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右派的女儿，在育种站，我爸何永陶是唯一的一个右派。
1969年8月，未满15岁的我，农中毕业后回到七团，先后到了五连、二连工作。我不算知青，是与知青同龄的当地青年（编者注：其实，这类青年在许多地方是被称为“回乡知青”的）。与知青们朝夕相处，我见证了他们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也得到过知青们没齿难忘的帮助，几十年过去，我依然记住当时的一点一滴。
在我的印象中，知青们质朴、向上、充满朝气，而且个中不乏身怀绝技、心存大爱、有着奉献情怀的大好青年，二连新会知青何智民就是其中之一。
何智民，人称“何医生”，文弱、和蔼、说话慢声细气。有中医渊源的他，对中医很有研究，英文也说得很好。他悬壶济世，用今天的话说，纯属无证无牌非法行医，但当年谁也不在乎，二连有不少人都接受过他的诊治，就连附近的村民也提着椰子慕名寻来。而他从不嫌麻烦，也不论贫贱分文不收，知青们谁有头疼脑热，找他总能药到病除。遇到疑难杂症，他也有独到手段，像老工人阿甘伯、桂婶等，他们辛勤劳作落下的老毛病都被他治好了，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实在难能可贵。
我的母亲王全斋，更是受益颇深。当时母亲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和严重的精神官能症，时常心慌，一身一身地出汗，整夜不能入睡，非常虚弱，在团部卫生队治了两个月不见好转，转送到海南农垦总局医院，可是整整住了10个月的医院，仍不见起色，眼看就要过年了，父亲唯有先带母亲回团里过年。
就是这个时候，父亲经人介绍认识了何智民，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隔三差五，何智民会在放工后到我们家给母亲把脉治疗。当时我们家条件很差，四口之家挤在不足10平方米的宿舍里，连一张像样的坐椅都没有，何智民给母亲看病，我们能接待他的只是一杯白开水，他从来没有怨言。
有一次，何智民放工后跟母亲看完病已是傍晚6点多，他回到二连刚端起饭碗准备吃饭，就见我满头大汗冲进门来，我哭着说母亲犯病昏厥过去了。他二话没说，放下饭碗，带着随身的书包又赶到了我们家。只见他从书包里拿出银针，拿着银针的手悬在空中片刻，仿佛是定了定神，然后神情凝重地将银针分别扎在了母亲的人中、手腕等穴上。
哇，奇迹发生了！母亲很快从昏迷中苏醒了过来。何智民这时面带微笑对我们说；“没事了，王阿姨躺一会儿就好啦。”那一刻，我们全家都感激得热泪盈眶。
就是这样，他以大爱之心和高超的医技，不辞辛劳帮我母亲调理了半年多，她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了，可以与常人一样工作、劳动，精神状态甚至比常人还更好，而我们一家也从那段艰苦的日子熬了过来，谁能相信当年身体那么差的母亲，现在已是92岁高寿了！
林文灿，潮州知青。原在二连实验班，后调到团部生产科，成为父亲何永陶同科室的同事。
1979年9月的一天，我正在文昌县医院实习，团部平时运输橡胶的大卡车突然疾驰而来，“哧——”一声凌厉的刹车声后，郑师傅从驾驶室跳下飞奔过来对我说：“甲因，你爸爸出事了，快走，我现在送你去海口！”
我们一路颠簸到达海口市医院时，只见林文灿正在病房里忙碌着，原来父亲正发着高烧，我在一旁大声地喊：“爸爸！爸爸！你怎么啦？”父亲没有给我任何回应，只是嘴里喃喃地说着胡话，让我心急如焚。平静片刻，我才听懂了医生的介绍，父亲得的是恶性疟疾，由于没有及时对症治疗，反复发烧造成疟原虫快速繁殖，而疟原虫一旦进入脑部，人就没救了。父亲是在返回海口的轮船上昏迷的，林文灿急忙把父亲就近送到海口市医院，人一到医院就被下了病危通知。林文灿马上通知团部办公室接我来海口医院，而他一直在医院照料着父亲，尽心尽力，寸步不离。
由于入院后治疗及时，几天后，父亲的高烧退了，命保住了。据他们回忆，这趟出差，事情最多，时间最长，偏偏身体出了毛病，从海南岛的南部一路北上西安，这趟旅途的十几天里父亲一直在发烧，他以为自己得了感冒，消炎药吃了一大堆，却不见好转。林文灿一直劝说父亲入院检查治疗，父亲却觉得本次科研考察是全国性的，机会很难得，而且课题就是他自己申报的，坚持带病工作。林文灿苦劝无效，便只能在旅途中细心照料父亲，尽量减少他的痛苦。他看到父亲在“打摆子”（恶性疟疾的典型临床症状之一），以为父亲冷，还特意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挤出钱为父亲买了一件长毛皮马甲。一路奔波，终于踏上返回海口的客轮，眼看到家了，林文灿一路为父亲悬着的心以为可以放下，但就在此刻，久病的父亲突然一头栽倒在船舱里。父亲高烧昏迷了，船舱里一片混乱。好在客轮早早到了岸，林文灿才能及时就近将父亲送到了海口市医院，随即才有了前面的那一幕。
后来，父亲分析自己染上恶性疟疾的原因，应该是他带队在尖峰岭林场做橡胶木质检测时被原始森林里的蚊子叮咬造成的，因为当时那里是海南省恶性疟疾的重点疫区。父亲还说，在1952年海南农垦建设之初，在“一粒胶种，一两黄金”的号召下，拓荒者们日夜奋战、风餐露宿，不少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感染了恶性疟疾，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想到自己这次出差中捡回了一条命，父亲不禁长叹一声。
父亲身体恢复后，领着我们全家向林文灿表达谢意。父亲常说：“林文灿是知青，没有机会在自己父母身边尽反哺之情，却在海南岛照顾着我这个老头子，无微不至，此情胜父子也！”每每说到此事，母亲也颇为感动。
当一个人在最无助的时候，若有一双手拉了她一把，那种久旱逢甘露的感觉，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
当年连队的住房条件很差，农垦人都蜗居在简陋窄小的瓦房里，家里人口增多了，实在没有落脚之地，就只能盖一间几个平方米的茅草房勉强住着。然而，盖茅草房对我们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母亲身体不好，妹妹又小，这重担自然就落在我和父亲的肩上。父亲说，他负责砍竹子，我负责割茅草。由于工作繁忙，父亲常常只能在黄昏时分去砍竹子，他又常常出差，我们家的茅草房材料花了几个月都不能备齐。
另外，割茅草也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割茅草不像割稻谷一把把地割，而是在杂草中边找边割，效率很低。时值夏天，海南岛火辣辣的太阳无情地炙烤着大地，我一个人在荒山野岭齐腰高的杂草丛中割茅草，衣服都湿透了，手上脚上都是杂草划出的血道子。那时候的我正当花季妙龄，换到现在正是上学和爱美的年纪，然而照料家人的重任早早就落在了我的肩上，当下还要为收集急需的茅草而发愁，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呀。
这天是星期天，尽管天气比往常还要炎热，但平时我除了工作还要照顾母亲和妹妹，只有星期天才有时间割茅草，这一刻海南岛正午的“烈日蒸笼”里，或许只有我一个孤独无助的身影。
就在此时，潮汕知青朱丽蓉和李映昭来到了我的身边，他俩与我在医护班刚刚相识的同学，他们不理会我的推辞，挽起袖子就干起活来。我急忙说：“丽蓉，映昭，你们快回去休息，太热啦！”朱丽蓉擦了把汗，笑着对我说：“没事，这么好的天气，我们来出出汗！”扎在草堆里的李映昭也应声道：“对的对的，这么好的天气，在宿舍浪费了。”
面对这份比烈日还要灼热的情谊，我不知说什么才好，脸上已分不出是汗水还是泪水。在他们的倾力帮助下，我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在炎炎夏季里为建房备齐了足够的茅草。
或许有人说，割茅草，那不是小事一桩嘛？我说“不”，在当时像我这样家庭成分的背景下，有人伸手相助，实为难得。他俩的仁爱友善，深深植入了我的记忆。
1981年2月1日，又是一个令我难忘的日子，也是我儿子的重要日子。那天，儿子刚出生一周，我突然没了奶水，听老人说在月子里吃了动物肝脏就会有这种现象。一想到我早上吃了鸡肝，“坏了！肯定没奶了！”襁褓中的儿子到点没吃到东西，平日里的开心宝瞬间就变脸成了讨债的冤家，撕心裂肺地哭呀！
孩子哭，我也跟着哭。家里乱套了，父亲责备母亲不会伺候月子，婆婆责备丈夫没有责任心。然后各式土方偏方轮番上阵，什么糖水啊，米汤啊，鱼汤啊，榨椰子汁啊，求菩萨拜祖公啊，但凡有人出个主意都试一试，可是还是无济于事。
转眼到了晚上10点，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刚出差回来的潮阳知青郑月德，听到小孩哭声便进屋来看（我们两家仅隔几间房）。月德的女儿比我的儿子大一个月，他也是一位刚刚上任的父亲，所以对孩子的哭声特别敏感。进来后，月德见到一屋子哭丧的脸，一了解情况，他说：“嗨，没事，我有办法！”说着就马上跑到团部把他正在看电影的爱人郭文卿（也是潮阳知青）带到了我们家。
文卿一到家就对我亲切地说：“来，把孩子给我。”她把我儿子一把抱过去，让儿子吮吸她的乳汁，儿子立刻就不哭了，拼命大口大口地吸呀吸呀，很快就打着满足的饱嗝，带着幸福的笑意睡着了。此时此刻，千言万语都难以表达我们一家对郑月德、郭文卿两口子的谢意，小小的茅草屋里充满了两家人的笑声。就这样，我儿子吃了郭文卿三天的奶，我也逐渐恢复了健康。
三十六年过去了，那晚的情景仍历历在目，看着现在身高180厘米、体重200斤的儿子，还是大脑门，大脸盘，真是吃了两个妈的奶长大的，后天营养充足啊！他永远都不会忘记月德叔叔和文卿阿姨。
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尽数所有难忘的好人和好事。值此，我代表全家向你们再次致谢，祝愿好人一生平安！我非常希望好人们能够看到这篇纪念文章，能够重新与他们取得联系，期待与他们在有生之年再次相聚！
原创：王甲因 海南农垦文昌育种站二队职工
来源：海南农垦文昌橡胶育种站
知青文集《流经美文》
原书主编：张锡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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