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澳大利亚，有这样一个人，他有着优渥的生活，较高的社会地位，幸福和谐的人际关系，已经满是荣誉的一生，却依然对“活下去”一事失去了兴致。
1914年大卫·古德尔（David Goodall）出生于伦敦。
读书时期，古德尔发现，他对现在所学的东西索然无味，反而是对化学有着浓厚的兴趣。
于是他毅然决然地转了专业，成为了一名化学系的学生。
1941年他在帝国理工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这个时候，他突然又对生物产生了兴趣，于是便去攻读了生物方面的学科。
1948年，古德尔移居澳大利亚。此时的他已经在生物学和化学上有了相当大的成就。
植物学家大卫·阿什顿（David Ashton ）认为他为二战后的营养生理学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刺激”（enormous stimulus）。
除了做研究，古德尔还喜欢打网球，这个运动让他觉得身心舒畅。
如果不是90岁的时候，他的心脏有问题，估计他还会继续打下去。
1998 年，已经年过八旬的古德尔在他退休之后开启了事业的第二春——成为伊迪丝考文大学（Edith Cowan University）生态系统管理中心的名誉研究员。
再次工作的古德尔，感到人生又一次焕发了光彩。
他走在校园里，每天的课程安排得满满当当的，他不觉得累，反而觉得充实。
古德尔在这里又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这些朋友当中有他的同事，还有他的学生。
他们一起插科打诨，说着笑话，成为了古德尔平日里最快乐的时光。
然而，这样的时光也要被掐断了。因为伊迪丝发现了古德尔的“秘密”。
原来，古德尔在1998年的时候，因为年岁过高被吊销了汽车执照。
从那个时候开始，古德尔唯一的通勤方式就是坐公交和地铁。
这需要花费古德尔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这期间还要转两趟公交和一次地铁。
这样的生活每个星期四次，对年轻人来说并不算是一个特别大的体力活，但是对老人来讲却非常辛苦。
伊迪丝怕担责任，于是礼貌地劝退古德尔离职。
古德尔不得不接受了伊迪丝的提议，但在这之后，他便陷入了沉重的抑郁期。
古德尔开始反思，是不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导致学校觉得他做不了事了？
卡伦自然是见不得父亲受这种委屈，她斥责学校这种做法让古德尔丧失了他的社交圈子，以及他人生的乐趣，是一种非常不人道的做法。
这件事情引发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许多媒体都认为学校此举是一种老年歧视，并且纷纷对伊迪丝进行了控诉。
伊迪丝迫于舆论压力，只能取消劝退古德尔。
但是，古德尔自此之后不能再去他熟悉的校园，和他熟悉的同事一起聊天。
古德尔只能去到离他家更近一点的校区，学校还特地给他配备了一个医护人员随行。
除了参加每周的工作会议之外，古德尔无需再参加任何研究和实验。
尽管之后，古德尔依然参与了《世界生态系统》系列的主编工作，却和他最想做的事情背道而驰。
对于一个前半生埋头在科学研究的人来说，实验已经成为了古德尔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是，却因为“年事已高”这样的理由，让古德尔失去了他人生最重要的动力与活力。
古德尔曾经对媒体说过：“如果不是因为我年龄大，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在古德尔看来，所有人都认为他应该安享晚年。
所谓的“安享”，原本应该是让老人们摆脱掉在年轻时受的种种束缚，惬意且自由地生活。
但是之后却渐渐变成了让老人无所事事地度过晚年。
雪上加霜的是，不仅仅是他所钟爱了70年的事业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他所喜爱的兴趣爱好也不得不偃旗息鼓。
随着年岁的增长，古德尔的视力逐渐下降，但在百岁的时候还能比同龄人健康、清醒，已经实属难得了。
可现实还是给古德尔上了重重的一课，让古德尔意识到，他不仅不再年轻，而且也没有活下去的必要了。
那是一个寻常的日子，古德尔在他的家中走着。
那时候他已经需要拄着助行架步行，虽然十分吃力，但也算行动自由。
就在这个瞬间，古德尔忽然感到脚下一滑，他摔了一跤，重重地倒了下去。
古德尔试图站起来，却发现自己浑身使不上力气，只能孤单、无助地躺在家里的地上。
在这期间，他曾经试过大声呼喊，回应他的只有空无一人的死寂，这给古德尔的内心重重地敲上了一击。
怀揣着绝望、无助的心情，古德尔待了不知道多久。
蓦地听到了开门声，紧接着他听到了定期打扫的保姆的呼喊声，古德尔这才松了一口气。
后来他才知道，他躺了足足两天。
这件事情，给古德尔的身心带来巨大的打击，也让古德尔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要安乐死。
安乐死，指的是注射致命药物来获取无痛苦的死亡。
在多个国家都已经成立了相关的法案，但是澳大利亚并没有。
所以，古德尔只能去瑞士——这是全世界唯一一个通过了安乐死法案，并允许外国人预约安乐死注射的国家。
其实，古德尔不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想法。
他早在20多年前就加入了“退出国际”（Exit International）组织。
该组织是一个总部设立在澳大利亚的非营利组织，其宗旨是倡导安乐死合法化。
古德尔在加入的那刻，估计早就有安乐死的打算了。
古德尔104岁的生日宴会，原本是一场快乐的庆生，古德尔却面色沉重地说道：“我非常遗憾活到这个年纪。”
若生日愿望真能实现的话，古德尔说，愿望就是：“我不快乐，我想死。”
古德尔说完后，不敢看着孩子，现场一片死寂。
良久，他抬起头看着子女们的脸色。
迎接他的，是子女们理解和宽容的笑容。
在和子女们的眼神交织中，古德尔明白，孩子们理解了他的苦衷。
也许是因为前两年学校辞退古德尔的事件，加上古德尔在家中两日无人发现的事件，子女们也明白了古德尔的内心。
卡伦是最了解父亲心意的人，她就曾经说过：“每个人都会变老。是不是变老之后，就只能变成被人看护的存在，不能再做其他的事情，不能再为社会做贡献？”
在得到了子女们的支持之后，古德尔也得到了“退出国际”的组织的支持。
组织的创始人菲利普·尼兹奇克（Philip Nitschke）帮他募捐了2万美元前往瑞士。
这件事情在国际上引发了剧烈的回响，一个“人生赢家”为何要选择自杀这一条道路？古德尔也明白许多人的困惑，他想向所有人告知他的想法。
2018年5月8日，古德尔接受了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
“五到十年前”，他的生活不再令人愉快，部分原因是他的行动能力和视力下降。
“我的生活一直在野外（工作），但我现在不能外出，”古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说，他需要轮椅和助行架才能四处走动。
“我希望能够再次走进灌木丛，看看我周围的一切，我仍然可以享受鸟鸣……”他补充道。“但我却无法再如往常那样感同身受。”
古德尔告诉CNN，他宁愿在 1998年失去驾驶执照时死去，并补充说84岁时失去独立是他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时刻。
“在我这个年纪，我早上起床。我吃早餐。然后我就一直坐到午餐时间。然后我吃点午餐就坐。那有什么用？”
古德尔在接受采访时穿着一件上衣，上面写着“可耻地衰老”。
次日，古德尔在一个拥挤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我这个年纪，甚至比我还小的年纪，一个人想要自由地选择死亡，以及什么时候死亡是合适的时机。”
他不再觉得自己与这个世界有关系了。
在古德尔看来，希望他的遭遇和想法能够影响到更多的人，希望更多人能够重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品质，而不是单纯认为这只是一场寻死觅活的闹剧。
2018年5月10日，古德尔在瑞士巴塞尔的一家诊所接受了安乐死的注射。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对生活充满了尊严与热爱。
在到达瑞士之后，古德尔需要做各方面的检查，主要是精神方面，需要医生证实他的心智健全。
这时，古德尔提出了一个要求：他需要全程德语。
老人如此执拗，让在场的医护人员哭笑不得。
但是古德尔却说：“我希望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医护人员才知道，即使是到生命最后一刻，老人也想保全自己的尊严。
做完检查后回到酒店，护士看着古德尔神情怪异，有着丰富经验的他猜测出来，古德尔是想如厕，于是他询问古德尔需不需要帮忙。
古德尔断然拒绝，并且支撑着助行架，艰难却执着地走向了卫生间。
到了晚上，护士又问他需不需要洗澡，古德尔表示他“不喜欢”每天洗澡，除非他想。
这些生活上的细节，代表着他渴望独立。
古德尔在最后的日子里主要是招待来来往往的家庭成员。
酒席上他喜欢来一杯，不过他也因此体力不支，很快就在餐桌边睡着了。
在古德尔生命的最后一晚，他耐心地等待家人来带他出去吃炸鱼薯条晚餐。
然后就到了他离开人世的那一天。
古德尔需要自己动手，通过静脉滴注戊巴比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种化学物质通常用作麻醉剂，但过量服用会致命。
在启动滴灌之前，医生询问古德尔：“你是谁？你在哪里？你知道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吗？”
古德尔清楚地回答了医生的问题，并且在临死前，他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他想听一首最喜欢的歌曲。
这不是什么难事，医生应允了，古德尔选择了贝多芬的《欢乐颂》，并且启动了静脉注射戊巴比妥。
在开始静脉输注戊巴比妥后，他睁开眼睛惊呼：“这需要很长时间”。
随着《欢乐颂》的曲调，他在陷入永久的沉睡之前最后咳嗽了一声。
从古德尔的人生经历中可以看出，他一生光彩熠熠，从未停止过工作和享受生活。
其实古德尔的选择，从另一种意义上非常容易理解。
人生的意义不在于长度，而是在于宽度。
他不愿意碌碌无为，不愿意成为他人的负累，这才是他选择安乐死的真正原因。
参考文献：
[1]David Goodall, 104, takes final journey at Swiss assisted-suicide clinic USA Today, 10 May 2018
[2]Australian scientist David Goodall dies after lethal injection Sydney Morning Herald, 10 May 2018
[3]David Goodall's final hour: An appointment with death ABC News, 9 Jul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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