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好聚好散的年代
离婚最开始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出现结婚的时候。我国在宋朝之前，都属于好聚好散的时代。尤其对于男性而言，更是简单容易得不要太方便。只需要看不惯三个字，就可以把老婆一脚踢开。
比如儒家的“亚圣”孟子，就闹过一场离婚风波：某天他突然回家，发现妻子独自一人在屋里“踞坐”——两脚分开蹲坐于地，敏感的孟夫子就受不了了，报告老母亲：这个妇人太不讲文明，请准我把她给休了。幸好明事理的孟母说你回家也不提前招呼、静悄悄地像职业杀手一样谁顶得住啊，“汝之无礼也，非妇无礼也”，孟子的老婆才免于被逐出孟家的命运。这段记载来自《荀子·解蔽》和《韩诗外传》，儒家经典没必要给儒家自己的旗手泼脏水吧。
孟子还算事出有因，孔子的弟子曾子更奇葩，据说他要求休妻离婚的理由是：老婆没有把梨蒸熟——“说了九分熟九分熟，没蒸熟连血丝都还在叫人怎么下口？”老婆反问他，休妻的七条规则里没蒸熟也算（妇有七出，不蒸亦预乎）？曾子大义凛然：没蒸熟就是没蒸熟，你还敢狡辩问这问那（蒸不熟而已，何问其故乎）?
这里提到的“七出”，其实就是见于《大戴礼记》中的“七去”休妻规则，妻子只要违反七宗罪中任何一条，丈夫就可以杀无赦斩立决：
公婆看不顺眼，休（不顺父母,去）
不管是不是公鸡的问题，小腹扁平，休（无子,去）
给丈夫送绿帽子，休（淫,去）
对待其他妻妾表现得像继母看白雪公主，休（妒,去）
得了新冠，休（恶疾,去）
唠唠叨叨叽叽歪歪指手画脚说三道四，休（口多言,去）
藏私房钱，休（盗窃,去）
虽然“好妻子守则”看起来一目了然，但实际运用起来完全可以不照此常理出牌。想休妻的名将吴起丢给老婆一条丝带让她照着织一条，老婆精益求精呕心沥血织出一条更华丽的，结果还是被吴起休掉了，理由：没有按照指令织得一模一样。
要说稍稍能令人欣慰的，就是女性也有主动离婚的权利和自由选择，而且离婚后也不会受到什么歧视。著名的京剧“马前泼水”，汉朝名臣朱买臣的妻子就因为嫌他穷跟他离婚，后来见他富贵了又要求复合，导致朱买臣把一盆水往马前一泼，说你捡起来我们就复合。
当然不是人人都像朱买臣夫人这样运气差。秦末燕王臧荼的孙女臧儿，把自己的女儿王娡嫁给了平民金王孙，美满的小两口还有了女儿。结果臧儿听信算命先生“你女儿贵不可言”的预测，强迫王娡跟金王孙离了婚待在家，等皇子刘启宫中招人的时候托关系送了进去。
结果已为人母的王娡不知怎么就受到了刘启的宠爱，等刘启被立为太子，更为将来的汉景帝生下了三女一男。而这唯一的男孩，就是跟秦皇并称的汉武帝刘彻。
看，舍不得离婚，哪来的贵不可言？到了唐朝，一百多名公主里面就有三十多人离婚再嫁，时人也没有大惊小怪。在好聚好散的年代，离婚就像敦煌《放妻书》里那样痛快兼愉快：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一拍两散，谁也不欠。
2 好聚不好散的年代
到了宋朝之后，情况变得不一样了：虽然仍有离婚现象发生，例如陆游跟唐婉离了婚才有了创作《钗头凤》的灵感——但总体上是越来越难。
早在战国时期，《管子·小匡》里就有“士三出妻，逐于境外”的条文——离婚次数多了，一脚把你从富饶文明的齐国踢到鸟不生蛋的秦国去。东汉时的冯衍，年老出妻结果遭来批评。宋代士大夫认为出妻的人属于没有品行，以“无子”这一条为例，妻不生子不还可以纳一堆妾吗，为什么一定要走到导致社会关系动荡的离婚这一步？
等社会显学发展到程朱理学，离婚就更难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离了婚女方除非不再嫁，再嫁就是道德沦丧、就是恬不知耻、就是身败名裂；“存天理，灭人欲”，天理就是从一而终，人欲就是好说好散。
所以离婚往往意味着付出代价。比如李清照在前夫赵明诚去世后，改嫁给了张汝舟。结果婚后李清照才发现张汝舟只是想骗钱、而张汝舟也才发现能骗到的钱并没有自己原来想象那么多，于是开始冷战，张汝舟甚至还施以家暴。等李清照发现张汝舟的官是行贿买来时，便报官告发且要求离婚。
宋代法律规定，妻子告发丈夫，即便属实也要“徒刑两年”。李清照一只脚踏出婚姻的监狱，另一只脚就要踏进官府的大牢。最终离婚成功，李清照也在拘押通知书上签了字。幸好枉法这种事也不稀奇，仅仅吃了9天的看守所伙食，李清照就在当地官员的关照下被无罪释放，得以无婚一身轻地继续创作“人比黄花瘦”。
到了明清，畏离婚如虎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除了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离婚都不被认为具备充分理由。不要说女方再不能像王娡一样吐故纳新，就是男方不慎娶了悍妻妒妇，一般也只能忍气吞声。
当然吃亏的一方往往还是女性。《明史·耿九畴传》中记载，明景帝朱祁钰时的刑部右侍郎耿九畴，在审理妻子起诉丈夫要求离婚的案件时，坚决不同意女方的诉求，最终杖责女方二十下，交其丈夫带回家严加管教。在地下的李清照要是知道，可能会庆幸自己早生了两百年。
从宋代以来对于离婚的排斥、鄙夷和不屑，一直绵延到二十世纪。羞于离婚耻于离婚，成了社会公认兼默认的道德准则。直到西风东渐，才开始慢慢起了变化。比如瞿秋白跟已为人母的有夫之妇杨之华好上之后，跟杨之华的丈夫沈剑龙也相谈甚欢，最后三方协议圆满达成。1924年11月27日，上海《民国日报》头版广告栏里，三则启事同时公开发表：
杨之华沈剑龙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
瞿秋白杨之华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
沈剑龙瞿秋白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
为了要爱因此要离，在民国新人那里屡见不鲜。徐志摩为了追求林徽因，强迫已有两月身孕的张幼仪离婚；陆小曼为了徐志摩的爱情，也强行要与丈夫王赓离婚——最终陆小曼被称赞打破“三从四德”，而张幼仪和王赓，则被当时的后浪年轻人视为“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至于1931年文绣要求与溥仪离婚且最终成功，更是让末代皇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离过婚的皇帝。
只是此时对女性还是太不公正。鲁迅的小说《离婚》中，受尽夫家欺凌而鼓足勇气闹离婚的农村妇女爱姑，依然在强大的旧势力下败下阵来。1930年的《民律草案》一边规定不准重婚，一边又规定娶妾不算重婚；一边规定丈夫发现妻子出轨可以提出离婚，一边又规定妻子发现丈夫出轨除非被判刑否则不得提出离婚。类似的双标，无非说明在当时的社会习俗之下，法律也不得不把鼓吹的男女平等先往后放一放。
所以1950年的新婚姻法，“一方提出离婚即行生效”才会是一项新突破，这一条款其实早在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中就已出现。
“我为什么主张不加条件，一方要离就可离呢？理由是中国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最受压迫的是妇女，婚姻问题上妇女所受的痛苦最深。早婚、老少婚、买卖婚姻、包办婚姻是普遍现象，所以，一方坚持要离就让离，主要根据广大妇女的利益提出。”
这是1950年1月，邓颖超在中央妇委讨论《婚姻法》草稿条文时的发言。虽然难免会让飞黄腾达的新贵们更容易另觅新欢，但也能让更多的处在牛马不如婚姻状况里的女性，能看到离婚之后的光明。
3 好散又不好散的年代
时代总是在进步的，当今社会对于离婚已经比一百年前宽容多了。其实在2003年以前，即便在中国，离婚也需要有一个月的审批期。2003年取消了审批，导致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离婚最方便、完成最快捷的国家之一——离婚证9元一个当场可取。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金眉曾举过一个极端的例子：北京一对夫妻在一个月之内结婚八次、离婚八次。抛去周末不算，他们每周差不多都要去两次民政局。
放眼世界，离婚未必都像当今一样容易。1525年，英王亨利八世要跟妻子、西班牙公主凯瑟琳离婚，理由跟东方的七出差不多：不能为他生下男性继承人。当时的天主教廷强烈反对亨利另立新欢，于是亨利八世一怒之下宣布脱离罗马天主教廷。因为国王要离婚，而导致最终天主教会在英国的地位被贵族所取代，对英国和世界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一场激进的宗教改革，竟然源于一段破裂的感情。
天主教本就是一个强烈支持婚姻永固、坚决反对婚姻玩完的宗教。婚礼一旦完成，就只有丧偶而没有离婚。上世纪七十年代，台湾作家三毛跟西班牙人荷西结婚，西班牙离婚率是完美的接近于零。直到2005年之前，离婚在西班牙都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夫妻感情不和”很难被法官接受为正当的离婚理由。依据天主教的规定，在教堂结婚就不许离婚——就算法律允许离异了，教堂也会永远把你们登记为夫妻，你要想再到教堂结婚，只能是妄想。
因为宗教信仰的原因，如今世界上仍然有梵蒂冈和菲律宾不允许离婚。在美洲，智利是2004年才通过了离婚法；在欧洲，马耳他更是2011年经过全民公投，才决定本国公民可以合法离婚。跟一个月离八次的北京伉俪相比，无异于有人减肥有人饿死没粮。世界有时太大了，大得足以令人恨自己没有生在其他的地方。
虽然“离婚冷静期”如今上了热搜成为了热议的话题，但放眼世界，其实许多国家早就有类似的法规出台，早已不算新鲜事。比如韩国规定申请离婚的夫妻，必须经过3个月的“熟虑期”，没有子女可以减到1个月；美国的普通离婚程序，需要经过6个月的等待期，才能终止夫妻关系；英国的期限是9个月；加拿大则规定要分居一年，才准许办离婚手续——除非有明显的出轨或虐待证据。
所以宋慧乔宋仲基虽然离婚跟结婚一样轰动，但也必须等上一个月才能尘埃落定。只是在这个好散又不好散的年代，爱情仍然是难解的悖论：孑然一身的人自嘲为单身狗，期待许愿找到盼望中的另一半，一旦找到就黏在一起海誓山盟天荒地老；等到情侣变成夫妻、夫妻变成室友、室友变成怨偶、怨偶变成死敌时，又巴不得早日结束噩梦，连多等三十天都觉得无比漫长。婚姻可能一直会持续，男女也许最终会平等，但人与人就算能用离婚解决掉一时的眼前折磨，也摆脱不了恩怨爱憎永远无休止的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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