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你喜欢我，我也喜欢你，我们就去‘透白活’。”这是在盛行一夫一妻制的大理州洱源县西山乡白族传统社会中，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婚姻之外还结交情人习俗。“透”是白语动词，意为“进入”；“白”指颜色与汉语意思的差别不大，也有人认为只是一个虚词无确切的意义；而“活”是白语名词“花”的发音，在一般场合喻指女人。当“透、白、活”这三个音组合在一起时，即指两性性行为。当地还有人认为，“透”应理解为“偷”，“透白活”的意思就是偷偷发生性行为。
据陈克进主编的《婚姻家庭词典》介绍:“透白活”，意为婚后夫妻双方各自找情人偶居，丈夫夜晚出访情人，妻子在家接待情夫。民族学家詹承绪和白族学者张旭在其著作中，专门介绍了大理洱源西山白族“透白活”的风俗，认为这种风俗表现为男女到婚嫁年龄时，照例由父母包办成亲，但夫妻婚后可以各自寻找自己的情人偶居。大多数家庭，丈夫夜晚出访情人，妻子在家接待情夫。遇陌生男子来家，丈夫便遵守“让客一夜”的古老规矩，公开支持妻子“透白活”。20 世纪90 年代中期，白族学者段寿桃在其著述中对“透白活”的形式、特点、性质进行了一定的研究。这些学者从古典进化论的角度将其归结为人类早期婚姻的一种残余形态。
唐代樊绰在《蛮书•蛮夷风俗》第八条中记载了大理白族民间的恋爱习俗:“俗法处子孀妇出入不禁。少年子弟暮夜游行闾巷，吹葫芦笙，或吹树叶。声韵中，皆寄情言，用相呼召。嫁娶之日，私夫悉一相送。”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白人条》也记录了今大理一带白族的恋爱风俗:“处子孀妇出入不禁。少年子弟号曰妙子，暮夜游行，或吹芦笙，或作歌曲，声韵之中，皆寄情意，情通私耦，然后成婚。而对“透白活”习俗的直接描述，则最早可见元代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的《哈剌章大省和省会大理》，其中提到:“土人对自己的妻子和别人发生肉体关系而是出自妻子一方心甘情愿的话，便不看成是对自己的侮辱。”书中所说的“哈剌章大省”就是今天的云南省，元初云南的省会在大理，而所谓“土人”指的就是当时大理的白族先民。以上几条史料表明，明代以前在大理白族先民中曾普遍存在自由的两性关系。
随着明朝在云南的屯田，大量汉人进入洱海区域定居，中原文化也不断渗入洱海周围地区，儒家伦理逐渐在大理坝区占据了重要地位。在三从四德伦理观的影响下，妇女被要求严守贞操，“ 夫存不得与人相往”，于是“透白活”习俗在坝区逐渐淡出人们的日常生活。但与此同时，大理地区绕三灵、剑川石宝山歌会、洱源茈碧湖歌会等形式多样的民间盛会，又以节庆的形式为情人们提供了互诉衷肠的特定场合和时机，保留了本民族传统行为模式中对两性关系的自由追求。另一方面，部分被迫搬迁到深山老林的白族，在移民过程中为了适应变动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形成了既具备封建社会特点的传统“一夫一妻”婚姻，又允许自由性爱的“透白活”婚外情人风俗并存的两性关系模式。根据白族学者赵寅松先生的记载，20 世纪50年代初，“透白活”风俗仍然存在于洱源县西山乡的白族中。
西山乡位于奔腾不息的黑潓江、延绵不断的西罗坪山之间，再加上地广人稀的村落分布状况，构成了西山白族人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在由平坝向深山迁移的过程中，恶劣的生活环境和落后的生产条件，使人们不得不调整其社会生活方式，以群体力量抵御恶劣的自然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增加家庭劳动力，促进人口再生产，成为家庭、村落生活的重中之重。因此，当地人普遍为儿女缔结比坝区更为幼年化的娃娃亲婚姻，以此对抗迁移所带来的生存困境。大多数夫妻之间并不存在相互的爱慕之情。因此，在订娃娃亲的人长大成人后，为寻找情感寄托，满足性爱生活的需要，他们就各自另寻情人，找到称心如意的人后，即可结为情侣，这就是所谓“透白活”。情侣双方虽然没有正式组成家庭，但只要心意相合、感情相通，就可以按照大家所普遍遵循的“透白活”规则，建立起相应的情人关系。
在从坝区到山区的迁移过程中，洱源西山白族人还发生了居住模式的改变，坝区大家族或不同家族之间共同聚居、共同遵守乡规民约的状态被打破，由此引起原有社会结构和组织网络的解体和重构。在偏远的大山深处，往往两三个兄弟结伴定居后，就形成最初的村落，每个村落只由两三户人家组成。这种分散居住的状态，使控制人们行为的各种宗法制度失去了强有力的实施主体。此外。由于西山乡偏远而封闭的地理特点，外部主流社会控制当地的力度也被空间距离大大削弱。明清以前，大理地区白族男女之间的传统两性自由交往习俗，在洱源西罗坪山区特殊的地域环境和社会条件下，以“透白活”婚外情人的形式继续存在。人们在婚姻规则之外，利用赶集、婚礼、竖房子等时机，寻找情感寄托。只要心意相合、感情相通，情侣双方无须组成正式家庭，就可以相互自由来往，不会受道德的谴责和社会的规制。
“透白活”习俗的基础是情人之间的爱慕之情。对情人的称呼也随着关系的发展程度有多种不同的形式，从最一般的“开尼”（客人），到双方互称表达亲密感情的“阿哥”、“阿姐”，乃至如同直系亲属一样，称为“楞爷”（他爸）)、“楞嫫”（他妈）。地广人稀、居住分散的状况决定了洱源西山乡白族青年男女大都只能以赶集、节庆、婚庆等活动为契机，相互结识，继而谈情说爱。他们编制出了多达“36 韵”的西山白族调，来表达有情人之间的真挚感情，分别象征爱情的不同阶段。甚至有人说，没有一个西山人不会唱“西山调”。除了对唱情歌以外，婚外男女情侣之间还通过赠送“触呆”(绣花荷包) 、草鞋等信物来传情达意，并通过“押杲”(指明方向的植物) 、“绑韬”(插叶子) 、“撒绍滋”(丢沙子) 等“情标”来相互约会。这种约会既可以在野外进行，也可以在垛木房内进行。
20 世纪50 年代民主改革前，“透白活”中蕴涵的野合习俗很是普遍。人们外出劳动、赶街赶集、婚庆聚会时相遇，只要男女双方互通心意，就可以在野外实现交合。如果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情人关系，则多以男子“走访”、女子“待客”的方式，在女方家的垛木房中交合。通过对歌而认识了情人之后，男子都要打听好女方所住的村寨。入夜，男子就点上用松明做成的火把，不管有多远都要赶到情人的家中与其相会。建成垛木房墙壁的木楞之间通常有较大的空隙，男子到了情人的家门外，就用火把向里面照一照，如果该女子一人在里面，就推门进去；如果屋内已有两人，就继续找另一个情人，直至找到为止。
有些时候，如果没有事先约定，男子一天晚上可能要走五六家。洱源西山白族的居住非常分散，为了“透白活”，一晚上走几十里山路也是常有的事。在未能找到熟悉情人的情况下，只要获得女方的许可，男子还会随便找一个独居的已婚女子与其同居，被称为“讨野花”。“透白活”婚外情人还有一种特殊形式，即“招夫养夫”。在刀耕火种的条件下，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强度大，饮食品质低劣，以及近亲婚配等诸多因素，洱源西山地区普遍存在一些地方性疾病，如麻风、聋哑、痴呆、疯癫症、肺结核、甲状腺肿大、脑囊虫等。男性是从事生产劳动的主要劳力，一旦丈夫被疾病所困或丧失劳动能力，就势必给家庭的生存造成巨大威胁，甚至无法维持全家的生计。因此，有的妻子就采取坐家的形式“招夫养夫”，与情人长期公开同居，供养全家人的生计。“待客一晚”是“透白活”习俗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在有与妻子年龄相当的陌生男性来访时，按照当地的风俗，丈夫要主动离开，让妻子与陌生人同宿。据当地人说，这是想通过妻子与客人同居，生育聪明的孩子，来改变贫穷、落后的状态。
在“透白活”过程中，男女通过自由恋爱而缔结婚外性关系，没有也不需任何形式的婚约来维持这种情人关系。但按照习俗，结成情侣关系之后，就不能轻易改毁。每对情侣在一段时间内都只采一人，有些甚至会维持终生。在自由选择情人时，就必然要考虑对方的才貌、年龄以及双方的感情等因素。一旦结成稳定的情侣关系，互相之间就有“独自占有”的权利，要求对方坚守贞操；如若发现有第三者出现，情人有权加以处罚。特别是对感情较深的情侣而言，任何一方的永久性背叛都会导致另一方强烈的情感逆转，即由爱生恨，甚至发生暴力冲突。但是，对于偶发的、仅限于性交而不涉及情感体验的“透白活”，则男女双方都不会对对方其余的性伴侣产生妒忌。“透白活”中的性妒忌心理更多地表现在建立情人关系之始，同性之间在吸引异性方面的竞争，即男性与男性之间，或女性与女性之间，为了追求同一情人而产生的妒忌。此外，在情人关系解体之时，如果其中一方仍旧迷恋于另一方，则对其结交的新情人也会充满嫉妒之情。不过，对男女双方几乎平等的开放式“透白活”习俗，减轻了失恋一方的心理失落和挫折感。经历了短期的情绪低落之后，失恋一方又会在各种类型的集体活动中再次觅得心仪的对象。因此，性妒忌的表现形式及其所产生的危害在洱源西山白族传统社会中并不明显。
在与恶劣的自然条件相对抗的过程中，西山乡白族人形成了相互联合才能共同生存的理念。在传统的生产、生活条件下，人们通过对婚姻制度进行补充，协调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主要体现为社会群体对“透白活”习俗的认同。按照当地旧时的传统，某个男子如与未婚女子交欢，有了私生子，待孩子落地时，女方家人就要称其重量，然后，按照婴儿的体重要求男方赔偿相应数量的银子。除此之外，该男子还必须杀羊，请保、甲长吃饭。但是，只要拥有了婚姻这个社会性“许可证”，两性性行为和生育之间就形成了同构关系，婚姻的缔结意味着性行为与生育的必然性与合法性。也就是说，在洱源西山白族传统社会中，婚姻就如同一个宣布人们可以开始自由性生活的仪式，在婚姻关系确立的同时，无论婚内、婚外的性生活，都同时获得了合法的地位，生育行为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在当地，女性一旦婚前怀孕，父母就会用松树根熬汤药给女儿堕胎，或尽快随意找个人家结婚，掩饰其婚前性行为。而婚后所生子女，即使外表特征与丈夫明显不同，夫妻双方也会按照传统，承担共同抚育子女的责任。
在绝大多数社会中，人们对婚外性行为，特别是女性婚外性行为，都要采取严厉的措施进行惩罚，其主要原因是，婚外性行为所导致的生育往往会为家族继嗣关系带来混乱，导致继承权的旁落和家族财产的分散。而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洱源西山白族地区，除了日常生活必需品之外，人们几乎没有可用于分配的多余财产，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通过增加家庭人口来提高生产力，以人多势众来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因此，生活在“透白活”传统风俗中的妻子们，除丈夫外还可以在家接待与自己年龄相仿、兴趣相投的情人，特别是马帮头领或成员，更被当地人视为贵宾来接待。情人少则来往一两次，多则来往数年，但无论时间长短，所生育的孩子都归女方所有，称女方的丈夫为“阿爷”(白语父亲之意) ，拥有平等的继承权。即使孩子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按照传统，他们也不会萌发父子之情，更不会离开养父。他们是对养父而非生父承担赡养的责任。
“透白活”习俗的规范调整着幼婚制给人们带来的不协调的婚姻关系，保障了家庭人口的繁衍以及继嗣权利和赡养义务的履行，与一夫一妻婚姻制度在生育、继嗣等诸多方面形成同构，获得了社会的认同。一旦结婚后，父母就很少干涉夫妻的私生活。丈夫出门“透白活”，婆婆就会和儿媳一起在家纺麻、织布、聊家常。暮色降临以后，公公婆婆都会早早回到自己居住的垛木房，主动回避，把时间和空间留给儿媳或女儿(招赘婚) 在家接待情郎。由于“透白活”是社会公认的行为模式，长辈不会就“透白活”行为去责备儿女，年轻人只是在因贪欢而耽误了出工时，才会受到长辈的责怪。但这样的事通常很少发生，因为无论是儿子出外“透白活”，还是情郎与媳妇来相会，都是夜合晨离，他们非常注意尽量不去影响其他家庭成员的生活，也不耽误农活儿，否则就会受到别人的嘲笑。总之，只要不影响到家庭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不影响到家庭的经济活动，长辈对“透白活”就持一种理解的态度。如遇夫妻缺儿少女的情况，长辈甚至还会鼓励儿媳或女儿“透白活”。
“透白活”的情郎来与妻子同宿时，如果他是丈夫熟知的人，丈夫就会拿出好酒、好茶来款待对方，两人均以兄弟相称。酒过三巡，丈夫会主动起身，并对来客说:“楞舅（他舅），今晚在我家好好休息，我要去串亲戚，就不陪你了。”话毕，丈夫就会离开家，去找自己的情人同宿。丈夫晚上要出门“透白活”时，妻子要为他准备好照明用的松明、御寒的毡子及防身用的砍刀，希望丈夫在外平平安安，并叮嘱丈夫要按时返家参加第二天的劳作。大家都将“透白活”仅仅视为男欢女爱的行为，视为正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夫妻共同维持家庭的想法不会因此而变化，情感及性行为的暂时移位也不会影响家庭作为经济中心的稳定性。婚外生子的明确养育权也为继嗣制度的正常施行提供了保障。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们以长为尊，有意巩固长者的权威地位，以实现对子女的社会教化。严肃的长辈不会在子女面前谈论自己的“透白活”情事，子女也不会去打听、干涉父母的性生活。实际上，无论夫妻中的哪一方，如果有了长期的“透白活”情人，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也会结成相互帮助的关系，彼此就如同亲戚朋友一样。这样，年龄较小的子女和自己父母的情人之间很容易建立起亲密的信任感，年龄较大的孩子则会以对长辈的尊重来对待父母的情人。因此，只要“透白活”情人们按照社会允许的规则，不去试图打破由婚姻关系建立起来的经济关系和社会网络，他们就可以在子女的默认下继续维持彼此之间的关系。但长辈如果试图超越原已建构好的婚姻家庭关系，就会遭到来自儿女的强烈反对。
基于确实达到人口繁衍和社会稳定的目的，人们产生了规制“透白活”行为的需要，通过规范来引导并约束两性婚外性行为，使其不致因过分的随意、泛滥，而对人们的正常生活和社会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一）同姓不找：对亲属关系的限制。自迁移到洱源西山乡之后，当地白族就以家庭的方式聚居生活，一个村庄的人几乎都有相同的祖先和共同的姓氏。在血缘禁忌观念下，同姓之间的婚配被严格禁止。相应地，在“透白活”中，也有“同姓不找”的规定，其实质就等同于“同姓不婚”。对于血亲交合的禁止避免了遗传疾病的高发生率，提高了人们的体质状况，也延长了人们的寿命。人们将在“透白花”中乱伦的人称为“毛驴”或“长耳朵”，取意于毛驴见到任何一匹母马都想去性交。遇有这样的人，大家只会在表面上和他/ 她保持来往，私下却对其指指点点，很看不起。而那些有七八十个“透白活”对象的人，大家倒不会对他有什么不好的印象。除了“亲的找不得”之外，辈分不同的人也不能“透白活”。在生产条件落后、生活条件恶劣的洱源西山地区，对发生性行为的对象进行限制，对当地人的生存和延续提供了基本的保障。
（二）同村不找：对地域关系的限制。“透白活”习俗还需要严守“同村不找”的规则，即本村本寨的人不能结成情侣。当地人认为“同村不找”与“同姓不找”的原因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为了避免因血缘相同或相近的人们之间发生性关系而带来不利于生育的影响。实际上，男子“透白活”的对象主要是已婚女性，而已婚女性多数是从外村娶入的，和本村男性并无直接的血缘关系。显然“同村不找”的真正原因并非由血缘禁忌所引起，人们对结交婚外性伴侣的距离与地域范围加以规定，是要以空间距离加大“透白活”的难度，限制人们性行为的发生频率，以避免无度的性关系，维持本村寨家庭和家族关系的稳定。人们不至于因群体内存在的混乱性关系，而导致家庭、家族财产和继嗣关系的混乱，动摇家族聚居的模式。“同村不找”的原因还在于打破家族的孤立状况，不同村寨之间的男女缔结婚外情人关系，其实质是借助两性关系的缔结，来实现家庭、家族社会网络的扩张，增强家庭、家族的生育机会以及经济聚合能力，最终强化家庭、家族的生存能力。
（三）限制婚姻状况及年龄。洱源西山白族的传统习惯法对婚前怀孕规定了很重的经济惩罚措施，并对此施以一定的社会压力，因此除极个别情况外，当地几乎都没有婚前私生子。对婚前受孕的严厉禁止，是为了明确并维护父系继嗣，杜绝继承关系不清甚至混乱对社会组织结构带来的不安定因素。因此，当地男子“透白活”的对象大都是已婚女性。有了婚姻的建构，“ 透白活”所生育的子女就可以为婚内夫妇所共有，归属于名义父亲的家族，有义务参加这个家庭的共同劳动，发展家庭经济，同时也有权利继承名义父亲的财产。此外，“透白活”对年龄也有一定的规范。在一般情况下，年轻夫妇“透白活”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人们认为，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有这方面的需求。随着子女年龄的增大及数量逐渐增多，“ 透白活”的频率就会相应降低。这显然与两性本身的性生理活动规律有关。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性活动能力随之下降，特别是女性，一般到了45 岁以后，“透白活”的就很少了。在儿女长大成人的过程中，父母也在不断成熟，与村寨之间的社会联系日益加强，他们需要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处理各种日常事务，这就挤占了父母“透白活”的时间和空间。另一方面，在儿女逐渐明白了“透白活”的意思之后，父母为了维护自己在儿女面前的尊严，在“透白活”方面也会有所节制。但是，对于性能力较强的男性而言，他们则不顾年龄的因素，有的甚至到了七八十岁还在“透白活”。
20 世纪50 年代民主改革以前，大理洱源西山白族传统的父母包办婚姻制度与体现自由性爱的“透白活”习俗是并存的，这是白族地区传统宗教意识形态以及两性自由恋爱交往方式，在原住民从坝区向山区迁移过程中，随自然生态条件变化和社会生活条件改变而产生的特殊历史文化现象。民主改革以后，随着政治体制的变化，交通及教育条件的改善，经济发展的冲击，传统的“透白活”习俗也经历了不断的变迁。现代婚姻制度的确立，打破了传统的“娃娃亲”婚姻模式，“透白活”赖以存在的制度性基础由此随之消失。随着交通、信息和教育条件的逐步改善，当代一夫一妻的婚姻文化与“透白活”习俗之间产生了冲突，于是，在传统与现代价值观的冲突中，“ 透白活”习俗由公开走向了隐蔽。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导致了夫妻之间从地域到时间上的分离，成为引发“背叛”与“不忠”的重要原因，在专偶的当代婚姻价值观与多偶的“透白活”传统习俗之间，当地人在艰难地寻求着某种平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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