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节主要讲述了了“嘉靖革新”的诸多改革措施中的四条，这些改革措施都是针对土地和统治阶层内部的改革，仅仅这四条改革几乎就占用了明世宗在位时间的四分之一。如果抛开明世宗在位中期的短暂昏聩荒淫时间的话，这四项改革着实是“嘉靖革新”的重头戏。本节接着讲述这场影响中国近世史的“嘉靖革新”运动的其他改革措施。
五、罢天下镇守中官
明代太监屡次涉足政治权力的游戏
明代全国各省和重要城镇派出镇守太监，掌握军政大权，形成了宦官全国统治网络。他们依仗皇权，结党营私，陷害大臣，鱼肉人民；大肆搜刮，举国不宁。镇守太监不仅职掌军事、行政、监察、司法等大权，而且以报效朝廷为名，巧立“进奉”、“孝顺”等名目，残酷盘剥人民。宦官专权乱政是明代的一大祸患。
这种情形其实在明武宗时期，就已经使朝廷极为头疼，很多有识之士纷纷上奏，请求费免。但是，内阁首辅杨廷和却认为镇守太监之设是“祖宗成法”，他说：“臣等窃见我朝命各处镇守、总兵官统领军马，防御战守；巡抚都御史抚按军民，禁革奸弊；镇守太监托以腹心之寄。各有一定职掌，固祖宗累朝之成法，亦皇上世宗之成法也！”
明武宗时期大太监——刘瑾
在武宗物故后，杨廷和旧调重弹，要求明世宗像武宗那样来接受镇守中官之设为“祖宗成法”的观点，并将其写进了世宗即位诏书之中。从外藩入即皇位，暂时没有倚信大臣的世宗只得按照杨廷和的意图对待镇守太监。同年十二月，世宗下令“取回广西镇守太监傅伦、广东市舶太监牛荣，命御马监右监丞郑斌和守备倒马关太监杨金各代之，以右少监安川守备倒马关”。世宗此举，本是合乎其即位诏书之规定的，是与杨廷和只换人不革除思想相一致的，但却遭到了杨廷和的坚决反对，“害人者屏黜殆尽，代之者类皆廉静老成，事体渐清，人心已定。但令久于其任，地方自安。今莅事未久，过失未闻，辄复更换，朝令夕改，徒长奸弊，未免为新政之累。”其实，不难看出，这只是杨廷和为了稳固地位和权力的表态，以避免藩王身份的明世宗全面掌权后，将自己踢出局。
但在明世宗即位之初的实际情况却是，镇守中官之弊已经极其十分严重。如蓟州镇守太监李能“以修堡为词，请定山海关税额“；分守建昌太监赵钦“贪暴不法，恶党依凭煽虐”；分守阳和、天城太监李睿“报纳官草，累军采运，侵占庄田，役军耕种”：浙江镇守太监刘璟违例“；置买田宅，为有司所发，上罪其参佐，谪戍边者二人，而田宅与璟如故”。中都镇守内官张阳“复贡新茶，礼部请遵诏禁，不许”；内臣黄玉守备潼关，“勒取军民财物以万计，拷掠人致死者众”；云南镇守太监杜唐与黔国公沐绍勋“相比为奸利，长吏不敢问，群盗由此起”。像此类事例在世宗即位之初不胜枚举。
明代镇守太监延续了百年左右，要在短时期内革除此弊并非易事。作为世宗倚信的重臣，张璁完全改变了杨廷和等人对待镇守中官的因循僵化思想，采取了果敢而慎重的态度。为了确保革除事宜的顺利推进，张璁与世宗单独面议，或用密疏进言，使与镇守中官有密切联系的内廷宦官不能从中作梗。在单独召见张璁之后，世宗仍然犹豫不决，张璁又上密疏，催促世宗采取断然措施，将其革除。其疏言：
"伏蒙皇上独召臣于平台面议，所以臣密切勤恳，实出血诚。已荷垂允，未见实行。今因密谕下问，敢再冒昧上陈，伏乞圣明断然为之，使百年流毒一旦顿除,四海生民从此乐业矣。"
几乎历代都有冗官、冗费和冗兵的现象
张璁极力坚决的革除这一百年之弊。从革除的过程来看，张璁采取了不事声张和渐进的革除方式。嘉靖十年（1531年）闰六月，大规模的革除活动全面展开，浙江、两广、福建、独石、永宁、万全等处的镇守中官因“贪纵害事”皆被裁革。这与当时大规模裁革冗官是同步进行的。不久，陕西、四川镇守太监以“贪肆”亦被裁革。把边镇镇守中官放在了最后革除。张璁对镇守中官的革除真正清除了长期以来镇守太监乱政害民之弊，使被镇守中官扰乱的地方政治趋于有序。
镇守中官的革除是明朝嘉靖时期裁革冗滥过程中的典型代表，亦是最大成就之一。这一举措施彻底扭转了长期以来宦官干政弄权的局面，清除了明代政治领域内的最大毒瘤，便明朝因此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六、改革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是明朝政府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但在具体的运作过程当中，暴露了许多弊端，产生了明显的负效应。出题范围仅局限于《四书》《五经》诸书，考试内容刻板、僵化，使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的知识分子未必就是优秀的治国之才。他们“不必有融会贯通之功，不必有探讨讲求之力，但诵坊肆所刻软熟腐烂数千余言，习为依稀仿佛浮靡对偶之语，导致了应试者素质的全面下降。
明代科举制度，现代公务员考试的前身
明臣王鳌在弘治十四年（1501年）说：“夫古之通经者，通其义焉耳，今也穿凿支离，以希合主司之求，人之才不如古，其实由此也。”
独重科举弱化了学校的教育功能。因为在校生员只有参加科举方能进入仕途。否则，便无出路。这样学校完全听命于科举，对生员的全面教育流于形式。成化年间的礼部官员认为：“士气士节由此而丧，他日致用，何望能兴治有补于国家哉！”张璁认为：“士心日偷，风俗大乱，穷经者失其旨，信傅者谬其说，诚所谓侮圣人之言者有矣。”许多有识之士要求朝廷痛下决心，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调整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的关系，大力强化学校的教育功能。
如明臣范济在宣德元年（1426年）说：“学校者，风化之源，人材所自出，贵明体适用，非徒校文艺而已。”正德时期的国子监祭酒陆深也说：“兴业者，进取之媒，非致理之路也。其弊也，浮华而无实用。举天下之人才皆误于科举”。
张璁认为科举考试在当时存在着两大弊端，即应试文体不正和主考官不得其人，并认为这是改革科举制度的突破口。为此，张璁提出了两大对策：
一是考试文体“务要平实尔雅，裁约就正。说理者，必窥性命之蕴；论事者，必通经济之权。判必通律，策必稽古，非是者悉屏不录”；
二是各省乡试主考应，“访举翰林、科道、部属等官有学行者疏名上请，分命二员以为主考；其在两京乡试简命主考外，添命京官二三员为分考，以赞主考之所不及。尤必敕各该御史聘延同考，必采实学，毋容私荐”。
科举重头戏——皇帝亲自监考的殿试
对此改革主张，明世宗予以全力支持。他要求礼部按照张璁的提议，选择学行兼优的京官或进士，“每省二人，驰往供事，监临官不得参预内帘；两京乡试主考外，五经房仍各加科、部官一员。”并派遣京官主考各省乡试，以维护考试的严肃性，这在明代历史上尚属首次。嘉靖七年（1528年）明朝正式推行这一重大举措，如工科给事中陆粲、兵部郎中华钥前往浙江，礼部郎中丘其仁、国子监博士王庭前往山西等等。
- 推行三途并用之法，改革用人制度
由于科举名额极为有限，不可能网罗天下所有的真才，使许多士子难以通过科举而成为进士。于是，推行三途并用，强调荐举和学校的重要性，以激励士气。张璁、桂萼、明世宗都强调推行三途并用的急迫性和必要性。在嘉靖九年（1530年），世宗正式诏告天下，全面推行三途并用之法。诏书言：
“夫三途并用，则无偏重而人材有余，由是怀才抱德之士，斯德显于世，非特求之文词之徒而已。今举人无九卿之望，岁贡禁方面之升，田野绝举保之路，有一员缺，必求进士出身者斯得推补，以致人尚浮词，不修实行，甚至修于家而坏于天子之庭。欲求为上为德，为下为民者，卒未易得也。今后着吏、礼二部即便考求祖宗以来旧典，备细开具，奏请定夺，务要科举、岁贡、荐举三途并举。”
明世宗此言可谓切中时弊，但要真正扭转独重科举的风气，还须花很大的力气。在张璁的督责下，三途并用之法得以付诸实践。
嘉靖前期整顿学风的一项强有力的措施是严格考核在校生员，将滥竽充数者从学校中清除。又对主管各地学校的提学官进行了考核和清理。使充任提学官大都具有良好的素质和奉命整肃学政的责任感。张璁对生员的严历整顿是优化育人环境的切实举措，是对人才的真正作育。但因触及许多人的切身利益，故阻力很大。
明代名臣张居正在万历三年（1575）以自己少年时的亲身体验对嘉靖前期整顿学政的成就予以极高的评价。他说：“臣等幼时，犹及见提学官多海内名流，类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无敢干以私者。士习儒风，犹为近古。”可以说，嘉靖前期是明代历史上整顿学风成效最为显著的时期。
七、经济税收制度改革”嘉靖革新“经济税收制度改革其实是一系列各种有关经济、财政改革的总称。
例如上节所说到的第一条清勋戚庄田，不仅仅是土地的重新分配和百姓的重新安置，也包含了财政征收制度的新变革。后来大名鼎鼎的”一条鞭法“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
一条鞭法的推行是中国古代税制改革一件划时代大事
明代徭役原有里甲正役、均徭和杂泛差役。其中以里甲为主干，以户为基本单位，户又按丁粮多寡分为三等九则，作为编征差徭的依据。丁指十六至六十岁的合龄男丁，粮指田赋。粮之多寡取决于地亩，因而徭役之中也包含有一部分地亩税。这种徭役制的实行，以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广泛存在及地权相对稳定为条件。明中叶后，土地兼并剧烈，地权高度集中，加以官绅包揽、大户诡寄、徭役日重、农民逃徙，里甲户丁和田额已多不实，政府财政收入减少。
据记载，明初土地总额为850万余顷，嘉靖八年（1529年），霍韬奉命修会典。他指出：
从洪武到弘治，天下田亩已减强半，如湖广田额220万顷，嘉靖时存额仅仅23万顷，失额197万顷；河南田额144万顷，嘉靖时存额41万顷，失额130万顷；广东田额23万顷，嘉靖时存额7万顷，失额16万顷……
针对这种现象，不少人提出改革措施，国家从保证赋役出发，遂逐渐把编征徭役的重心由户丁转向田亩。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作用的上升，也为这一变革创造了条件。
嘉靖九年（1530）十月，桂萼进呈《任民考》疏，提出取消照黄册派定年份轮役的老办法，改以一省之丁粮供一省之役。时户部尚书梁材根据桂萼的建议，规定了新的赋役征法：
“合将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州一县，各州县丁粮总于一府，各府丁粮总于一布政司。而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内量除优免之数，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斟酌繁简，通融科派，造定册籍，行令各府州县，永为遵行。”
根据桂萼的意见颁布的赋役征法奠定了“一条鞭法”的基本原则。 桂萼在改革方面承续了赋和役合并以及化繁为简的趋势，把各种役目并为一项，按丁粮一次编定，俱于秋粮征收。桂萼的主张比同时代的十段册等改革完善得多彻底得多，他的改革方略是明代各类赋役改革的总结。
资本主义在中国南方开始萌芽
不仅仅是财政收入方面进行了改革，在宏观经济发展层面，整个帝国都进行了深刻的改革。资本主义在东方的萌芽阶段就是嘉靖时期。据记载明世宗曾亲子到南郊耕田励农，皇后亲子到北郊养蚕，并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振灾耕，励蚕桑“。
除此以外，嘉靖年间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也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潮阶段，黄河、海河、京杭运河、淮河等多条内和河流的梳理都是在嘉靖年间完成的。明世宗还亲令朱裳总理河道，采纳了曾省吾《修堤防疏》和《天下郡国利病疏》。这还不算以军事用途为主的明代长城的修建与翻新（现存明长城很多部分都是嘉靖年间翻新维护的）。在嘉靖年间，中国市场经济飞速发展，江南地区医馆和药馆都进行了分营。服匠役的劳动力也可以用银两抵换，诞生了低级形态的劳动力市场。
古代中国仁德皇帝评定标准之一便是减免赋税，满清帝国第三代皇帝爱新觉罗·玄烨便以”永不加赋“而流传后世。据记载，明世宗在位45年间，减免赋税、赈济灾荒45年、100余次。几乎每年至少减免赋税2-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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