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九月七日，奥地利前外交部长克奈斯尔在接受今日俄罗斯（RT）采访时对当今西方主要国家的政客们做出了尖锐的评价。克奈斯尔认为，当下西方国家政客的心智几乎和青少年一模一样，他们的脑子里只想着如何宣泄仇恨，却丝毫不在意人民的利益。克奈斯尔举例称，俄罗斯和土耳其存在很多利益纠纷，但是两国的官员们都维持着理智，选择务实的交往方式，在交流时表现得非常成熟，这为两个国家的人民带来了非常多的实惠。但是很遗憾，在今天的西方国家，很少有政客具备这种理智和成熟，所有人都将宣泄极端情绪作为首要任务。
克奈斯尔对西方国家政客的评论非常客观准确，可谓是一针见血。如今西方国家政治极端化现象非常严重，在美国，现总统拜登指责前总统特朗普及其拥趸“对美国的民主制度造成了威胁”，而特朗普则反击称拜登和民主党是“国家的敌人”；在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公开表示，她不在乎德国民众怎么想，一定会坚决支持乌克兰；在英国，利兹·特拉斯刚刚当选首相，就立刻表示要访问乌克兰，对目前英国高涨的能源价格则漠不关心。这些迹象充分说明了，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政客们要么在互相攻击、要么通过攻击外国来转移矛盾，通过输出情绪来彰显存在感，但就是不采取实际行动来解决国内问题，也无法采取具有实际意义的政策来缓和国际关系。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有二，首先是西方国家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加剧，导致社会撕裂。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开始了大踏步的去工业化进程，将工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只在本国进行金融、研发和文化产业等工作。这一选择在当初看来并没有错，但是站在现在的角度来看，金融、研发和文化产业虽然附加值很高，但是体量却相当有限，容纳不了足够的就业人口。
比如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集团虽然名列世界五百强，但是在全球雇员总人数却不到两万人，在全美雇员人数不足一万人。既然可以容纳大量就业人口的工业飞速流失，附加值高的产业提供的岗位数量又相当有限，这就势必造成社会贫富分化严重。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和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西方国家的政府完全不会将遏制贫富分化当作义务，只会任由其继续发展，这就为西方政治家“青少年化”提供了阶级基础。
其次，就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并不适应目前的形势。在西方政治制度建立的早期，只有拥有一定资产的成年男子才享有政治权利，因此尽管当时的西方国家贫富分化比今天还骇人听闻，但却并未造成严重的政治分裂；而在西方国家逐渐普及政治权利的年代，其国内的贫富分化现象尚未发展到今天这样恐怖的水平，因此当时的西方社会也没有出现大幅度的撕裂。
然而今天，由于贫富分化和社交媒体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社会分裂现象已经触目惊心，而在西方民主模式之下，一位政客表现得越极端、发表的言论越博人眼球，就越能收获忠诚的拥趸，特朗普就是靠发表激进言论收获了大量忠实的“粉丝”；某南亚大国的总理也是靠煽动民粹主义当选的。而这种靠发表激进言论当选的政客，就必须采取相应的政策来回应自己的支持者，否则就会被自己煽动的极端情绪所反噬。在社会阶级分化的大背景和西方政治制度的要求之下，西方国家的政客只会越来越极端、越来越激进。
众所周知，这种政治氛围并不利于国家治理，并不利于解决问题。但是在没有责任终身追究制度的西方，政客们只管自己当选，从不做长远规划。如果自己执政期间出现了大问题，便可以将责任全部推到政敌身上即可。
比如美国在抗击新冠疫情时，就出现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相互推卸责任、美国向中国“甩锅”的滑稽现象，但就是没有一名政客为这一塌糊涂的局面负责。客观地说，西方的政治制度在历史上的确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显然已经不适应现在的形势了。现在的西方国家很难产生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在糟糕的政治生态下，诞生的只有一个又一个靠宣扬民粹主义而当选的跳梁小丑罢了，而这也充分说明了西式民主制度的运行情况已经非常糟糕。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在欧美政客无法缓解国内矛盾的前提下，所谓的“零元购”、“美丽风景线”或将变成西方部分国家的常态，毕竟眼下愈发撕裂的西方社会，已经成为了滋养暴力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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