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视阈中（马克思主义视阈中）

编者按：马克思主义视阈中“文明”概念超越了西方历史唯心主义的理性决定论、精英决定论、主观先验论、单线进步论的文明概念解释模式。它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对文明概念进行了历史的具体的考察，从而使文明概念具有了实践性、社会性、历史性、进步性、民族性、开放性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文明”概念，区别于近代以来西方理性主义的“文明”概念，不仅其内涵与外延具有全新的界定，而且具有了自身鲜明的理论特征。其卓越的理论贡献在于，“它抛弃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力图使文明概念与作为文明传布者的资本主义相联系的、抽象的、笼统的文明概念，并对其固有的对抗性矛盾和不同性质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文明现象进行了唯物的和历史的分析”。[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是把“文明”当作一般性的、永恒不变的范畴来考察，而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从一定阶段的历史的具体的形式来考察，把文明视为历史发展的产物，提炼出了“文明”概念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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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文明”概念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特征。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将“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的理性主义文明理论进行了严肃批判，揭示出这种“理性的进步—→理性源自教化—→理性属于少数受到教育的有闲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秩序合理化”逻辑下的理性主义文明解释模式，使得“精神的一切进步到现在为止都是损害群众的进步，使群众陷入每况愈下的非人境遇”，[2]一部分人的文明进步却伴随着多数人生活的日益窘迫。因而，这种理性主义文明概念实质上是在为阶级剥削、殖民扩张的不合理社会制度辩护，是一种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唯心主义文明解释模式。

恩格斯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2]“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3]这种立足于科学实践的现实基础上的文明概念包含下面三层意思：

一是，文明进步以社会物质生产实践发展为基础。启蒙运动以来，众多西方思想家都把文明当作人性复归、趋向于善的意志活动，试图诉诸理性的完善来解决人类社会的种种不文明现象。对此，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进行了批判，他在《关于俄国的农民解放》中指出，立足于社会生产实践基础上的“真正的普遍的文明”将代替历史上的剥削阶级所推行的“虚假的文明”。“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就是“社会生产力的任何增长”，[4]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的这句论断更是明确揭示了文明进步的基本方式和途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指出，一切社会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5]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文明思想的基础上，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进而明确提出了物质文明概念，把物质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把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物质文明建设的中心内容，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通过社会物质生产实践方式推动文明进步的思想。

二是，文明是内蕴了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价值理想的实践活动。在西方思想史上，斯宾塞、弗格森等思想家虽然承认文明是人类在工商业实践中进化而来，然而他们这种文明实践观是把实践活动当作个体的、利己的、直观的自发活动。在这种经验论的文明实践观思想体系下，文明的产生和发展的逻辑是，每个人都由利己的人性出发，为了个人利益而参与社会生活，各自不同的利益又必然产生人际冲突，为此人们摸索出了国家制度、法律、政治体制等文明社会规范，来保护人们自由竞争，希望最终实现每个人的个人利益。在这种解释模式下，文明的实践活动以个人利益的满足为最高目标，人类文明实践活动的意义仅仅在于吃穿享乐等感官活动上，这实际上仍然无异于动物性的活动。

超越于传统的直观经验论的文明实践观念，马克思主义的文明实践观内蕴了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是一种整体性的、利他的、超越性的自觉的文明实践活动。因而，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文明解释模式，认为文明是一种从社会普遍共同利益出发，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理想，超越了个人物质利益有限性的实践活动，从而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文明实践观点。这种文明概念的解释模式，将文明的价值目标定位于脱离低级享受的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并且积极地将这种文明的价值理想转变为社会现实，这种转变的实践正是文明的实践特征，这是一种标志着人真正脱离了动物性的实践活动。

三是，文明是劳动人民在创造实践活动中产生的积极成果。西方思想史上，关于文明创造主体的问题经历了“神创文明观”向“人创文明观”的转变。然而，近代确立的“人创文明观”往往认为，文明只是由少数有教养的、有知识的英雄人物所创造的，劳动人民只能被动地跟随模仿。就连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没有发现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在变革旧社会、创造新社会中的历史力量，更难以发现阶级斗争这一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圣西门甚至极为轻视无产阶级，称他们是“愚昧无知”、“无能”的，始终认为“只有依靠有天才的人，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得到改造”。[6]

超越于传统的精英文明论，马克思主义的文明概念解释模式以劳动人民尤其是无产阶级作为人类灿烂文明的创造者。这种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文明实践观，由于揭示了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的阶级利益与社会普遍利益具有真正一致性，从而找到了以实现普遍利益为特征的文明社会的真正物质力量，正如马克思写道，作为革命力量的“这个阶级与整个社会亲如兄弟，汇合起来，与整个社会混为一体并且被看做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总代表；在这瞬间，这个阶级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2]而且，无产阶级以全人类的解放为阶级使命，通过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消灭阶级剥削来实现自身利益，通过解放全人类来实现自身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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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性

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不同于西方契约论政治哲学和英国古典经济学中以人性自私论为先验假设的传统文明理论，而是把文明问题放入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进行考察，从而使得“文明”概念具有了鲜明的社会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基础上，深刻指出，“文明是社会的素质”。[2]文明不是某些少数天才人物单独创造的，不管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都不能由一个人或少数人单独完成，而是在社会性的生产活动中创造的。

马克思主义视阈中“文明”概念解释模式的逻辑起点是“现实的个人的生产和再生产”。这里“现实的个人”是指处于某种社会关系之下的具体的现实的人，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毛泽东也指出：“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8]邓小平又指出：“不是谈现实的人而是谈抽象的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9]现实的个人是承载着特定社会关系的，从事实践活动并在实践活动中发展自身的人。虽然人与动物类似，也有生存的生理需要。但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社会性是人的根本特性，人能够在一定社会分工、合作关系之下创造人类自身的文明。

社会性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特性。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不同的社会，进而创造出了异彩纷呈的灿烂文明。马克思说：“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10]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揭示了“基本需要—→技术进步—→分工扩大—→新的需要—→新的技术进步—→分工进一步扩大”的生产日益社会化的链条。一方面，人类在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过程中，从事社会性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创造了科技、劳动产品等丰富的物质文明成果；另一方面，人类与自然界发生关系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同时也改造着自己的精神世界，创造出文化、艺术等精彩的精神文明成果；再一方面，人类在从事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文化产品的创造过程中，也改造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创造出各式各样的政治文明成果。

阶级性是文明社会性的集中体现。马克思鞭辟入里地指出，“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11]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在阶级社会的历史上，所谓为了普遍利益而结成契约的文明社会，都是试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赋予自己的利益以普遍性的形式，把他们自己的利益美化为普遍的共同利益，而加以物化成文明制度。于是，“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 [10]

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文明制度归根到底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对内，他们公然声称“文明需要一个有闲阶级存在，而有闲阶级又需要奴隶存在”，要求人民“贡献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养活别人”，并厚颜无耻地认为不平等是文明的合理代价，“假如你觉得这种不平等无法容忍，那你就得有勇气承认你可以不要文明”。[12]对外，他们进行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殖民主义侵略活动，“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3]。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群众是文明创造的主体力量，无产阶级及人民大众的利益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各种文明成果的所有者和享有者。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是超越了资本主义伪善的、少数人享有的文明，从而是一种“真正的普遍的文明”，[14]是能够把革命阶级和全社会普遍的共同利益相结合，并始终保持一致的文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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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性

历史性是马克思主义视阈中“文明”概念的又一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不同于从先验人性出发、以所谓永恒不变理性标准衡量历史的传统文明理论，因而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文明”概念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这就是说，文明是在历史中不断生成的、进步的，既不是先验人性决定的，也不是恒定不变的，更不是已经终结的。文明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是不断从低级向高级进步的过程。这在方法论上体现为，要用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眼光来分析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防止用一成不变的所谓普世文明标准来衡量不同形态、不同类型文明的优劣成败。

肯定文明社会脱胎于野蛮状态，野蛮是文明的必然前提，这是马克思主义视阈中“文明”概念历史性特征的表现之一。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中，文明和蒙昧、野蛮状态界限分明，却又是在蒙昧、野蛮状态产生的文明因素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描述的，野蛮时代已经出现了铁矿石冶炼、拼音文字及文献记录、铧和犁等农业生产工具、大规模田野农业、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这种标志着人对自然界具有能动性力量的文明因素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奠定了基础。

尊重人类历史各个阶段上取得的文明成果，是马克思主义视阈中“文明”概念历史性特征的表现之二。一般来说，在历时性上，同一类型文明的后一发展形态高于前一形态，总体上呈现进步的趋势。但是，每一时代的文明建立在前一历史阶段所取得的文明成果基础之上，正如马克思所说，“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15]历史维度下的文明，就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进步状态，这一阶段既体现了以往人类文明历程中的成就，又开启了更高的文明发展阶段。

辩证对待资本主义，既不全盘接受，也不全面否定资本主义这一文明发展阶段，是马克思主义视阈中“文明”概念历史性特征的表现之三。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进行了历史性的科学评价：一方面，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的文明面，肯定其在发展生产力、拓展社会交往关系、锻炼无产阶级方面的巨大成就。他们一一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文明进步现象，指出“文明的一切进步，……例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都是“文明的果实”。[4]尤其是，“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3]，这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充分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认为资本主义文明社会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不可调和的状态，是必然走向灭亡的文明阶段。马克思曾说，文明时代一开始就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11]在积累劳动和直接劳动对抗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无法再用少数人管理多数人创造的文明成果的方式来解决这一矛盾了，无产阶级将通过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文明社会，开启大多数劳动人民享有自己创造的文明成果的历史。

反映时代的需要、体现时代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视阈中“文明”概念历史性特征的表现之四。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中，文明成果应该积极体现时代的需要，解决时代的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描述到，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初，当人类还“被不可控制的力量的无意识的作用所左右”时，文明的首要任务在于超越动物性肉体需要的界限、进行社会性劳动、制造和使用人工工具、在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生产生活资料，“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16]而到了资本主义阶段，文明进步的首要任务则是摆脱人与人之间“自由竞争、生存斗争”的动物式状态，通过大工业的方式促进生产力极大发展，通过社会化的生产促进劳动者之间的广泛联合；在社会主义阶段，文明进步首要的任务就是实现文明成果与劳动人民的结合，建立“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16]从而，使物质文明建设着力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精神文明建设着力于提高人民道德文化水平，政治文明建设着力于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生态文明建设着力于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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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步性

在思想史上，“文明循环论”、“文明周期论”、“文明单线进步说”都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应该如何认识这一问题呢？在神学世界观中，《圣经》里有对世界末日的预言，以末日审判为文明的归宿，这不免陷入了历史宿命论的窠臼。近代以来，虽然理性主义思想家们摆脱了神创文明论，勇于对历史上各种文明兴衰存亡的现象作出解释，但是这些理解往往是直观的、感性的，不足以上升为规律性的认识，仍然陷入了先验宿命论的困境。

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中“文明”概念的解释框架中，文明内蕴着进步性。文明就是指一种永不休止的、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进程。马克思、恩格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对于长期影响人们正确认识形成的“绝对精神”、“自我意识”等历史唯心主义观点进行了有力抨击，揭示出了精神决定文明进步观点背后的利益关系本质，科学而严谨地论证了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在创造文明成果、推动文明进步历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如此一来，这就使人类文明的进程从少数精英决定的精神动力论中摆脱出来，成为了多数人以劳动为主的实践活动的产物，也就使人类文明进程不必再为“所必然产生的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必再作“习惯性的伪善”，而是必然通过取得普遍进步而获得大多数人的真心认同，从而也就使得人类文明进程摆脱了日渐衰弱老朽的命运，在鲜活的实践中获得了不断自我更新的能力，进而获得了持续进步的不竭动力。

消除旧式分工、改变旧的奴役性质的生产关系，是实现上述转变的关键。对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作出了详细的阐述，“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16]，“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16]，从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关系，最终能够以一种持续和谐的状态出现，由此开辟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崭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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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族性

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文明”概念不同于西方单线文明进步论、西方文明中心论语境下的传统文明理论，具有民族性的显著特征。马克思主义视阈中“文明”概念的解释模式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应该与某一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文明进步是理论普遍性和实践特殊性相统一、历史必然性和主体选择性相统一的过程，对于人类文明历史上存在的共同问题，各民族人民都在各自的发展进程中作出了积极贡献，从而形成了世界上璀灿多样、特征各异的不同类型文明。

不同文明之间没有道义判断上的先进和落后之分，只有发展程度方面的高下之别，彼此之间是平等、交流、互鉴、互助的关系。江泽民提出：“各种文明相互交流和借鉴，是人类进步的动力。”[17]胡锦涛主张：“我们要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本着平等、民主的精神，推动各种文明和平共处、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18]，“不同文明交流借鉴、兼容并蓄，是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使不同文明和发展模式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19]指出：“我们要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不能唯我独尊、贬低其他文明和民族。”[20]

在民族文明与其他文明、世界文明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性与整体性彼此相互统一，民族性并不排斥整体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从各民族和国家单一的历史向统一世界史的转变的观点是整体论的世界历史观，它主张一民族与他民族同是作为世界文明大家庭的成员而存在，虽有具体利益之别，但无根本利益之异。马克思主义虽然主张各民族的文明自主自决，但是这并不是要以牺牲其他民族的进步权利为代价，更不是把自身的发展利益凌驾于其他文明的权益之上，而是要自觉地把自身的发展融入全人类文明共同进步的整体之中，在促使各文明共同进步的过程中提高自身文明进步的程度，始终做到世界文明和自身文明的统筹协调进步。

从而，在不同文明理论的思想指导下，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的进步模式呈现出了显著的差异。

西方文明是以竞争、扩张为特性的外向型文明。启蒙运动以来，个人主义、物质至上主义、消费主义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对于物的占有程度成为了衡量人生及社会成败的最重要尺度，对于财富的渴望成为推动近代西方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因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仅仅围绕着追逐财富这一唯一动机，其文明模式建立在对内剥削和对外扩张的残酷竞争关系基础之上，通过对内剥夺农民、工人，对外掠夺、扩张、海外殖民乃至发动侵略战争实现了现代化，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了人类编年史。因此，马克思主义评价资本主义文明是“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13]

中华文明是一种推崇以我为主、尊重他者特征的内生型文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明进步遵循“和而不同”的原则，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中国在对外交往的历史中，始终不吝传播中华文明，尊重邻邦文明模式，主张不同文明国家之间和平相处。在中华文明的进步历程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在神州大地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之中、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之上。另外，中华文明提倡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厚德载物、自强不息。面对历史上的种种挑战，勤劳、质朴的中国人民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迎难而上，在促进人、自然、社会和谐的过程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成为了世界上至今唯一没有中断的悠久灿烂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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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开放性

在西方思想史上，对于如何看待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问题，“文明竞争说”、“文明冲突论”始终甚嚣尘上。这类以对立的偏狭视野看待不同类型文明之间关系的观点，极大地干扰了人们对于其他类型文明的积极态度，造成了一些文明之间的排斥甚至敌对的关系，也导致一些文明形成了故步自封、停滞不前的封闭状态。

马克思主义视阈中“文明”概念内蕴着开放性的特征，一方面，不同阶级之间要开放包容，打破阶级利益固化的藩篱。马克思、恩格斯找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文明冲突、对抗现象产生的根源，即在于阶级利益关系的对立。在文明进程中，人类始终需要在解决对抗关系中前进，人类通过控制自然力缓解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冲突关系，进入了文明社会，这是文明进步的第一阶段。而第二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对此的解决方案是，“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于是“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16]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过变革物质生产领域的生产关系，促使社会化生产资料转变为公共财产，进而找到了一条实现阶级之间开放包容的科学路径。

另一方面，不同文明之间要走开放包容的道路，打破一种文明独霸天下的局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抨击资本主义通过暴力手段把世界其他文明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行为是一种“赤裸裸的野蛮”，否定所谓“西方文明是正统”、“西方文明一统天下”的观点，而是认为世界上每一种文明都有存在的必要。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更是进一步提出了“文明多样性”、“不同文明交流借鉴、兼容并蓄”等观点，认为应该尊重每一种文明，充分认识每一种文明的独特优势。而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其最重要的途径就是，使各文明之间联结成一个经济上的整体，通过摆脱彼此的利益冲突，从而消除彼此摩擦冲突的根源。

“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21]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开放才有可能兴国，封闭则必然导致落后。然而需要注意的另一方面是，当今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文明长期并存的形势下，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文明形态，力量还比较弱小，十分容易受到资本主义的压制、遏制甚至围剿，自身防止“西化”、“分化”威胁的任务还很艰巨。因此，在两种文明力量不均衡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开放措施只能是有原则的、有选择的开放，而绝不可能采取全面的、无保留的开放。可以说，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动摇，则是开放的前提和准绳。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行有选择地开放，这是马克思主义视阈中“文明”概念开放性这一基本特征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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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人民出版社，1979年．220，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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