李先念有独到的眼光。
三、钟伟“叛变”始末在这样一个英雄群体里，作为老红军、党员的团政委钟伟又为什么试图脱队呢？
朱理治在中原待了近三年，于1940年3月返回延安开会，之后任质斌同志作为政治部主任代理军政委员会书记和豫鄂挺进纵队政委，一代理就是一年多，一直到第五师组建。其间李先念一直任司令员，主抓军事工作，钟伟就是在此期间出的事，在大、小悟山战斗中，钟伟任政委的三团奉命坚守四方山，与敌军激战四天四夜，李先念命令三团坚守至晚12点，以掩护其他部队撤退，后三团团长肖久元和政委钟伟在5点就组织部队撤退，留下一个班给营教导员任子衡，命其坚持到黄昏。到了黄昏后，任子衡按照命令撤退，致使敌军打到李先念指挥所前，指挥所差点被敌包围消灭。战斗结束后，任子衡即被逮捕，准备执行战场纪律。任质斌命保卫部长李林中和任子衡谈话后得知是奉命撤退，当即释放任子衡，开始调查原因。
任质斌同志全程处理了“钟伟事件”。《任质斌在中原八年》（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79页）中，任质斌全程回忆了这个过程：
“第三团队政治委员钟伟在进军大、小悟山时不听指挥，未请求报告，在敌人强攻下，擅自撤走部队，致使敌人打到李先念的指挥阵地跟前，使先念同志几乎遇险。其次是钟伟还私下找人谈话，散布极不利于团结的话。他不仅找其他同志谈过，居然还找到我单独谈过，因为我也是红一方面军的。当时我就把在竹沟刘少奇同志对我谈的关于李先念同志的话告诉了他，并严厉批评他不要到处瞎说。”
“这件事，我当时思维很清晰，很警觉，因而要严肃地对待这种事情。于是在军政委员会召开各团负责人会议上，我就提出了要开展干部中反不良倾向的斗争。我说：任何革命的阵营、革命的军队、革命的政党，都是从不断地开展反不良倾向的斗争中巩固起来的，壮大起来的。而开展干部中的反不良倾向斗争，则是整个反不良倾向斗争中的基本一环。在今天，在我们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里，目前确实存在着相当多的不良的倾向需要纠正。比如在上次攻打大、小悟山的战斗中，个别同志不服从指挥，几乎造成严重后果，这是万万要不得的，是必须严厉纠正的，因而不点名地批评了他。”
“在这次会议以后，钟伟同志不是去好好地反省自己，检讨错误，相反与个别人商量，要脱离豫鄂挺进纵队，单独带队伍到鄂南幕阜山出去活动（注：此处任质斌回忆有误，钟伟被搜出的地图绘制的是去苏北的路线，不是湖南），这多少带有分裂部队的性质，这是革命队伍中最忌讳的。这一问题，后来又被第三团的同志揭发了。”
“钟伟事情暴露以后，先念同志觉得很难办。因为他是红四方面军的，而钟伟是一方面军的，如果先念出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又怕造成一方面军老同志对四方面军的误会。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部队的统一领导，制止分裂，我就找了陈少敏、王翰（当时已任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商量，建议由我们几个人出来说话，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既是一方面军的干部，又代理军政委员会书记和纵队政治委员，说话较有分量。”
“这样研究以后，我们就于7月下旬，在京山水漾泉召开了整顿思想作风和军事纪律的干部会。8月1日起，又在安陆白兆山南麓的彭家祠堂召开军政干部大会，团以上的干部都参加，集中解决钟伟的问题。会议由我主持，我发表了关于克服不良倾向的专题讲话。在会上，大家把钟伟的问题全部都讲了出来，并作了严肃的批评。这个会前后开了10天左右，最后作出了关于钟伟问题的处理决定：一是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二是上报中原局。”（注：此处任质斌回忆有误，当时的处理决定是：钟伟开除党籍一年，改任随营学校教员）
“我们及时向中原局报告了这个决定，刘少奇同志回了电报，对开除党籍没有表态（注：此处任质斌回忆有遗漏，刘少奇不是没有表态，而是表示异议），只让我们派人把钟伟送到中原局由他处理。后来，我们遵照中原局的指示，派了一个连把钟伟送到华东。”（注：此处任质斌回忆有误，钟伟后来是自行出走的，没有派部队护送。）
1986年肖建章和夫人童鸿影在武昌车站欢送国家主席李先念及夫人林佳楣
在李先念身边时任警卫连指导员的肖建章同志在其回忆录《时代足迹》（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28页）中也有记述：“李司令员转危为安，我们也脱离了险境。我带的一个排虽然伤亡大一些，但幸存的同志情绪异常高涨。战斗结束后，依照战时奖惩条例，夏世厚升任团长，原三团团长受批评，调动工作，政委被撤职查办……”
任质斌回忆时年事已高，整体脉络没有问题，也存在一些记忆上的偏差。主要是钟伟打算脱队后的去向和到达苏北的方式。
对于这个处理决定，钟伟是相当不满的，因此他找到三团三营营长，准备和他一起千万苏北的新四军军部找领导申诉。然而钟伟的计划被纵队知悉，因此纵队向中央、中原局、新四军军部报告的电报口吻越来越严厉，8月29日给中央的电报建议“把他监禁起来”，8月31日的电报说“钟伟政治上已经发生动摇，日前他曾秘密鼓动三团三营长叛变，一起逃往湖南独立地开创一个局面”，直接定义为叛变，这就是流传中“钟伟曾要想叛变”的由来。
1940年11月的一个深夜，钟伟带着老婆、孩子和专门挑运、保管团部文件等物的老战士汪永富，三团的马夫以及团警卫班8个同情他的战士出走。经一路辗转，终于在1941年2月初来到盐城新四军军部。
见到代军长陈毅，钟伟当场就哭了起来。陈毅还拿钟伟开玩笑：“你这个逃兵怎么逃到我这来了。”其实从陈毅这句话就可以知道，事情会得到圆满解决。新四军各级领导听了钟伟的申诉后，认为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于是任命钟伟任抗大五分校代校长，对于一名前线指挥员来说，这个任命带有惩罚性质，但是不重。后来在日伪大扫荡、新四军形势日益险恶的情况下，又任命钟伟任新四军苏北军区四支队支队长。钟伟重返指挥岗位，终成一代名将。
从任质斌、肖建章的回忆以及其他史料可以看到，网络上关于此事的说法是错误的。
第一、钟伟在此次战斗中犯了错误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处理钟伟的并不是李先念，说李先念和钟伟关系不好，没有证据，其实只是钟伟看见李先念心虚。事实上李先念考虑到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之间的团结问题，回避了此事。李先念是一个非常讲团结的人，搞好原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干部之间的团结在很多部队都是一个重要问题。钟伟事件，一直是纵队代理政委任质斌处理的。
而且重要的是，一开始对于三团在大、小悟山战斗中提前撤退的错误并没有给予很重的处理，只是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这显示了李先念的博大胸怀。三团的撤退导致指挥所直接被敌攻击，李先念差点牺牲。就算他大发雷霆，说了很重的话，都在情理之中。但是李先念从大局出发，当年草地分兵让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干部心存芥蒂，高级将领政策水平更高，要好很多，但中低级干部思想并未通，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钟伟心知自己犯了大错，他没有想到李先念有如此胸怀，害怕新账旧账一起算，找昔日同僚诉说在情理之中。但这个错误的严重程度超过了战斗中错误，影响了部队的团结，上升到了组织层面。
在这种情况下，李先念依然坚持大局为重，怕影响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之间关系，自己做了回避。
第三、其实钟伟脱队事件是各种各样的误会造成的。三团当时已经激战四天四夜，打得非常苦，团长和政委从自己部队的角度考虑，有点怨气，想早点脱离战斗保存部队是正常的。他们自己也没想到，提前撤退酿成了大错。
犯了错误后，心中忐忑是正常的，可是三团的干部心里又有委屈。任质斌，是那种在革命战争年代党性特别强的干部，从钟伟和他的谈话中，他告诉刘少奇同志对李先念的评价就可知道。但是这样的人往往是没有领导艺术的，在他看来，三团犯错了，就是要认错。偏偏钟伟这个人倔得很，对付钟伟这种干部，要先顺毛撸，首先认可三团确实打得苦，然后再话锋一转：打得再苦，也不能违反战场纪律啊。然后再说，李司令员并没有很生气，但我很生气，丢了一方面军的脸。但要重重提起轻轻放下，比如再跟钟伟说，你们找李司令员好好汇报一下，认个错，做个检讨，这个事就算了。刚柔并济，钟伟这样的人，吃这套。
可是，很明显任质斌是个黑脸的政工干部，眼里只认原则，非要三团认错，而不安慰一下。钟伟肯定不吃这套。所以越弄越僵。于是，在第一步的处理中就有点过重了，给出了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这个处分在老一辈把党籍视如生命的年代，钟伟肯定是接受不了的。
因此钟伟产生了去军部申诉的想法（他当时是想找老首长黄克诚），并付诸行动。但是从纪律层面，这个错误的性质比前两个错误更为严重，这已经是脱队行为，是当逃兵，其他人无法判定钟伟到底会去哪，在严酷的战争年代被定性为叛徒，是常见的。但从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纵队的角度，定性虽然重，但也没上升到敌我矛盾来处理。要知道叶道志脱队被抓回去，陶勇向叶挺求情，叶挺一句话就把陶勇赶了回去：“带枪开小差，在哪都是要枪毙的，这是铁的军纪。”
钟伟并没有被枪毙，对他的看管也不算严密，最终得以顺利出走。
第四、作为旁观者的中原局和新四军都比当事人看得更清楚。钟伟事件的起因是战斗中的错误，如果造成严重后果，枪毙是不为过的，所幸的是李先念平安无恙，在李先念本人都不愿意过重追究此事的情况下，对三团的错误应在严厉的基础上加以正确的引导。在这个错误的前提上才有了钟伟进一步的错误，私下串联，传播对李先念的错误言论。随后因为钟伟的倔脾气和纵队一些领导的震怒，事情变得闹僵，反而越闹越严重。其实只要掌握好领导艺术，化解起来是可以轻松的。因此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采取了大事化小的做法，避免了因为一时意气而让革命遭受损失。这无疑是更高明的处理方式。
革命者并不都是完美无缺的，革命者都有继续革命的内在要求。革命者应允许人犯错误，还应允许人改正错误。我们后人述说革命历史不是搞历史虚无主义，把一些工作中的矛盾无限放大，蓄意夸大所谓的“矛盾”、“恩怨”、“是非”来博取眼球。革命者也是一个个普通的人，笔者在这里详细引述这一事件的面貌，目的就在于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让先辈更为有血有肉。
本文作者：刘敬梓，“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 ，未经作者本人及“这才是战争”允许，不得转载，违者必追究法律责任。
编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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